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怒海

我在汽车站后门等到天黑，小雨才出现。

她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女式工装，头发也剪短了，显得利落很多。肩膀的伤重新包扎过，外面套了件宽大的外套，看不出来。

“你没事吧？”她看到我，明显松了口气。

“没事。”我说，“追兵呢？”

“甩掉了。”小雨说，“票买到了，晚上八点去镇江的车。到镇江后，我们不走火车站，坐凌晨的货运火车去上海。”

“货运火车？”

“嗯。”小雨点头，“装货的闷罐车，条件差，但安全。三点会的人主要盯客运。”

我们等到八点，上了去镇江的长途车。车上人不多，我们坐在最后一排。小雨靠着窗，闭目养神。我看着她苍白的侧脸，想着周晓军的话，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小雨。”我轻声叫。

“嗯？”

“如果你找到你哥，发现他……已经变了，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了，你会怎么办？”

小雨睁开眼，看了我一眼：“什么意思？”

“没什么，就是问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变成什么样，都是我哥。只要他还活着，我就带他回家。”

家。

他们早就没有家了。

我没再说话。

车到镇江已经是深夜。小雨带着我穿过漆黑的街道，来到一个货运站。站里停着几列货车，工人在装货，探照灯把站台照得一片雪亮。

我们躲在阴影里，等工人们装完货，锁上车门离开。小雨看准机会，带着我溜到一列货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车厢门没锁死，留着道缝。

我们爬进去。

车厢里装的是麻袋，不知道是什么，堆得老高。空气里有股霉味，混着灰尘。我们在麻袋堆里扒出个空隙，钻进去，再把麻袋重新堆好，只留个换气的缝。

很快，火车开动了。

哐当，哐当，哐当……

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在密闭的车厢里回荡，震耳欲聋。车厢里一片漆黑，只有门缝透进来的一点点光，随着列车行进忽明忽暗。

我们俩挤在麻袋堆里，空间很小，身体紧挨着。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感受到对方的体温。

“陈冲。”小雨忽然说。

“嗯？”

“你刚才问那个问题，是不是见到我哥了？”

我心里一惊：“你怎么知道？”

“猜的。”小雨声音很轻，“你从茶馆回来，眼神就不对。而且你身上有烟味——你不抽烟，但茶馆里的人都抽。”

她太敏锐了。

我犹豫着要不要说真话。周晓军让我说他死了，可看着小雨在黑暗里亮晶晶的眼睛，我说不出口。

“我见到一个人，左耳后面有颗痣。”我选择说部分真相，“但他三十多岁了，不是你哥。”

小雨身体僵了一下：“他在哪？”

“走了。”我说，“他给了我一些钱和地址，说是……说是你爸以前的朋友。”

我把小布袋递给她。小雨接过去，在黑暗里摸索着打开，摸到里面的钱和纸条。她没看钱，只是紧紧攥着纸条。

“他还说什么了？”她问，声音有点抖。

“他说……”我顿了顿，“他说让你好好活着，别找了。”

小雨没说话。

黑暗中，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她在哭，但没出声，只是肩膀微微颤抖。

我伸手，想拍拍她，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告诉她真相？那太残忍。说谎？我已经在说谎了。

最后，我只是说：“会找到的。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小雨靠在我肩上，轻声说：“陈冲，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找不找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还相信他在某个地方活着。如果连这个念想都没了，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

就像我相信我妈还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一样。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总得信点什么，才能活下去。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穿过黑夜，穿过田野，穿过江河。

我们俩挤在麻袋堆里，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在一条很长的弄堂里跑，两边是高高的石库门房子，天空很窄，像一道缝。后面有人在追，脚步声咚咚咚，越来越近。我拼命跑，跑到弄堂尽头，是一堵墙。我回头，看见追我的人——是我爸，我妈，红梅姨，还有小雨。他们都在追我，脸上没有表情，眼睛黑洞洞的。

我惊醒时，火车停了。

门缝透进来的光变成了晨光，灰白色的。外面传来人声，上海话，软软的，听不懂。

“到了。”小雨也醒了，她坐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

我们等工人们来卸货时，混在人群里溜下车厢。

上海西站。

比徐州站、镇江站都大得多，也乱得多。月台上挤满了人，扛着大包小包的民工，穿西装的生意人，戴红袖章的站务员。喇叭里用上海话和普通话交替广播，声音嘈杂。

小雨拉着我，低着头，快步穿过人群。出了车站，外面是条大马路，车水马龙。公交车、自行车、小轿车，还有那种三个轮子的“乌龟车”（后来我知道叫“机动三轮车”），挤在一起，喇叭声按得震天响。

这就是上海。

1982年初的上海，还没有后来那么繁华，但已经有了大城市的模样。高楼不多，但房子都很洋气，带着西方建筑的影子。街上的人穿着也时髦些，年轻女人烫着卷发，穿着呢子大衣，高跟鞋踩在地上咔咔响。

