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记录

车驶入太和县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安徽的秋天比上海来得早。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落下来，铺在柏油路面上，像一条金色的河。空气里有烧秸秆的味道，呛人的，温暖的，带着一种田野特有的、粗粝的甜。林深把车窗摇下来，让那些味道涌进来。他的肺被呛了一下，咳嗽了两声，但没有关窗。这是陈丽华闻了三年的味道。她每天早上五点醒来，推开窗户，闻到这个味道，然后去上班。她不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不知道它为什么让她觉得——不是熟悉，是一种说不清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等着她的感觉。

苏晚把车停在了一个村口。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白墙黑瓦，错落在一片平坦的田野中间。村口有一棵老槐树，很粗，两个人都抱不住，树冠遮住了半个打谷场。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在打牌，旁边趴着一条黄狗，尾巴在泥地上扫来扫去。

林深下了车，站在村口。阳光很烈，晒得他的皮肤发烫。他眯起眼睛，看着那些房子。他不知道哪一栋是陈丽华的。他只知道她在这里，在一个叫王秀英的名字下面，在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过着他不知道的生活。

“是这里吗？”苏晚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那张黄色的便利贴。

“是这里。太和县，某乡，某村。老K给的地址只写到这里。”

“那怎么找？”

林深没有回答。他走到那棵老槐树下，蹲下来，和那些打牌的老人平视。老人们抬起头，看着他。他们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眼睛被阳光晒得眯成了一条缝，但很亮。

“大爷，”林深说，“村里有没有一个叫王秀英的人？”

老人们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放下牌，摘下草帽，用帽檐扇着风。

“王秀英？”他想了想。“有。在村东头。一个人住。你找她啥？”

“我是她以前的同事。从上海来的。来看看她。”

老人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眼睛在阳光下很亮，像两颗被打磨过的石头。

“上海？”他重复了一遍。“她是上海人？”

“她是。她以前在上海当老师。”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他把草帽戴回头上，拿起牌，继续打。

“去吧。村东头，第三家。门口有棵石榴树。”

林深站起来，转过身。苏晚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那个黑色的旅行箱。

“走吧。”他说。

他们沿着村子的土路走。路很窄，只容两个人并排。两边是低矮的砖墙，墙头上爬着丝瓜藤，黄色的花在阳光下开得很盛。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路中间刨食，看到他们，咯咯叫着跑开了。空气里有泥土和鸡粪的味道，还有一丝淡淡的、说不清的甜味——也许是丝瓜花的味道，也许是别的什么。

他们走到了村东头。第三家。门口有一棵石榴树。

很小，只有一人高，树细得像小孩的手臂。叶子是深绿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树上挂着几个石榴，很小，青色的，还没有熟。树处有一圈新翻的泥土，湿的，像是刚浇过水。泥土旁边放着一个蓝色的塑料水壶。很旧了，蓝色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了下面白色的塑料。上面的牡丹花已经看不清了，只剩下一些红色的、模糊的痕迹。

林深站在那棵石榴树前，看了很久。他的手在发抖。不是恐惧，是某种他无法命名的东西。他伸出手，摸了摸那些叶子。叶子在他的手指下微微颤了一下，像一个小小的、刚出生的生命。

“是她吗？”苏晚的声音很轻。

“是她。”林深说。“她种的。”

他走到门前。门是木头的，很旧了，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了木头原本的颜色。门框上贴着一副春联，红色的纸已经褪色了，变成了粉红色，字迹模糊了。他敲了三下。没有声音。他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

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她的头发花白，用一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露出瘦削的、布满皱纹的脸。她的眼睛很小，深陷在眼窝里，像两颗被埋在沙子里的黑色石头。她的嘴唇很薄，抿成一条线，嘴角微微下垂。她看着林深，看了很久。她的目光是空的，像一扇关着的门，门后面什么都没有。

“你找谁？”她的声音沙哑，像砂纸在粗糙的木头上摩擦。

“王秀英？”林深问。

“我是。”

“我叫林深。从上海来的。”

女人的表情没有变化。她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三秒，然后移开了。

“不认识。”她说。然后她开始关门。

林深伸出手，挡住了门。他的手在门框上，手指张开，掌心贴着冰凉的木头。

“你不认识我。但你认识一个人。陈丽华。”

女人的手停住了。她的手指在门把手上收紧了一下，然后松开。她的目光回到了林深的脸上。这一次，她的眼睛里有了什么——不是记忆，是一种困惑。一种像一个人在浓雾中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知道那是什么，但看不清的感觉。

