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世界

K9808次列车驶出格尔木站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顾旭东坐在靠窗的位置，把行囊抱在怀里，看着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地变化。格尔木的城市轮廓很快被甩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灰黄色的土地延伸到天边，和灰蓝色的天空在远处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地、哪里是天。偶尔有一丛骆驼刺从车窗外掠过，孤零零的，像被遗忘在这片荒凉大地上的绿色信标。

车厢里很挤。

硬座车厢的设计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的舒适度。座椅是深绿色的皮革面，已经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发亮，有些地方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靠背几乎垂直，坐直了腰疼，靠着后背酸，怎么坐都不对劲。座椅之间的间距小得可怜，顾旭东一米七八的个子，膝盖几乎顶着前排的椅背，连腿都伸不直。

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上面还沾着几块洗不掉的油渍。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脸上的皱纹比实际年龄要深，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一看就是常年体力活的人。男人旁边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棉袄有些短了，露出里面毛衣的下摆。小女孩依偎在男人怀里，时不时怯生生地看顾旭东一眼，目光里带着孩子特有的好奇。

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件廉价的碎花连衣裙，头发随意扎成一个马尾，脸上没有化妆，素面朝天。她面前放着一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里面装满了东西，袋口用绳子扎着。女人低着头，一直在看手机，屏幕是一块诺基亚的黑白屏，比顾旭东那部还旧，边角都磕掉了漆。

过道对面是一家三口，父母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父亲是个胖子，穿着一件格子衬衫，肚子把衬衫撑得紧绷绷的，正靠在椅背上打呼噜，嘴巴张得大大的，发出均匀的鼾声。母亲瘦小，抱着男孩坐在靠窗的位置，男孩睡着了，嘴角流着口水，滴在母亲的衣袖上。母亲没有擦，只是轻轻拍着男孩的后背，眼睛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车厢的过道里也坐满了人。有的是小马扎，有的是报纸垫在地上，有的脆就坐在编织袋上。空气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泡面的油腻香、汗味的酸臭、脚臭的辛辣、还有小孩尿不湿的氨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硬座车厢特有的、让人窒息的气场。

顾旭东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放松下来。但车厢的噪音让他无法安静——小孩的哭闹声、大人的聊天声、售货小车“瓜子饮料矿泉水”的叫卖声、列车车轮撞击铁轨接缝的“哐当”声，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粥。

他索性睁开眼睛，继续看着窗外。

戈壁滩在慢慢变成草原。草是枯黄色的，矮矮的，贴着地皮长，像是给大地铺了一层薄薄的毯子。偶尔有牦牛和羊群出现在视野里，黑的是牦牛，白的是羊，散落在草原上，像撒在黑布上的芝麻和盐粒。

“小伙子，第一次坐火车？”对面的中年男人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

顾旭东点了点头：“嗯，第一次。”

“去哪儿？”

“广州。”

“广州好啊。”男人感慨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叼在嘴里，又想起车厢里不能抽烟，只好把烟夹在耳朵上，“我在广州打了十几年工了。建筑工地，搬砖、扛水泥、扎钢筋，什么都过。”

他指了指身边的小女孩：“这是我闺女，接她去广州住几天。她妈也在广州，在服装厂上班。一年到头就见这么一两次，孩子都不认识我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顾旭东注意到，他的眼睛红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小女孩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埋进了他的怀里。

男人粗糙的大手轻轻拍了拍女儿的后背，动作笨拙而温柔。那只手上满是老茧和伤疤，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灰，但拍在女儿背上的力道，轻得像在抚摸一朵花。

顾旭东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揪了一下。

他想起了父亲。

想起父亲粗糙的手掌拍在他肩膀上时的力道，想起父亲在灯下给他检查作业时的侧脸，想起父亲骑自行车载他上学时微微佝偻的背影。

那些记忆像玻璃碎片一样扎在心里，平时不觉得疼，但一碰就鲜血淋漓。

他别过头，继续看着窗外。

草原在慢慢变成山地。山不高，圆滚滚的，像一个个巨大的馒头。山上光秃秃的，没什么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灰绿色的，和山的颜色几乎融为一体。偶尔有一条小溪从山间流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银光，像一条细细的丝带。

年轻女人忽然开口了，像是在跟顾旭东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这趟车我坐了六次了。每次都坐硬座，每次都四十七个小时。”

顾旭东转过头看着她。

“我男朋友在广州。”女人说，目光还停留在手机屏幕上，“他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做手机壳的。我们一年见两次，五一一次，国庆一次。坐飞机太贵了，卧铺也舍不得，硬座最便宜，两百多块钱，够我吃一个星期的了。”

她把手机翻过来给顾旭东看。屏幕上是一条短信，发件人的名字存的是“老公”，内容很简单：“到了给我电话，我去接你。”

“他对我挺好的。”女人说，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每个月都给我寄钱，虽然不多，但够花了。他说等攒够了钱，就回老家结婚，不让我再一个人坐火车了。”

