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殡仪馆开深夜食堂

晚上十点五十分，江渔拉起了“归途食堂”的卷帘门。

门轴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老远。街对面就是殡仪馆的侧墙，白天的喧嚣此刻彻底沉寂，只有几盏路灯在雨雾里泛着昏黄的光。这条街叫长宁路，挺应景的名字，可除了殡仪馆的车，平时连只野猫都少见。

江渔把“营业中”的灯牌挂出去，塑料牌子边角磕掉了一块漆，露出里面的白色芯子。这店是外婆留下的，老式二层砖房，一楼开店，二楼住人。外婆三个月前走的，走之前拉着她的手说：“小鱼，店得开着，半夜开着。”

她当时哭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

现在她明白了外婆的意思——不开店，她连房租都交不起。市里工作不好找，她大专学历，学的会计，实习期就被公司以“不适合岗位”为由辞退。简历投出去三十多份，石沉大海。

厨房里飘出骨头汤的香味。江渔下午就开始熬了，用的是外婆教的法子——猪筒骨敲开，冷水下锅，撇三次浮沫，再加姜片和一小把花椒，小火煨六个钟头。汤色白，香味厚实。

十一点整，挂钟敲了一下。

江渔坐在柜台后刷手机，屏幕光照着她的脸。她在看招聘信息，手指划得很快，眉头越皱越紧。要么要求本科以上，要么要有三年工作经验。有个超市收银的岗位倒是要人，可工资扣掉社保只剩两千八，还不如守着这个店。

门口的风铃响了。

江渔抬头，看见一位老太太推门进来。老太太约莫七十来岁，头发梳得整齐，在脑后挽了个髻，身上穿着件深紫色的对襟褂子，下面是黑色裤子，脚上一双布鞋。这打扮江渔熟悉——是寿衣店里常见的那种款式。

“还有吃的吗？”老太太问。声音很轻，带着点沙哑。

“有。”江渔站起来，“您想吃什么？”

老太太慢慢走到靠窗的位子坐下，手指在褪色的塑料桌布上摸了摸。“有桂花圆子吗？”

“现在没有，但可以做。”江渔说，“就是得等一会儿，得现和面。”

“等得及。”老太太笑了笑，眼角皱纹很深，“我女儿以前也爱给我做这个，糯米粉要加一点点粘米粉，这样煮出来不粘牙。桂花糖得是自己腌的，超市卖的那些不行，香精味太重。”

江渔点点头，转身进厨房。冰箱里有外婆去年腌的桂花糖，装在玻璃罐里，金黄色的桂花浸在琥珀色的蜜里。她拿出来时手顿了顿——罐子边缘有点黏，像是最近有人打开过。

可她明明记得，外婆走后她就没动过这罐糖。

糯米粉在碗里堆成小山，江渔往里加水，一点一点加，手指在粉里揉搓。水多了加粉，粉多了加水，这是外婆教她的。外婆说，和面就像过子，得慢慢找那个刚刚好的分寸。

外面传来老太太哼歌的声音，调子很老，江渔没听过。

圆子搓到一半，江渔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她透过厨房门帘的缝隙往外看——老太太安安静静坐在那儿，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窗玻璃上映出店内的景象，昏黄的灯光，空荡的桌椅，还有……

江渔的手停了下来。

玻璃上映不出老太太的影子。

她眨眨眼，再看。确实没有。窗外的路灯把行道树的影子投进来，斜斜地打在对面墙上，可老太太坐的那块地方，净净，什么也没有。

江渔的后背起了层薄汗。她放下手里的面团，走到水池边洗手，水龙头开得很大，哗哗的水声盖过了她的心跳。冷静点，她对自己说，可能是光线问题，可能是窗户脏了。

可她知道不是。

外婆临终前那句话又在耳边响起来：“来的客人，你只管做饭，别问别的。他们吃饱了，自己会走。”

当时她以为外婆说的是醉话，或者病糊涂了。现在她明白了。

圆子下锅，在沸水里翻滚，从沉底到浮起，像个轮回。江渔舀了一勺桂花糖放进碗底，冲入滚烫的开水，糖在碗底化开，桂花的香气猛地蒸腾起来，扑了她一脸。她把煮好的圆子捞进去，撒上桂花。

端着碗出去时，她的手很稳。

老太太接过碗，先凑近闻了闻，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就是这个味儿。”她说，声音有点哽咽。

