维C文学那黑乎乎的药膏，像一层神秘的苔藓，覆盖在弟弟身上狰狞的伤口上，也覆盖在这个家本就沉闷的空气上，增添了一股挥之不去的、苦涩的草药味。日子，在弟弟时断时续的哭闹和呻吟中，被拉扯得格外漫长。
母亲王秀芹将所有的心力和那借来的、不知能支撑多久的钱钞，都倾注在了弟弟身上。她严格按照土医的嘱咐，每天数次为弟弟清洗、敷药，动作虔诚得如同在进行一场庄严的法事。她的全部世界仿佛缩小到了那张病榻，以及榻上那个被疼痛折磨的幼子。她的背影对着我们，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隔绝了所有试图靠近的关心，或者说，她根本不需要除了弟弟康复以外的任何东西。
父亲林建国变得更加透明。他笨拙地想帮忙，却总被母亲一句“别在这儿碍手碍脚”喝退。他只能更频繁地溜出去，用酒精麻痹自己的无能和内疚，回来时带着更深的颓唐，蜷缩在屋角的阴影里，像一件被遗忘的旧家具。
而我，则被一种无形的指令束缚着——保持安静，不要添乱。我尽量待在里间，或者帮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减少在外屋的出现。每一次看到母亲为弟弟敷药时那专注到近乎狠厉的眼神，我的心都会像被什么东西揪紧。那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有对弟弟痛苦的心疼，有对母亲那种强大而专注的母性力量的陌生感，更有一种清晰的认知：在这个家里，我的悲喜，无足轻重。
奶奶是唯一一个还能维持这个家基本运转的人。她默默地操持着三餐，清洗着弟弟换下来的、沾着药渍的布条，还要时刻留意着母亲那根紧绷的、随时可能断裂的神经。她偶尔会在我默默帮她择菜时，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轻轻拍拍我的肩膀。那无声的安慰，是我在那段灰暗日子里唯一的暖源。
舅舅自那天出事后，就消失了。没有人提起他，仿佛他的出现和消失，只是为了引爆这场灾难。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对他无声的谴责，以及一种刻意维持的、脆弱的平静，等待着下一次不知从何而来的破裂。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母亲在给弟弟换药时，突然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我们围过去，看到弟弟背上和手臂上一些严重的烫伤部位，非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开始渗出黄水，边缘红肿得发亮，甚至散发出一丝若有若无的、不祥的气味。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手指颤抖着，几乎不敢再去触碰那些伤口。“怎么会……怎么会这样？明明是按方子来的……”她喃喃自语，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慌乱和无措。那赖以支撑的、对偏方的信念，开始出现裂痕。
“得再去医院看看。”奶奶放下手里的活，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
“去医院？哪还有钱？！”母亲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上次借的钱都快用光了！医院就是填不满的无底洞！”
她的声音尖利而绝望，在狭小的房间里冲撞。父亲在一旁，把头埋得更深了。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奶奶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房东阿姨，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脸上带着同情和一丝无奈。
“大妹子，”房东阿姨把信封递过来，“这是……下个季度的房租，本来该过几天交，但我家那口子催得急……你看……”
母亲的背影僵住了。她没有回头，但整个身体的线条都透出一种冰冷的僵硬。奶奶默默地接过那个薄薄的信封，没有说话。
房东阿姨叹了口气，看了看里屋方向，压低声音对奶奶说：“孩子怎么样了？我看……还是得信医院的，那些土方子，说不准的……”她顿了顿，又补充道，“要是实在困难……我跟当家的说说，宽限几天也行……”
房东阿姨走后，屋里陷入了一片死寂。房租、无效的药膏、弟弟恶化的伤口、即将见底的钱袋……所有的问题像一座座大山，轰然压下。
母亲慢慢地转过身，她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疯狂和坚韧，只剩下一种被现实彻底击垮后的木然。她的目光缓缓扫过奶奶，扫过父亲，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目光，不再是平日的厌恶或忽视，而是一种冰冷的、带着权衡的审视。像是一个商人在打量一件可以估价的货物。
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比开水烫伤更可怕的寒意，沿着脊椎爬了上来。
“晚丫头，”母亲开口了，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你过来。”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奶奶的衣角，脚步迟疑地挪了过去。
母亲上下打量着我，然后对奶奶说：“妈，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城南那个纺织厂的刘主任，他家是不是想找个年纪小点的、能干活又听话的……丫头？”
奶奶的身体猛地一震，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秀芹！你……你想干什么？晚丫头才多大！”
“多大？不小了！”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戾气，“家里什么情况你看不见吗？宝儿等着钱救命！房租等着交！她一个丫头片子，早点出去找条活路，还能给家里分担点！难道要我们全家抱着一起死吗？！”
“那是去做工吗？那是……”奶奶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力道大得让我生疼，“那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你拿钱出来啊！”母亲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碗碟震得哐当作响，“你儿子没本事！现在你孙子要死了！你护着一个赔钱货有什么用？！”
“赔钱货”三个字，像三根冰冷的针，扎进我的耳朵，直透心底。我抬起头，看着母亲那张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扭曲的脸，看着奶奶气得发白却无力反驳的嘴唇，看着父亲那颗几乎要埋进裤裆里的头颅。
房间里充满了母亲粗重的喘息声和弟弟细微的呻吟。空气中那苦涩的草药味，此刻闻起来，更像是一种命运绝望的味道。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了我。我看着这场因我而起的、却又与我本身无关的争吵，仿佛在看一出与己无关的闹剧。我知道，在这个家里，我的去留，我的未来，从来不由我自己决定。
奶奶最终没有再说话，只是那握着我的手，一直在微微颤抖。她的沉默，像一种沉重的共谋，宣告了我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被摆上了现实的祭坛。
母亲见奶奶不再激烈反对，喘了口气，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那其中的冰冷并未减少：“明天，我就去打听打听。晚丫头，你也准备准备。”
她说完，不再看我们，转身又回到了弟弟的床边，仿佛刚才那个决定送走女儿的人不是她。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奶奶松开了我的手，踉跄着走到灶台边，开始机械地刷洗着那几个本来就干净的碗。她的背影，比任何时候都要佝偻。
父亲始终没有抬头，也没有说一句话。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那个需要“准备准备”的未来，绝不是光明和希望。它更像另一个形态的、没有塑料布遮挡的“地下室”，而我，即将被亲手推进去。
窗外，省城的夜色霓虹闪烁，映照进这间拥挤破败的屋子，却照不亮我心里的任何一寸角落。那里，只有一片冰冷的、死寂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