“陈丽华？”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很轻，像一快要断了的弦。

“对。陈丽华。上海人。退休教师。家住虹口区197弄。她种了一棵石榴树，每天浇水。水壶是蓝色的，上面有红色的牡丹花。”

女人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她的手从门把手上滑落了。她站在那里，看着林深，眼睛里有了光——很弱，很暗，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星。

“你是谁？”她问。声音在发抖。

“我是来帮你的人。”林深说。“帮你找回你的记忆。”

女人沉默了很久。她站在那里，手垂在身体两侧，肩膀微微驼着。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她在说什么？她在数什么？她在想什么？林深不知道。但他知道她在挣扎。她在挣扎着从那片空白中，从那团浓雾中，从那个没有名字、没有过去、没有记忆的深渊中，向上爬。

“进来吧。”她终于说。声音很轻，很轻，像一个人在黑暗中伸出了手。

***

院子很小。只有几平米，地面是水泥的，有些地方裂了，长出了几棵野草。墙角放着一辆旧自行车，车胎瘪了，车座上蒙着一层灰。自行车旁边是一个水缸，水缸里养着几棵水葫芦，开着紫色的花。院子中间有一张矮桌，两把塑料椅子。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子里有半杯水，水面上漂着一片枯叶。

王秀英——陈丽华——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她的目光在院子里游移，从水缸到自行车，从自行车到矮桌，从矮桌到林深的脸上。她的嘴唇还在动，但没有声音。她在数。陈丽华。上海人。退休教师。家住虹口区197弄。她在用这十几个字筑一道堤坝，挡住身后那片正在上涨的、黑暗的、想要吞噬一切的遗忘之海。

林深坐在她对面。苏晚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那个黑色的旅行箱。

“王阿姨，”林深说，“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三年。”她说。声音很稳，很确定。“三年了。”

“之前在哪里？”

“之前——”她停了一下。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像一个人在努力回忆什么。“之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在这里。在这个村子里。在这个房子里。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三年了。一直都是这样。”

“你不觉得少了什么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一下，两下，三下。

“少了。”她说。“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觉得少了什么。但我想不起来。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很久。然后我起来，洗脸，刷牙，吃饭，上班。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又觉得少了什么。但我想不起来。每天都是这样。”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瘦削的，骨节突出的，皮肤上有老年斑的手——在她的视线里微微张开，然后合上。

“有时候，我会做一些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比如——我买了一棵石榴树。很小的一棵，在镇上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石榴树。我只是看到它，就想买。我把它种在门口，每天浇水。水壶是蓝色的，上面有红色的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那个水壶。我只是看到它，就买了。”

她抬起头，看着林深。她的眼睛里有了光——很弱，很暗，但它在亮。

“你是谁？”她问。“你为什么知道那些名字？陈丽华。虹口区。197弄。你为什么知道？”

林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那张照片。陈丽华的照片，赵衡笔记本里的那张，穿着碎花衬衫，站在一个农村的院子里，背景是几间平房和一排玉米。她的笑容很温暖，像冬天的被窝，像夏天弄堂口的穿堂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对着她。

“这是你。”他说。“这是三年前的你。”

女人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的手指在膝盖上停止了敲击。她的眼泪流下来了。不是无声的流泪，是那种安静的、缓慢的、一滴一滴地从眼眶里涌出来的眼泪。它们流过她的脸颊，滴在她的灰色外套上，留下深色的水渍。

“这是——我？”她的声音在发抖。

“是你。你是陈丽华。你是上海人。你是老师。你教了三十年语文。你的学生——有一个叫张明的男孩，很调皮，总是把墨水弄到衣服上。有一个叫李芳的女孩，很安静，作文写得很好。你的丈夫叫陈建国，十年前去世了。他走的那天，你握着他的手，他说‘丽华，别哭，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女人坐在那里，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那张照片上。她伸出手，拿起手机，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抚摸。她的手指在那个女人的脸上划过，在那个女人的笑容上划过，在那个女人的眼睛上划过。

“我不记得了。”她说。“但我认识她。我认识这张脸。我认识这个笑容。我认识这双眼睛。这是——我。”

她抬起头，看着林深。她的眼睛很亮，很亮，像一个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光。

“你能帮我吗？”她问。“帮我想起来。帮我想起我是谁。”

“能。”林深说。“但有一个代价。”

“什么代价？”

“你会想起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痛苦的。包括那些让你哭的。包括那些你拼命想忘记的。”

女人沉默了很久。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的声音，和远处杨树叶子的沙沙声。那棵小石榴树在风中轻轻摇晃，叶子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