江渔退回柜台后，继续刷手机，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用眼角余光观察着老太太——她吃得很慢，一颗圆子要在嘴里含好久，再慢慢咽下去。吃到第三颗时，眼泪掉进了碗里。

“我女儿答应给我做桂花圆子的。”老太太忽然开口，没抬头，像是在对碗说话，“她工作忙，总说下次，下次。后来她查出病了，癌，晚期。住院的时候她还说，妈，等我出院了，我给你做圆子，放好多好多桂花。”

江渔的手指蜷缩起来。

“她没等到出院。”老太太舀起一颗圆子，晶莹剔透的圆子在勺子里颤巍巍的，“最后那几天，她疼得说不出话，我就握着她的手。她手指动了动，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店里很安静，只有挂钟的秒针在走，嗒，嗒，嗒。

“我今天该去看她的。”老太太吃完最后一颗圆子，把碗推了推，“可我得先吃饱。饿着肚子走远路，没力气。”

江渔走过去收碗。碗还是温的，汤喝得净净。

“多少钱？”老太太问。

“十五块。”

老太太从口袋里摸出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些零钱。她数出十五块，纸币很旧，折痕很深，硬币边缘发黑。江渔接过钱时，指尖碰到老太太的手——冰凉，没有一丝温度。

“谢谢。”老太太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襟，“你手艺很好，比我女儿还好。”

她转身朝门口走去，布鞋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走到门边时，她回头看了江渔一眼，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遗憾，还有某种江渔看不懂的释然。

风铃又响了。

老太太消失在门外的夜色里。江渔站在门口看了很久，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街道湿漉漉的，路灯的光在水洼里碎成一片片。远处殡仪馆的轮廓黑黢黢的，像头蹲伏的巨兽。

她关上门，背靠着卷帘门滑坐在地上。

刚才收的那十五块钱还攥在手心里，她摊开手掌——纸币是旧版的人民币，早就停止流通了。硬币是九十年代的铝分币，现在几乎见不到了。

江渔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像有什么东西在腔里翻搅。她想起外婆，想起外婆在这店里忙活了一辈子，想起外婆总是半夜开店，天亮关门，眼圈总是黑的。

原来是这样。

原来外婆喂饱的，从来不是活人。

挂钟指向十二点半。江渔爬起来，洗了把脸，开始收拾店面。她把老太太用过的碗仔细洗净，消毒，放回碗柜。擦桌子时，她发现老太太坐过的椅子上，落了几银白的头发。

她捏起那些头发，想了想，没扔，用纸巾包好收进了抽屉。

后半夜再没客人来。江渔趴在柜台上打瞌睡，迷迷糊糊间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还是个孩子，坐在厨房的小凳上看外婆和面。外婆的手很巧，能把面团捏成各种小动物。她说：“小鱼啊，食物是有魂的，你用心做，吃的人就能尝出来。”

凌晨四点，天还是黑的。江渔决定关门，今天赚了十五块——虽然那钱本花不出去。她苦笑着拉下卷帘门，锁好，上楼。

二楼的房间还保持着外婆生前的样子，老式木床，雕花衣柜，五斗柜上摆着外婆的黑白照片。江渔给外婆上了炷香，青烟笔直地上升，在空气里散开。

她打开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那里放着外婆的遗物——几件旧衣服，一沓信，还有个铁盒子。铁盒子没上锁，江渔以前从没打开过，觉得那是外婆的隐私。

今晚她打开了。

盒子里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些零碎东西：一枚褪色的毛主席像章，几张粮票，一本薄薄的笔记本。江渔翻开笔记本，里面是外婆的字迹，用钢笔写的，有些页已经晕开了。

“1983年3月12，雨。来的是一位年轻姑娘，说要吃阳春面。她说她本来今天结婚，迎亲的车掉河里了。她穿着红嫁衣，浑身湿透，坐在那儿一直发抖。我给她煮了面，多加了两勺猪油。她吃完笑了，说真暖和。走的时候，嫁衣变了。”

“1997年6月1，晴。一个男孩子，看着不到二十岁，额头上有个窟窿。他说他想吃妈妈做的炸酱面，可他妈在他三岁就跑了，他本不记得什么味。我按北方人的法子做了一碗，他吃得狼吞虎咽，吃完哭了，说原来妈妈做的饭是这个味道。”

