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翻文史

“儿子，看谁不爽，宰了便是！”

公元166年的某个清晨，占星大师张成拍了拍儿子肩膀，语气轻松得像在吩咐儿子去村口打壶酒。儿子心说：“我是坏，但不是蠢。人偿命犯不着呀！”张成接着给儿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为父昨夜观星，紫微垣隐现赦光，陛下不将大赦天下，你权当去牢里度个假。”儿子一听，人免单还是限时体验，抑制不住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果然去了人，果然遇皇帝大赦天下，可第三个果然，果然没有发生，河南尹李膺毅然处死了大赦前蓄意人的张成之子。果然，父爱如山，平时岿然不动，偶然间一动，就是山体滑坡。

这个李膺，是当时的社会顶流，有“天下楷模”的美誉，我们熟知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就发生在孔融拜访李膺时。张成为了给儿子报仇，授意他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结党，诽谤朝廷，讥讽政事。本来就是一件人偿命的简单事，最终却演变成了东汉末年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李膺所在的士大夫阶层和张成所拥护的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宦官集团以“党人”的罪名禁锢士大夫，力图将他们排挤出权力的中心。

为什么张成能如此肯定皇帝会大赦天下呢？因为张成会风角术，这是一种古老的术数，可以据四方四隅的风向、风力、风速、风色及起风的时间等，来预测吉凶福祸。东汉时期，风角术盛极一时，《后汉书》中很多人物的出场介绍中都会特别提到会风角术，其中有郎宗、吴伉、景鸾、任文公、谢夷吾、李南、段翳、廖扶、樊英等，可见风角术在当时算是一门显学了，就跟现在的老板不拿个EMBA都不好意思在酒桌上吹牛一样。张成正是凭借精通风角术而跟宦官过从甚密，连皇帝都很倚重他的占术。在古代，天气异象跟统治者政治得失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张成用他风角术的专业知识随便附会一通，吓唬一下皇帝并非难事，这个被宦官吓惯了的皇帝，很喜欢大赦天下。李膺受党锢之祸牵连下狱后，故意供出了很多宦官子弟，宦官集团为平息事态，又跟汉桓帝说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借此把李膺放了出来，放归田园，永不录用。

东汉桓帝时期，宦官专权与士族清议的矛盾益尖锐，天象玄学成为政治博弈的暗器。这种政治生态下，一个小人物的胆大妄为，就可能成为引发风暴的蝴蝶翅膀。

在科学尚未照见的古代，打雷下雨这些老天爷的脾气，就是天庭发布的“红头文件”，或嘉奖，或警告。于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简化成了两件：一是办好祭祀，相当于跟老天爷搞好关系，生怕服务不周给差评；二是打好战争，这既是拓展人间地盘，也是向天庭证明自己“代理人”实力的KPI考核。

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就会宣称自己是天子，受命来管理人间，所谓“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如果这个管理人的天子当得不合格，就要革除他的天命，这就是“革命”一词的本意，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革夏桀的命，用的就是这套说辞，对当时深信天命的平民一忽悠一个准。

王受命于天，因此古代的神权和王权是密切结合的，在商朝，商王既是一国之君，也是巫师之长，商王作为最高祭司，垄断了与最高天神沟通的最终解释权，是神权政治的最高领袖。

到了朱元璋时代，这个乞丐出身的天之骄子，生怕别人腹诽他是个臭要饭的，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称呼：奉天承运皇帝。以后每次写圣旨时，都要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这个比元朝用的“上天眷命皇帝”要高级很多，为啥呢？因为“上天眷命”偏向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了个人的努力，才得到了上天的眷顾，这就好像是说，先有了自己的努力，才被上天认作了儿子，来授命他管理人间，在这种逻辑下，朱元璋当乞丐纯粹是投胎不好，跟上天无关。但如果改成“奉天承运”那就截然不同了，我生来就是天之骄子，我的人生都是我天爸给我安排好的，当乞丐也是祂老人家历练我而已，一下子把人生污点变成了天命所归的最佳注脚。

如今我们可以用科学知识来解释那些天气异象，但科学之外的都可以归于玄学，从来如此，现在亦然。2000年后的人类看现在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看2000年前的古人并无不同。无论哪个时代的妖风，身处其中的人都会坚信：“这次不一样！”

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否定古人的愚昧，而在于警惕自己是否活成了现代的“张成”：用技术或权力构建信息茧房，用“必然性”为不公开脱。无论是2000年前的占卜还是今天的算法，工具从不是原罪，人心才是。只有保持对权力的质疑、对规则的敬畏、对科学的谦卑，才能避免历史的山体滑坡，一次次压垮平凡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