“我想起来。”她说。“不管有多痛苦。我想知道我是谁。”

***

苏晚在房间里架起了设备。便携式记忆分析仪，电极，头盔。她把它们放在桌上，连接好数据线，打开电源。仪器的屏幕亮了起来，蓝色的光在昏暗的房间里投下一片冷冷的、像深海一样的光。

陈丽华坐在床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她的背挺得很直，像一个在等待上课铃响的学生。她的眼睛看着那台仪器，看着那些电极，看着那个头盔。她没有害怕。她的眼睛里只有一种东西——期待。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绿洲。

“会疼吗？”她问。

“不会。”苏晚说。“但你会看到一些画面。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可能会让你不舒服。”

“我不怕。”

苏晚给她戴上头盔。头盔是银白色的，半圆形，内侧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电极。她的手指很稳，动作很轻柔，像在给一个婴儿戴帽子。头盔贴在她的太阳上，冰凉的触感让她微微颤了一下。电极开始发出微弱的蓝色光——自检程序运行中。

林深站在作台前，看着屏幕上的脑电波图。陈丽华的大脑很活跃，尤其是在海马体区域——那是记忆存储和提取的核心区域。波形密集而规律，像一串串被精心编织的珍珠项链。那些记忆——被删除的、被埋葬的、被空白覆盖的记忆——在那些波形的下面，在那些密集的、规律的、像心跳一样的波动下面，在等待。它们在等待被唤醒。

“准备好了吗？”林深问。

“准备好了。”陈丽华的声音很平静。

林深看了苏晚一眼。苏晚点了点头。他按下了按钮。

屏幕上的波形开始变化。从密集变得稀疏，从规律变得混乱，从平静变得汹涌。那些被删除的记忆——那些被埋在空白下面的、被覆盖了三年之久的、被压制了无数个夜的记忆——像被堵了很久的水管，突然通了，水一下子涌出来，收都收不住。

陈丽华的身体开始颤抖。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握紧，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她的嘴唇在动，她在说什么。没有声音。但林深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在数。陈丽华。上海人。退休教师。家住虹口区197弄。她在用这十几个字抓住那绳子，那从水面上垂下来的、银白色的、闪着光的绳子。

然后她看到了。

那些画面——那些被删除了三年之久的、被埋葬在空白下面的、被压制了无数个夜的画面——像水一样涌进了她的意识。她看到了自己的家。黑色的木门，铜绿的铜环，石阶上放着一盆月季。她看到了自己的学生。张明，李芳，那些她记得脸但想不起名字的孩子。她看到了自己的丈夫。陈建国，每天早上给她倒一杯热水，放在床头柜上。她看到了那棵石榴树。她种的，1985年的春天，在花鸟市场花了一块钱买的。很小的一棵苗，只有三十厘米高。她每天浇水，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水壶是蓝色的，上面有红色的牡丹花。

她看到了自己的记忆。那些她以为永远失去了的、被偷走了的、被抹去了的记忆。它们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在她的手指里，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嘴里。她的手指记得怎么握水壶，她的眼睛记得那些颜色和光影，她的嘴记得那些字。她的记忆没有被删除——它只是被埋起来了。被埋在她的最深处，被那些空白覆盖着，被那些“王秀英”的子压着。但它还在。一直在。

她看到了最后那个画面。手术台。白色的灯。一个人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头盔。那个人在看着她，眼睛里有什么——不是冷漠，是恐惧。是那种一个人在被迫做一件自己知道是错的事情时的恐惧。

那个人是林深。

她看到了他。三年前的林深，年轻的，净的，眼睛下面没有黑眼圈的林深。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头盔，看着她。他的嘴唇在动，他在说什么。她听清了。

“对不起。”他说。“对不起。”

然后一切都暗了。

陈丽华猛地睁开眼睛。她大口喘着气，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她的脸上全是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她的身体在发抖，像一棵在风中摇晃的树。她的嘴唇在动，她在说话。这一次，有声音了。

“我记得。”她说。“我什么都记得。”

她看着林深。她的眼睛很亮，很亮，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光，知道那不是幻觉，是真正的、温暖的、不会熄灭的光。

“你是林深。”她说。“你是那个清除了我记忆的人。”

林深站在那里，看着她。他的眼泪流下来了。他没有擦，让它们流。

“是。”他说。“是我。”

陈丽华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泪也在流，但她的嘴角微微上翘。

“你还记得吗？”她问。“你对我说的那句话。”

“记得。”林深说。“我说了对不起。”

“还有呢？”

林深想了想。“我说‘你会想起来的’。”