“2008年5月19，阴。来了一群人，七个，都灰头土脸的。他们说饿，特别饿。我煮了一大锅粥，他们安静地喝，没人说话。喝完一起朝我鞠了个躬，走了。后来我看新闻才知道，那天是汶川地震的头七。”

江渔一页页翻下去，手抖得越来越厉害。笔记本记到了今年年初，最后一页写着：“2026年1月7，小雪。我的时间不多了。小鱼要回来了，这店得传给她。希望她别怕，这孩子心善，就是胆子小。对了，桂花糖快用完了，得记得腌新的。”

泪水滴在纸上，晕开了钢笔字迹。江渔抹了把脸，发现盒子最底下还有样东西——一个黑色信封，没有邮票，没有地址，只在正面用烫金的字写着：聘书。

她抽出里面的纸，是某种厚实的宣纸，手感很奇怪，凉丝丝的。上面的字是竖排的繁体：

幽冥餐饮管理局聘書

今聘請 陳秀英女士 任職本局特約廚師，負責陰陽交界處膳食供應事宜。任期自一九八一年十月起。此聘。

底下盖着个红色的章，章文是篆体，江渔辨认了半天，认出是“幽冥通达”四个字。

聘书下面还有张便条，是外婆的字：“小鱼，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个，说明你也见到他们了。别怕，这都是饿着肚子上路的可怜人。咱们能做的不多，就是让他们吃饱最后一顿饭，暖暖和和地走。这店以后就是你的了，聘书我帮你留着，等你准备好了，签个名就行。”

江渔瘫坐在地上，背靠着床沿，聘书摊在膝盖上。窗外的天色开始泛青，晨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照在那行烫金的字上，微微反着光。

楼下突然传来敲门声。

很轻，但很持续，咚，咚，咚。

江渔猛地抬起头，心脏狂跳。她看了眼挂钟——凌晨四点五十，这个时间，谁会来？

敲门声又响了，这次急促了些。

她深吸一口气，把聘书塞回盒子，锁进抽屉，然后下楼。走到一楼时，她从厨房摸了把菜刀攥在手里，虽然她知道如果真是“那种客人”，菜刀本没用。

卷帘门拉开一条缝。

门外站着个年轻男人，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滴。他穿着件蓝色工装，口印着模糊的字迹，像是某个工厂的厂服。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眼睛里全是血丝。

“还……还营业吗？”他问，牙齿在打颤，“我冷，想吃碗热乎的。”

江渔看着他脚下——雨水顺着裤腿往下淌，在地面上积了一小滩。但借着店里透出的光，她能看见，那滩水渍里，没有倒影。

她握紧了菜刀，手指关节泛白。几秒钟后，她松开手，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营业。”她侧过身，“进来吧，雨大。”

男人蹒跚着走进来，在门口踩了踩脚，但身上的水还在往下滴。他环顾四周，眼神茫然，最后挑了离门最近的桌子坐下。

“想吃什么？”江渔问，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要平静。

“有……有姜汤面吗？”男人抱着胳膊，浑身发抖，“我老家那边，下雨天就吃这个。我妈做的，姜放得多多的，辣得人出汗。”

“有，等着。”

江渔转身进厨房，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她抱住膝盖，把脸埋进去，肩膀剧烈地起伏。但只过了半分钟，她就爬起来，打开冰箱，拿出老姜。

菜刀在砧板上起落，姜被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刀很快，她的动作更快，像是在跟什么赛跑。锅烧热，倒油，姜丝下锅爆香，滋啦一声，辛辣的香气冲进鼻腔。

她一边炒姜一边流泪，但手上没停。汤是现成的骨头汤，舀一大勺进锅，煮沸，下面条。热气蒸腾起来，模糊了厨房的玻璃窗。

窗外，天快要亮了。

而她的深夜，才刚刚开始。

姜汤面的热气在厨房里翻滚，辛辣的味道呛得江渔眼睛发酸。她把面倒进大海碗，舀了满满一勺汤，汤面上浮着金黄的姜丝和细碎的葱花。手在抖，碗沿烫得指尖发红，但她没松手。

推开厨房门时，那个年轻人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双臂抱在前，身体微微前倾，像是要把自己缩成一团。他坐的那块地面已经积了一小滩水，清澈的水渍从椅子脚下漫开，在粗糙的水泥地上画出不规则的形状。

