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当倒爷，航母给搬回来了？

又在使馆住了一晚。

这一晚，许安然睡得很沉，但脑子没停。梦里反复演练着陈卫国教的那些话术、步骤、可能遇到的刁难和应对方法。醒来时，天刚亮，她却觉得比睡足十个小时还要清醒。

吃过早饭，她向陈卫国道别。

“都记清楚了？”陈卫国送她到使馆侧门，不放心地又问了一遍。

“记清楚了。”许安然点头，“废旧金属工艺品，教学演示模型，损坏无法使用，按废铁价申报，分开包装，态度自然。”

陈卫国笑了：“行，你这脑子，比很多跑惯了的倒爷还灵光。”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车皮我帮你问到了，后天晚上，走满洲里口岸。是一家国企贸易公司回程的空车皮，带点私货没问题，费用我谈好了，按最低价。你明天把东西送到这个地址。”

他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个仓库地址和联系人。

“到了就说我的名字。他们会帮你装箱，贴标，办临时托运手续。剩下的，就看你自己过关了。”

许安然接过纸条，用力握了握：“陈同志，大恩不言谢。”

“别说这个。”陈卫国摆摆手，神情认真起来，“最后提醒你一句，从使馆出去，到把东西送上火车之前，是最危险的时候。孙二狗的人肯定还在找你。千万小心。”

“我知道。”

许安然背起那个依旧鼓囊的挎包，里面是重新包裹好的伺服电机。她最后看了一眼使馆院子里飘扬的国旗，转身，汇入清晨莫斯科稀疏的人流。

她没有直接去纸条上的仓库。而是先去了陈卫国提过的、离使馆不算太远的一个跳蚤市场。

市场在一个废弃工厂的空地上，露天，积雪被踩得泥泞不堪。摊位杂乱，卖什么的都有：旧衣服、锅碗瓢盆、书籍、勋章、破乐器、甚至还有不知道真假的古董。摊主大多是面容愁苦的俄罗斯老人，裹着厚重的衣物，在寒风里缩着脖子。顾客里则混杂着当地人、东欧面孔，以及不少像许安然一样、眼神里透着精明和警惕的中国倒爷。

空气里弥漫着旧物的霉味、劣质烟草味和煎油脂的味道。

许安然小心地避开人流，目光快速扫过一个个摊位。她需要“道具”——一些看起来廉价、不起眼，又能合理容纳电机零件的旧东西。

她在一个卖旧玩具的摊位前停下。

摊主是个缺了颗门牙的老太太，面前铺着一块脏兮兮的毯子，上面堆满了铁皮火车、发条青蛙、掉漆的套娃、塑料士兵，还有几个脏得看不出本色的毛绒玩具。都是些苏联时期的儿童玩具，陈旧，破损，蒙着厚厚的灰尘。

许安然蹲下来，装作随意翻看。

集中精神，快速扫过。

视野里，大部分玩具都笼罩在灰蒙蒙的光晕中，是真正的垃圾。但其中几件，比如一个铁皮火车的车头（绿光，结构还完整），一套颜色还算鲜艳的套娃（微弱绿光），泛着淡淡的、代表“尚可使用”或“有基本价值”的光。

这些正合适。

她挑了一个最大的铁皮火车头（车体中空），一套中号的套娃（可以拆开），还有一个破损的、用来装玩具的旧纸箱。

“多少钱？”她用简单的俄语问。

老太太伸出三根手指，又弯下一根：“两百卢布。”

许安然摇头，指指玩具上的污垢和破损，伸出两根手指：“一百。”

老太太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大概是不满，但看许安然要走，赶紧点头：“一百五！拿走！”

许安然数出一百五十卢布递过去。老太太接过钱，看都没看就塞进怀里，把玩具和纸箱胡乱推给她。

抱着这堆“破烂”，许安然离开跳蚤市场，找了个僻静的背风处。

她拆开那套套娃，最小的只有拇指大，最大的像个小南瓜。又打开铁皮火车头，里面是空的，空间正好。

然后，她打开自己的挎包，露出被床单包裹的伺服电机。

拆解的过程需要极其小心。她没有专业工具，只能依靠那把小改锥和有限的技巧。好在之前已经卸过一次外壳，螺丝虽然勉强拧回，但不算太紧。

她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在冰冷的墙角，一点点将电机拆解成几个主要部分：外壳（最沉）、线圈组、磁钢和轴承组件、控制线路板（用防潮油脂包裹着，单独取出）。

拆下来的零件，她用工人的油污布（从旅店顺的）再次擦拭，抹上一点从跳蚤市场顺手买的、最便宜的防锈膏（更像油脂），让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废旧零件，而非精心保养的精密部件。