“不。”陈丽华摇了摇头。“你说‘你会想起来的。因为你的记忆在你自己手里，不在任何人手里。没有人能拿走它。它只是睡着了。它会醒的’。”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很瘦，很凉，骨节突出。但她的手指在他的手心里收紧了，很有力。

“你说对了。”她说。“它醒了。”

林深蹲下来，和她平视。他的眼泪滴在她的手背上，和她的眼泪混在一起。

“陈老师，”他说，“你恨我吗？”

陈丽华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睛在阳光下很亮，很清澈。

“不恨。”她说。“你也是受害者。你也被偷走了记忆。你不记得了，但你来找我了。你帮我把记忆找回来了。你没有逃跑。你回来了。”

她握紧了他的手。

“林深，你要原谅自己。”

林深跪在地上，握着她的手，哭得像一个孩子。他的肩膀在颤抖，他的声音在哽咽，他的眼泪在流。他哭了很久。久到苏晚在旁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久到窗外的阳光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久到那棵小石榴树在风中摇落了一片叶子。

陈丽华坐在床沿上，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那里，像一个老师看着一个犯了错但愿意改正的学生。她的眼睛里没有责备，没有怜悯，只有一种东西——理解。一种只有经历过同样痛苦的人才能给予的、不需要语言的理解。

“林深，”她终于说，“你知道吗？那棵石榴树——我新种的那棵——它不会死了。我每天浇水。它会长大的。它会开花，会结果。也许没有原来的那棵甜。但也是甜的。”

林深抬起头，看着她。她的脸上全是泪水和汗水，但她在笑。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很真实。像一个在废墟上种了一棵树的人，看着它发芽，知道它不会死。

“陈老师，”他说，“你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她想了想。“回上海。回我的家。看我的石榴树。看我的学生。看我的——看我的城市。”

“你记得路吗？”

“记得。”她笑了。“虹口区197弄。我走了三十年。怎么会忘。”

***

他们在村子里待了一夜。

陈丽华做了饭。米饭，炒青菜，一个蛋花汤。米是她自己种的，青菜是她自己种的，鸡蛋是隔壁邻居送的。饭很香，菜很嫩，汤很鲜。林深吃了三碗。苏晚吃了两碗。陈丽华看着他们吃，自己没怎么吃。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们，笑着。

“好吃吗？”她问。

“好吃。”林深说。

“那你多吃点。你太瘦了。”

林深笑了。他想起了母亲也说过同样的话。也许所有关心你的人，都会说你太瘦了。也许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最本能的关心——你吃了没有？你吃饱了没有？你好不好？

晚上，他们坐在院子里。月亮很圆，很亮，银白色的光洒在水泥地上，像一面安静的湖。那棵小石榴树在月光下投下细长的、摇晃的影子，像一个人在跳舞。陈丽华坐在塑料椅子上，手里拿着那个蓝色的塑料水壶。她的手指在壶身上轻轻摩擦，像是在抚摸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林深，”她说，“你明天要去哪里？”

“宿迁。找李小雨。”

“李小雨？”她想了想。“那个在工地上做饭的女孩？”

“你记得她？”

“记得。她很瘦，头发很长，说话有四川口音。她烧的红烧肉很好吃。工人们都说好。”

林深看着她。月光照在她的脸上，照亮了她的皱纹，她的白发，她的笑容。

“陈老师，”他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你记得她。”

陈丽华沉默了一会儿。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水壶。

“林深，”她说，“你知道吗？在那个疗养院里——在我忘记自己是谁的那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名字，没有过去，没有记忆。但我有一个感觉。一种很模糊的、说不清的感觉。我觉得有人在等我。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我的学生，我的丈夫，我的邻居。他们在等我回去。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知道他们在等我。那种感觉——它让我没有放弃。它让我每天在走廊里走，拉着人的手问‘我是不是死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还活着，我就要回去。回到那个有人在等我的地方。”

她抬起头，看着月亮。

“现在我知道了。那是记忆。不是名字，不是地址，不是那些具体的东西。是感觉。是你被记得的感觉。是有人在等你回家的感觉。那种感觉——没有人能偷走。它不在你的大脑里。它在你的心里。在你的骨头里。在你的灵魂里。”

林深坐在那里，听着她说话。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凉凉的，银白色的。他想起了一句话。不记得是谁说的，不记得在哪里听到的，但那句话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得像刻在石头上：“记忆不是存在大脑里的。是存在心里的。大脑会忘记，但心不会。心记得每一个它爱过的人。”

“陈老师，”他说，“你明天怎么回上海？”