江渔把碗放在他面前，碗底和桌面接触时发出沉闷的声响。

“趁热吃。”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巴巴的。

年轻人缓慢地抬起眼皮，眼睛里蒙着一层雾。他看着那碗面，看了很久，久到江渔以为他是不是看不见。然后他突然伸出手，手指僵直，几乎是抢一样捧住了碗。碗很烫，他的手心迅速泛红，但他没松手，反而把碗往怀里又搂了搂。

“烫……”他含糊地说，低下头，整张脸埋进蒸腾的热气里。

江渔退回柜台后，没坐下，就站着看。年轻人吃面的样子很急，几乎是用吞的，筷子用得不利索，好几次面条从筷尖滑落，掉回汤里，溅起滚烫的汤汁。他不躲，任由汤水溅在脸上、手上，只是埋头猛吃。

吃到一半，他突然停住了，筷子悬在碗上，汤汁一滴滴往下掉。

“不够辣。”他说，声音闷在碗里。

“什么？”

“不够辣。”他抬起头，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还是面汤，“我妈做的，比这辣。她说，姜要多放，辣出一身汗，寒气就出来了。”

江渔盯着他。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很瘦，颧骨突出，眼睛深陷，工装左口绣着模糊的字，仔细看能辨认出“临江”和“纺织”几个字。衣服是湿的，紧贴在身上，勾勒出肋骨的形状。

“我去加。”江渔说。

她重新进厨房，砧板上还剩下半块老姜。菜刀起落，这次切得更狠，刀背砸在姜块上，发出砰砰的闷响。姜汁溅进眼睛，辣得她直眨眼。她把新切的姜丝扔进小碟，又舀了一勺滚汤冲进去，端着出去。

年轻人接过碟子，直接把姜丝倒进碗里，用筷子搅了搅，夹起一大口塞进嘴里。咀嚼的动作很用力，腮帮子鼓起又凹陷，喉结上下滚动。汗水从他额头冒出来，混着之前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

“你家哪儿的？”江渔问。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外婆的笔记里写得清楚——别问。

年轻人没立刻回答。他喝完最后一口汤，把碗端起来，仰头，碗底朝天，一滴不剩。放下碗时，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在空气里凝成白雾，虽然现在是六月的深夜。

“临江。”他说，抹了把嘴，“不过出来打工五年了，没回去过。”

“想家？”

“想。”他说得很脆，然后顿了顿，“更想我妈做的面。每次下雨，工地没法活，工友们聚在棚子里打牌，我就想。想得心里发慌。”

窗外又下起雨了。雨点砸在卷帘门上，噼里啪啦，像有人在撒豆子。路灯的光在雨幕里晕开，整条街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中。

“今天雨大。”江渔说。

“嗯。”年轻人看着窗外，“我最讨厌下雨天。”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下雨天死的。”

空气凝固了。江渔的手指抠进柜台边缘，木刺扎进指甲缝里，细微的刺痛让她保持清醒。年轻人说这话时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今天星期二”。

“三年前，六月十七号。”年轻人继续说，眼睛还看着窗外，“也是这么大的雨。我在纺织厂上夜班，晚上十一点下班。骑电动车回租的房子，路上有个坑，白天市政施工没填平，下雨积满了水，看不清深浅。”

他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像在回忆，又像在确认。

“车头栽进去了，人飞出去。头撞在马路牙子上，就一下，不疼，就是嗡的一声。然后我就躺在水里，雨打在我脸上，睁着眼，能看见路灯的光，一圈一圈的，像过年放的烟花。”

江渔的喉咙发紧。她想说点什么，比如“别说了”，或者“都过去了”，但话卡在嗓子眼，吐不出来。

“躺了多久不知道。”年轻人转回头，看着江渔，眼睛湿漉漉的，“后来有人来了，打120，救护车呜呜地叫。我被抬上去，有个护士一直拍我的脸，说‘醒醒，别睡’。我想说我醒着呢，但说不出话。再后来，就到了一个很亮的地方，很多人排队，排很长很长的队。”

他停下来，舔了舔嘴唇。江渔下意识地去倒了杯水，推过去。年轻人没接，继续说。

“排到我时，管事的翻本子，说不行，你阳寿还没到，是意外。我说那我回去。他说回不去了，身体坏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等，等机缘。我问等什么机缘。他说，等你把最想的事了，就能重新排队。”