然后，开始伪装。

线圈组用旧报纸包好，塞进最大的套娃肚子里，周围塞满碎布条固定。

磁钢和轴承组件，用更多的油污布包裹，塞进铁皮火车头，上下用硬纸板卡住，防止晃动发出异响。

最麻烦的是控制线路板。体积不大，但最精密。她找到一个装过药片的、带泡沫内衬的小塑料盒，把线路板放进去，用泡沫压紧，然后塞进中等大小的套娃里。

至于最沉重、也最显眼的外壳，她直接放回旧挎包，用剩下的破床单和几件旧衣服裹住，看起来就像一堆沉重的金属废料。

最后，她把装好“零件”的套娃和火车头，连同其他几个没动过的、更破旧的玩具，一起放进那个脏兮兮的纸箱。纸箱里还扔了几张旧俄文报纸、一些彩色的碎塑料片作为填充。

完成这一切，她仔细检查了一遍。

从外表看，这就是一箱再普通不过的、从跳蚤市场淘来的、准备带回国哄小孩或者当摆设的旧苏联玩具。毫不起眼。

除非有人把玩具拆开，否则绝对想不到里面藏着什么。

胃里传来熟悉的抽搐感。刚才集中精神拆解伪装，又消耗了能量。她剥开昨天陈卫国给她的一块水果糖（使馆食堂拿的），含进嘴里。甜味让她稍微振作。

下午，她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仓库。

位于城郊结合部，是个不大的私人仓库，看门的是个沉默的中国中年男人，叫老吴。看了陈卫国的纸条，又打量了一下许安然和她的“玩具箱”及挎包，没多问，只是点点头。

“东西放这儿，明天晚上装车。车皮号、封签号，后天早上来拿单据。”老吴说话简短，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运费，陈干事交代了，按最低算。二百卢布。”

许安然交了钱，看着老吴把她的“玩具箱”和挎包单独放进一个小隔间，锁好。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第二天，她没再出去，在城里一家更便宜的小旅店窝了一天，反复背诵报关流程和俄语应对。

第三天清晨，她早早来到仓库。老吴把一张提货单和几张盖好章的空白报关单（已填好基本信息）交给她。

“车今晚发。你下午自己去海关办手续，办好后把报关单副本送回这里，我们贴到货箱上。”老吴顿了顿，难得多说了两句，“小姑娘，陈干事特意嘱咐照顾你。海关那边……机灵点。”

“我知道，谢谢吴叔。”

下午，莫斯科某海关申报大厅。

大厅里嘈杂混乱，充斥着各种语言和焦躁的情绪。长长的队伍，面色疲惫或不耐烦的旅客，穿着制服、神情冷漠的苏联海关官员。

空气混浊，光线昏暗。

许安然抱着那个“玩具箱”，挎包里是电机外壳，排在了队伍末尾。心跳得有些快，但她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甚至有点呆愣——一个带着破玩具回国的、没啥见识的年轻女孩。

队伍缓慢移动。她能听到前面不时传来的争吵声、哀求声，官员粗暴的呵斥，以及行李被粗暴翻检的声响。

轮到她了。

窗口后面是个四十多岁、脸颊瘦削、眼袋深重的男官员。他头也不抬，伸出一只手。

许安然把护照、车票、以及填好的报关单递进去。

官员瞥了一眼报关单：“带的什么？”

“旧玩具。个人收藏。”许安然用生硬的俄语回答，把“玩具箱”往窗口台面上放了放。

官员终于抬起头，隔着玻璃看了看那个脏兮兮的纸箱，又看了看许安然朴素甚至寒酸的衣着，脸上露出明显的不耐烦。他随手扯过一张查验单，划拉了几下：“打开，检查。”

许安然把纸箱抱到旁边的查验台，拆开胶带。

一股旧物特有的霉味散出来。

官员捂着鼻子走过来，用一根短棍随意地拨弄着里面的东西：掉漆的套娃、破损的铁皮火车、几个脏兮兮的塑料娃娃、碎报纸……

他拿起那个最大的套娃，晃了晃，听到里面轻微的、像是碎布填充物的窸窣声，没什么兴趣，又扔了回去。铁皮火车头他拎起来看了看底部，锈迹斑斑，也扔回箱子里。

检查了不到一分钟，他就失去了耐心。

“这种垃圾带回去干什么？”他嘟囔着，回到窗口，拿起印章就要往报关单上盖。

就在这时，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动作停住了。目光再次投向许安然，在她脸上和那个旧挎包上扫了扫，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

许安然心脏一紧。

她看到官员眼神里那种熟悉的、公事公办掩盖下的贪婪。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慌忙翻开护照，从里面“不小心”掉出几张折好的、面额一百的卢布钞票（黑市价约等于一毛钱人民币），正好落在窗口内侧的台面上。

官员眼皮都没动，手却极其自然地、快如闪电般将那几张卢布扫进抽屉里。

然后，他拿起印章，啪地一声，盖在了报关单上。

“下一个！”他头也不抬地喊道。

许安然赶紧收拾好东西，抱起纸箱，正要离开。

窗口旁边的电话突然响了。

官员不耐烦地接起来：“喂？……谁？……哦，是……”他听着电话，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正在快步离开的许安然，眼神里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变成一种微妙的、夹杂着疑惑和“果然如此”的神色。

电话很快挂断。

官员再没看许安然一眼，只是对着后面排队的人喊：“快点！磨蹭什么！”

许安然抱着纸箱，几乎是小跑着冲出海关大厅。冰冷的空气灌入肺里，她才敢大口喘气。

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海关大楼灰暗沉重的轮廓。

刚才那个电话……是陈卫国安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