“四川北路在虹口区，离这儿不远。”小雨说，“我们坐公交车去。”

我们上了21路公交车。车上人挤人，我被挤得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街景——南京路、外滩、黄浦江。江面上有船，大轮船，冒着黑烟。对岸是浦东，还是一片农田和低矮的房屋。

四川北路是条商业街，两边都是店铺——百货公司、食品店、裁缝铺、钟表店。183弄在街中段，是一条很窄的弄堂，进去后别有洞天。

弄堂里是一排排的石库门房子，黑漆大门，门楣上有雕花。天井里晾着衣服，煤球炉冒着烟，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择菜，小孩子在追跑打闹。

27号在最里面。

小雨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条缝，露出半张脸——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戴眼镜，穿着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

“找谁？”他问，口音是上海话。

“周永昌师傅在吗？”小雨说。

男人打量了我们一眼：“我就是。你们是……”

“陈克龙让我们来的。”我说。

周永昌脸色一变，迅速拉开门：“进来。”

我们进去，他立刻关上门，上门栓。房子是老式石库门，进去是天井，然后客堂间。家具很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一个五斗柜。墙上挂着毛主席像，还有几张黑白照片。

周永昌让我们坐下，倒了茶。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你是陈冲？”

“嗯。”

“你爸他……”

“死了。”我说得很平静，“我妈也死了。”

周永昌闭上眼睛，长叹一口气：“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六年前他来找我，说要把账本藏起来，我就劝他交出去，他不听。说那是证据，能扳倒那些人。”

“哪些人？”我问。

周永昌没回答，他看向小雨：“这位是？”

“周小雨。”小雨说，“我爸是周世昌。”

周永昌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

他盯着小雨，眼睛瞪得老大，嘴唇哆嗦着：“你……你是世昌的女儿？”

“您认识我爸？”小雨问。

“何止认识……”周永昌站起来，走到五斗柜前，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相框。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三个年轻人，穿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前。

他指着照片：“这个是我，这个是陈克龙——你爸，陈冲。这个是周世昌——你爸，小雨。”

我和小雨都愣住了。

照片上那三个年轻人，笑得那么灿烂，那么意气风发。那是1966年，他们一起去北京串联时拍的。

“我们是战友，也是兄弟。”周永昌声音发颤，“1969年一起退伍，我回了上海，克龙去了徐州铁路局，世昌留在上海进了纺织厂。后来……后来世昌走了歪路，进了青帮。我劝过他，他不听。再后来，他就出事了。”

他看向小雨，眼眶红了：“孩子，你爸死的时候，我去看过。你妈不让我进门，说青帮的事跟部队的人没关系。我知道她恨我，恨我们这些战友没拉世昌一把。”

小雨低着头，没说话。

周永昌擦了擦眼睛，转向我：“账本带来了吗？”

我掏出账本，递给他。

周永昌接过，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越看脸色越凝重，手抖得越厉害。

“这些记录……”他喃喃自语，“公安老王……海关小张……还有省里的李主任……我的天，这些人……这些人……”

“周师傅，这账本到底有什么用？”我问。

“这是沪港走私网的全部名单。”周永昌抬起头，眼神里全是惊恐，“从码头工人到海关关员，从公安警到省里部，全在里面。三点会用钱打通了整条线，五年时间，走私金额……我算算……”

他拿出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会儿，然后报出一个数字：“至少三千万。”

三千万。

1982年的三千万，天文数字。

“这账本要是公开，半个江苏的官场都要地震。”周永昌说，“怪不得他们要灭口。怪不得……”

他忽然停下，看着我们：“你们在上海不能久留。三点会的人肯定已经知道你们来了，他们会全城搜。”

“那怎么办？”小雨问。

周永昌想了想：“账本不能放在我这儿，太危险。得找个地方藏起来，等有机会，交给能管这事的人。”

“谁能管？”我问。

周永昌苦笑：“我也不知道。这些人里，公安有，海关有，省里也有。交给谁，都可能交到他们自己人手里。”

屋里陷入沉默。

过了一会儿，小雨说：“我认识一个人，也许能帮忙。”

“谁？”

“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苏婉。”小雨说，“她爸以前是市检察院的，后来被打成右派，死了。她恨那些贪官污吏，一直在偷偷收集证据。我把账本给她，她能想办法递上去。”

“可靠吗？”周永昌问。

“可靠。”小雨点头，“我帮过她一次，她欠我人情。”

周永昌想了想：“那你们小心。账本复印一份留在我这儿，原件你们带走。记住，一旦发现不对，立刻销毁原件。这东西宁可毁了，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他拿出纸笔，开始抄账本。我和小雨在旁边等。

抄到一半时，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很急，很重。

砰砰砰！

周永昌脸色一变，迅速把账本和抄写纸塞给我：“从后门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