“最想的事？”江渔听见自己问。

“嗯。”年轻人点头，终于端起那杯水，没喝，只是捧着，“我当时就想，我要是死了，最遗憾的是什么。想来想去，是想再吃一碗我妈做的姜汤面。出来打工五年，就回家过两次年。每次都说‘妈，我想吃你做的面’，每次都没吃上。不是忙，就是觉得下次还有机会。”

他笑了，笑得很苦，嘴角往下撇。

“所以我就等。等了三年。这三年，我就在出事的那条路上转悠，下雨天出来，不下雨就躲在桥洞里。看着那个坑被填平，看着路重新修好，看着又有人在那里摔跤。我想，总有人能看见我吧，总有人能给我口吃的吧。但是没有。活人看不见我，死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

“直到今天晚上。”他看向江渔，眼神很复杂，“我闻到味道了。姜汤的味道，从你这店里飘出来，隔了一条街都能闻见。我就跟着味道走，走到门口，看见灯还亮着。我想，就是这儿了。”

江渔的腿有点软，她撑着柜台才站稳。后脊梁一阵阵发冷，像是有人在她脖子后面吹气。

“你怎么……”她清了清嗓子，“你怎么确定我能看见你？”

“不确定。”年轻人说得很直白，“我就是想试试。敲了门，你开了，我就知道了。”

两人之间沉默了大概半分钟。雨声填满了沉默，淅淅沥沥，没完没了。

“还要再来一碗吗？”江渔问。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摇头。“不了，饱了。其实……其实我尝不出味道。”

“什么？”

“尝不出味道。”他低头看着空碗，“就是觉得暖和。从里到外，暖和了。这三年，我从来没暖和过，总是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但现在好了，暖了。”

他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那滩水渍还在他脚下，在灯光下泛着光。

“多少钱？”他问，手伸进工装口袋。

江渔想说“不要钱”，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十五。”

年轻人掏出一把零钱，皱巴巴的纸币，卷边的硬币。他数出十五块，放在桌上，硬币压着纸币，怕被风吹走似的——虽然店里本没风。

“谢谢。”他说，朝江渔鞠了一躬，腰弯得很深，停了大概三秒才直起来。

“你……”江渔喉咙发，“你现在要去哪儿？”

“去我该去的地方。”年轻人笑了笑，这次笑容轻松了些，“排队，投胎，重新做人。下辈子，下雨天一定回家吃面。”

他转身朝门口走。湿透的工装裤腿贴着膝盖，每走一步，都有水珠从布料缝隙里挤出来，滴在地上。走到门边时，他停住，回头。

“老板娘。”

“嗯？”

“你是个好人。”他说，眼睛亮晶晶的，“谢谢你没赶我走。”

风铃响了。年轻人推门出去，身影没入雨夜。江渔冲到门边，拉开一条缝往外看——街道空荡荡的，只有雨在下，路灯的光在积水里摇晃。那个人不见了，像从来没出现过。

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心脏在腔里撞，咚咚咚，像要跳出来。手心里的汗是冰的，额头上的汗是热的，混在一起，黏腻腻的。

坐了好一会儿，她才撑着膝盖站起来，腿还是软的。走到桌前收碗，那十五块钱还压在桌面上。她拿起纸币，对着灯看——是第四套人民币的旧版五元，深褐色，图案是藏族和人物头像。这种钱早就不流通了，银行都收不到。

硬币更老，是1981年的一分钱铝币，边缘已经磨得发亮。

江渔把钱攥在手心，硬币硌得掌心生疼。她走到柜台后，拉开抽屉，把昨晚老太太给的那份旧钞拿出来，和今天的放在一起。都是旧钱，都是不该出现在市面上的钱。

她把钱理整齐，用橡皮筋扎好，放进抽屉最里层。关抽屉时，手停在半空。

不对。

她重新拉开抽屉，拿出那沓钱，一张张数。老太太给了十五块，年轻人给了十五块，一共三十。但手里的钱，多了。

多了一张十块的旧钞，第四套人民币那种蓝灰色的十元，上面印着汉族和蒙古族人物。

江渔把那张十块钱抽出来，翻来覆去地看。钞票很旧，但平整，像是被人仔细抚平过。背面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很轻，几乎看不清：

“我妈叫陈玉兰，住临江县红旗街道37号。如果有一天你路过，告诉她，志远吃饱了，不冷了。”