“坐车。火车。我知道怎么坐。太和到阜阳，阜阳到合肥，合肥到上海。我查过了。”

“我送你去车站。”

“不用。你去做你的事。李小雨在等你。还有那些人。他们在等。”

她站起来，拿着水壶，走到石榴树前。她弯下腰，把水壶里的水倒在树处。水从壶嘴里流出来，细细的，缓缓的，在泥土上形成一个小小的水洼。她倒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会长大的。”她说。“会开花的。会结果的。”

她直起腰，转过身，看着林深。月光在她的身后，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林深，”她说，“你也要长大。”

林深笑了。“好。”

他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瘦，很凉，骨节突出。但她的手很稳，很坚定。

“陈老师，”他说，“保重。”

“你也是。”她说。“别太累了。多吃点。你太瘦了。”

林深笑了。他松开了她的手，转过身，走向门口。苏晚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那个黑色的旅行箱。月光照在她的脸上，照亮了她的眼镜，她的马尾，她的笑容。

“走吧。”她说。

他们走出了院子，走上了村子的土路。月光在路面上铺了一层银白色的霜，踩上去软软的，沙沙的。那棵老槐树在打谷场上投下巨大的阴影，树下的老人们已经回家了，只有那条黄狗还趴在那里，尾巴在泥地上扫来扫去。

林深回过头，看了一眼。陈丽华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个蓝色的塑料水壶。月光在她的身后，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棵正在生长的树。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笑着。

然后她挥了挥手。

林深也挥了挥手。

他转过身，走向了停在村口的车。苏晚已经坐在驾驶座上了，发动机在轻轻地响着，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白色的光柱。他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上，系好安全带。

“走吧。”他说。

苏晚把车开出了村子，驶上了公路。月光在路面上流淌，两边的杨树在车窗外飞速后退，像一列列驶过的火车。林深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看到了陈丽华的笑容。他看到了那棵小石榴树。他看到了那个蓝色的塑料水壶。他看到了一个在废墟上种树的人，看着它发芽，知道它不会死。

“苏晚，”他说，“下一个是哪里？”

“宿迁。泗阳县。李小雨。”

“多远？”

“四个小时。”

“那我们天亮到。”

“嗯。”

林深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月亮。它在天空中，圆圆的，亮亮的，像一个银白色的盘子。它的光洒在大地上，洒在公路上，洒在他们的车上。

“苏晚，”他说，“你觉得李小雨会记得什么？”

苏晚想了想。“也许记得红烧肉的做法。也许记得那些工人的脸。也许记得她为什么要来上海。”

“她会想起来吗？”

“会。”苏晚的声音很平静。“因为她的记忆在等着她。在某个地方，在某个角落，在她的手指里，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嘴里。在等着她醒来。”

林深笑了。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黑暗中，他看到了很多东西——陈丽华的石榴树，顾念的图纸，老K的硬盘门，母亲的腌笃鲜，苏晚的咖啡。它们在他的脑海中旋转，交织，碰撞，像一场没有尽头的、但不再让他恐惧的风暴。

他知道那些记忆不会消失。它们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在他的大脑里，在他的心里，在他的手指间。他不需要害怕它们。他只需要记住它们。

他睡着了。这一次，他梦到了一条弄堂。石板路，青砖墙，红色的门，黑色的瓦。梧桐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阳光在叶子的缝隙间穿梭，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摇晃的光影。一个小孩蹲在弄堂口的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两只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地面。他在看蚂蚁。

林深站在那个小孩身后，看着他的背影。蓝色的毛衣，上面有一个小熊的图案。塑料水壶，蓝色的，盖子是红色的，上面有米老鼠。

“你在看什么？”他问。

小孩没有回头。“看蚂蚁。”

“它们在做什么？”

“在搬家。搬到安全的地方。”

“哪里安全？”

小孩指了指远处。那里有一棵树，很高，很大，枝叶茂密，遮住了半条弄堂的阳光。树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197弄5号”。

“那里。”小孩说。“那里有树。树不会砍。蚂蚁可以在那里安家。”

林深看着那棵树。阳光在它的枝叶间穿梭，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摇晃的光影。它的树很粗，树皮很糙，上面有一些刻痕——名字，期，心形图案。

“你会记得这棵树吗？”他问。

小孩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会。每天都记得。”

“即使它被砍了？”

“砍了也记得。它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在我的记忆里。它不会消失的。”

林深笑了。“好。”

他转过身，走向了弄堂的出口。阳光在他的前面，金色的，温暖的。梧桐树的影子在他的身后拉得很长，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流向过去。

他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