她的笑容很淡，但很真。那种真不是在社交场合刻意挤出来的，而是从心底自然流露出来的，像山间的泉水，不张扬，但清澈见底。

顾旭东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懂爱情，不懂这种隔着千山万水、一年只见两次的爱情。但他能从女人的笑容里感觉到，那种等待是值得的。

对面的男人从包里掏出两个馒头，掰开一个递给女儿，自己啃另一个。馒头是凉的，硬邦邦的，他啃一口，嚼半天，再啃一口。没有菜，没有汤，就着白开水往下咽。

“大哥，就吃这个？”顾旭东问。

“习惯了。”男人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工地上比这苦多了。有时候赶工期，连凉馒头都吃不上，就啃几口方便面，喝点凉水，接着。”

他从包里又掏出一个馒头，递给顾旭东：“要不要来一个？别嫌弃。”

顾旭东犹豫了一下，接过馒头。馒头是凉的，有些硬，但他咬了一口，嚼得很认真。

“谢谢大哥。”他说。

“谢啥。”男人摆摆手，“出门在外，都是兄弟。”

顾旭东嚼着凉馒头，忽然觉得，这个硬邦邦的、没什么味道的馒头，比他在临江市吃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有味道。

那是生活的味道。

苦涩的，粗糙的，但真实的。

中午的时候，卖盒饭的小推车从过道里挤过来。列车员扯着嗓子喊：“盒饭盒饭，两荤一素，十五块钱一份！”

车厢里很多人看了一眼小推车，又低下头继续吃自己带的粮。十五块钱一份的盒饭，对很多人来说，是奢侈。

对面的小女孩看着小推车，眼睛亮了一下，但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啃着手里的凉馒头。

顾旭东叫住了列车员：“来两份。”

他把一份盒饭递给对面的男人：“大哥，给孩子吃。”

男人愣了一下，连忙摆手：“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破费——”

“没事。”顾旭东把盒饭塞到小女孩手里，“给孩子的。”

小女孩捧着盒饭，抬头看着父亲，眼睛里全是渴望。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眼眶又红了一下。

“谢谢。”他说，声音有些哑，“谢谢小伙子。”

“不客气。”顾旭东打开自己的那份盒饭，低头吃了起来。

盒饭的味道很一般，米饭有些硬，菜也咸了，但他吃得很认真。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比他苦得多。他至少还有师父给的十万美元，还有于峰的匕首，还有杨琳的药。他至少还有退路。

而这些坐在硬座车厢里的人，他们没有退路。他们的人生就是这趟列车，一直往前开，不能停，也不能回头。

下午的时候，列车停靠了一个小站。

站台上有人在卖东西——卤鸡蛋、方便面、矿泉水、瓜子、花生。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和列车员的哨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像赶集。

对面的男人下车买了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递给女儿。小女孩喝了两口，又递还给父亲。男人喝了一口，盖好盖子，放回包里。

年轻女人也下车了，在站台上打了一个电话。她的声音很小，顾旭东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他看见她挂了电话之后，脸上露出了一个很甜的笑容。那个笑容让她整个人都亮了起来，像阴天里忽然透出来的一束阳光。

列车重新启动的时候，站台上有人在上车，有人在送别。一个年轻男人隔着车窗跟一个女孩挥手，女孩哭了，年轻男人也在抹眼泪。列车开动之后，年轻男人跟着车跑了几步，终于追不上了，站在原地，看着列车远去，久久没有离开。

顾旭东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了甜甜。

甜甜在昆仑山上，会不会也想他？会不会也哭？会不会也站在道观门口，看着山下，等他回去？

他的鼻子酸了一下，但很快忍住了。

不能哭。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已经发过誓了，不在人前哭。

列车继续往前开。窗外的景色从山地变成了高原，从高原变成了盆地。天黑了，车厢里的灯亮了，昏黄的灯光照在每个人脸上，让他们的表情变得柔和了很多。

对面的小女孩已经睡着了，蜷缩在父亲怀里，小脸埋在父亲的口。男人一只手搂着女儿，另一只手撑在座椅上，也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

年轻女人也睡着了，头靠在编织袋上，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大概在做什么好梦。

过道对面的母亲也睡着了，怀里抱着儿子，父亲的呼噜声还是那么响，但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没有人抱怨。

车厢里的噪音渐渐小了，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还在持续，“哐当、哐当、哐当”，像一首催眠曲，单调而绵长。

顾旭东没有睡。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偶尔有一点灯光从远处掠过，是某个小站或者村庄，转瞬即逝，消失在黑暗中。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信号。有一格，断断续续的。

他给杨琳发了一条短信：“师姐，我在火车上，一切都好。甜甜今天怎么样？”

等了很久，没有回复。信号太差了。

他又给于峰发了一条：“疯子，到了吗？”

也没有回复。

他把手机收起来，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起昆仑山上的松针清香，一会儿想起甜甜的笑容，一会儿想起师父的白发，一会儿想起于峰在月光下的侧脸。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海里转，转得他头晕。