铅笔字被水晕开过，有些笔画已经模糊，但还能辨认。

江渔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然后她猛地转身，拉开门冲进雨里。夜雨劈头盖脸砸下来，瞬间就把她的头发、衣服浇透了。她站在长宁路中央，左右张望——街道空旷，路灯昏暗，只有雨幕连接着天地。

“陈志远！”她喊，声音在雨夜里传不出去，闷闷的，“你回来！”

没人回应。只有雨声，哗啦啦，哗啦啦。

她又喊了两声，一声比一声小，最后哑在喉咙里。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流进嘴里，咸的，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回到店里时，她已经浑身湿透，和刚才那个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她锁上门，靠着门板喘气，水从头发梢往下滴，在脚边积成一摊。她低头看着那摊水，水里倒映出天花板上摇晃的灯泡，还有她自己模糊的影子。

她有影子。

这个认知让她突然想笑，于是她就真的笑出来了，先是嘿嘿的低笑，然后变成咯咯的大笑，笑得弯下腰，笑得眼泪都出来，混着雨水往下淌。笑到最后，变成了哭，没有声音，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啪嗒啪嗒砸在地上。

不知道哭了多久，哭到没力气了，她才直起身，抹了把脸。走到桌前，拿起那张十块钱，铅笔字已经被雨水晕得更模糊了，但“陈玉兰”和“红旗街道37号”还能看清。

临江县她知道，在隔壁省，坐火车要七八个小时。她没去过，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读大专。

江渔把那张钞票小心地夹进外婆的笔记本里，合上。墙上的挂钟指向凌晨五点十分，天快亮了。她应该关店上楼睡觉，但她睡不着。

她开始打扫。先擦桌子，把年轻人坐过的那张桌子里里外外擦了三遍，桌面，桌腿，椅子面，椅子腿。然后拖地，从门口拖到厨房，把那摊水渍彻底拖净。拖到柜台时，她停下来，看着柜台上那碗没动过的水——年轻人捧过但没喝的那杯。

她端起杯子，走到门口，拉开门，把水泼了出去。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融进雨里，消失不见。

关门，上锁，熄灯。

二楼房间的窗户没关严，雨飘进来一些，打湿了窗台。江渔关上窗，拉上窗帘，脱掉湿衣服，胡乱擦了擦身子，换上睡衣。头发还在滴水，她也懒得擦，直接倒在床上。

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走马灯一样转——穿寿衣的老太太，湿透的年轻人，外婆的笔记，黑色的聘书，还有那张写着地址的十块钱。

她翻身下床，从抽屉里翻出那张聘书。宣纸摸起来还是凉丝丝的，烫金的字在昏暗的房间里隐隐发亮。聘书右下角有个签名栏，空着，等着人填。

外婆签了，在三十多年前。现在轮到她了。

江渔拿起笔，笔尖悬在纸上，微微颤抖。签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要接替外婆，继续在这家店，在这个阴阳交界的地方，给那些不该存在于世间的“客人”做饭。意味着她的余生，可能都要在深夜里度过，与死亡为邻，与遗憾为伴。

也意味着，她能有理由活下去。这家店能让她交得起房租，吃得上饭。而且，她能帮到那些人——如果那些还能被称为“人”的话。

笔尖落下，墨水在宣纸上洇开。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江渔。

写完最后一个字，聘书突然微微发热，烫金的字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她听见楼下传来很轻的一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放在了柜台上。

江渔冲下楼。

柜台空空如也，但她拉开抽屉时，看见里面多了一样东西——一块木制的腰牌，深褐色，半个巴掌大，用红绳系着。牌子上刻着两个字：渡口。

她把腰牌翻过来，背面刻着一行小字：幽冥通达，阴阳两便。

风铃响了。

江渔猛地抬头，看向门口。天已经蒙蒙亮了，雨小了些，但还在下。透过玻璃门，她看见街上有人影在走动——是早起清扫的环卫工，穿着橙色的雨衣，一下一下地扫着积水。

活人的世界苏醒了。

而她的夜晚，结束了。

江渔握着那块腰牌，牌子温温的，带着某种木头特有的质感。她走到门口，把“营业中”的灯牌翻到“休息”那一面，然后拉下了卷帘门。

金属门滑到底，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在清晨的寂静里传出去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