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而是去想接下来的路。

到了广州之后怎么办？住哪里？做什么？怎么开始？

师父说，机会在非洲。但非洲太远了，他现在连广州都没到，谈非洲太早了。

他需要先在国内站稳脚跟，积累第一桶金，积累人脉和经验。等时机成熟了，再出海。

可是，怎么积累？

他只有十万美元——换成人民币也就六七十万。这点钱在广州这种大城市，连个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更别说做生意了。

他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一个能让他用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撬动最大资源的切入点。

他想起了师父在地图上画的那些红圈。

资源。

非洲有资源，华夏有市场。他需要做的，是把非洲的资源卖到华夏来，或者把华夏的商品卖到非洲去。

但这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他需要人，需要团队，需要渠道，需要关系网。

他需要章天昊。

虽然他还没有见过章天昊，但据师父笔记里的记载，章天昊是一个退役军人，曾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参加过多次实战，战斗经验丰富。因为某些原因被开除后，流落在广州，生活困顿。

这个人，就是他需要的第一个兄弟。

他需要找到他，说服他，让他成为自己团队的一员。

可是，怎么找？

广州那么大，人海茫茫，找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需要线索。

他翻开师父的笔记，在最后一页找到了一段话：

“章天昊，广州白云区，三元里村，曾在村口的兰州拉面馆打工。联系方式未知。此人性格刚直，重情重义，可为大用。但需以诚待之，不可用权术驭之。切记。”

三元里村。兰州拉面馆。

这是唯一的线索。

顾旭东合上笔记，闭上眼睛。

到了广州，第一站就是三元里村。

第二天清晨，顾旭东被一阵喧闹声吵醒。

列车已经到了四川境内，窗外的景色完全变了。山不再是光秃秃的，而是长满了树，绿油油的，层层叠叠，像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山谷里有河流，河水是碧绿色的，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碎金般的光。偶尔有村庄从窗外掠过，白墙黛瓦，掩映在竹林和稻田之间，炊烟袅袅，宁静得像一幅水墨画。

车厢里的人比昨天少了一些，过道里的那些人有些已经下车了。空气里的味道也好了一些，有人打开了窗户，新鲜的风灌进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

对面的男人已经醒了，正在给女儿扎辫子。他的手法很笨拙，扎出来的辫子歪歪扭扭的，但小女孩没有嫌弃，乖乖地坐着，一动不动。

“大哥，到哪儿了？”顾旭东问。

“快到成都了。”男人说，“我在成都下车，转车去广州。这趟车不到广州，得在成都换乘。”

“还要换乘？”

“对。这趟车到成都就停了，得换K191次，也是硬座，再坐二十多个小时。”

顾旭东算了一下，从格尔木到成都，已经坐了将近二十个小时。再从成都到广州，又是二十多个小时。加起来，将近五十个小时。

五十个小时的硬座。

他看了看自己的腿，左腿有些浮肿，膝盖有些酸胀，但还能忍受。

“小伙子，你腿不好？”男人注意到了他的目光。

“以前断过，现在好了。”

“断过？”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看不出来啊。你这体格，比我们工地上那些小伙子都结实。”

顾旭东笑了笑，没有解释。

列车在成都站停了二十分钟。

对面的男人带着女儿下车了。临走前，他拍了拍顾旭东的肩膀：“小伙子，谢谢你昨天的盒饭。到了广州，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打我电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我姓王，在白云区的一个工地上活。你到了广州，要是没地方住，来找我。工地上有宿舍，虽然条件差了点，但能凑合。”

顾旭东接过纸条，认真地收好。

“谢谢王哥。”

“谢啥。”王哥笑了笑，抱起女儿，背上编织袋，挤进了下车的人流中。

小女孩趴在父亲的肩膀上，朝顾旭东挥了挥手，小小的手掌在人群中若隐若现。

顾旭东也朝她挥了挥手。

列车重新启动的时候，车厢里空了很多。年轻女人还在，她要在广州下车，和她的男朋友见面。

“你也在广州下？”女人问。

“对。”

“第一次去广州？”

“第一次。”

“那你要小心点。”女人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广州火车站很乱，小偷多，骗子也多。你一个人，又带着行李，很容易被人盯上。下了车别理任何人，直接出站。谁跟你搭话都别理，问路的、借手机的、说帮你拿行李的，全都是骗子。”

“谢谢提醒。”顾旭东说。

“不客气。”女人笑了笑，“我也快到站了，我男朋友来接我。你要是找不到路，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不用了，我认识路。”

女人没有再说什么，低头继续看手机。

下午三点，列车终于抵达了广州站。

顾旭东背起行囊，跟着人流走出车厢。广州的空气和西北完全不同——湿、温热，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气味，像是什么东西发酵了。天空灰蒙蒙的，不是雾，是霾，和格尔木那种通透的蓝色天差地别。

他站在月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广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