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我疯了吗

从荷城到川东，一千二百公里。

蒋君荔带着令宜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两个小时的大巴，最后在镇上的破旧车站下了车。

令宜在路上发了一次烧，嘴唇紫得发黑，把蒋君荔吓得浑身发冷，好在包里备着药，喂下去之后慢慢退了烧。

出了车站，眼前是熟悉又陌生的乡镇街道。

五年没回来了，镇上新修了几栋楼，但主道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两边的梧桐树倒是长得比记忆里高了很多。

从镇上到村里，还有三公里路。

没有公交车了，蒋君荔在路边拦了一辆拉货的三轮车，给了师傅二十块钱，连人带箱子颠簸了二十分钟，终于到了村口。

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依着一座小山包错落地建着。

正是傍晚时分，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起来，空气里飘着柴火和猪食混在一起的味道。

几只土狗在村口追来追去，看见生人，汪汪地叫了几声。

蒋君荔站在村口，忽然有些迈不动步子。

令宜趴在她背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妈妈，到了吗？”

“到了。”蒋君荔深吸一口气，背着女儿往村东头走。

蒋家的房子是一栋二层的小楼，外墙没贴瓷砖，红砖着，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斑驳。

院子里堆着几捆柴火和一堆玉米棒子，院门虚掩着，里头传来电视的声音。

蒋君荔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堂屋的门开着，蒋父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手里端着一碗稀饭，就着一碟咸菜在吃。

蒋母在厨房里收拾碗筷，锅碗瓢盆的声音叮叮当当的。

“爸。”蒋君荔站在门口叫了一声。

蒋父抬起头来，看见门口站着的女儿和外孙女，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他没说话，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意外，有心疼，但更多的是一股压了很久的气。

蒋母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蒋君荔，先是一愣，然后脸色就沉了下来。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目光从蒋君荔身上扫过去，落在令宜身上，声音一下子变了调：

“哎呦，这是宜宜？都长这么大了？”

蒋母蹲下身，伸手摸了摸令宜的脸，眼眶红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嘴唇都发紫了，是不是又犯病了？”

令宜怯生生地抓着妈妈的手，小声说：“外婆好。”

“好好好，乖乖好。”

蒋母一把将令宜抱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屋里走，

“外婆给你煮个鸡蛋去，再下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

蒋君荔站在门口，看着母亲抱着女儿进了屋，全程没正眼看自己一眼。

她苦笑了一下，拎着箱子跨进了门槛。

蒋父把电视关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他端着那碗稀饭，喝了一口，放下，又端起来，又放下。

反复了几次，最后还是没忍住，抬起头看着蒋君荔，语气不咸不淡：

“你还知道回来？”

蒋君荔把箱子靠墙放了，在一把竹椅上坐下来，没吭声。

“六年了，”蒋父说，

“你结婚六年，就回来过一次。那一次还跟我们吵了一架，赌气走的。你妈哭了三天，你知道不知道？”

蒋君荔垂下眼睛，声音很低：“知道。”

“知道也不打个电话？”蒋父的声音有些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蒋君荔没回答。

她没办法回答。六年前她为了令恒跟父母闹翻了，母亲说荷城太远，说令恒那个人看着不踏实，说她嫁过去要吃苦。

她不听，觉得父母看不起令恒，看不起她选的这条路。

结婚后第一年回来过年，又吵了一架，她赌气连夜坐火车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

这么多年里，她不是不想家。

是不敢回来。回来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可能选错了，她蒋君荔从小到大，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认输。

厨房里传来蒋母和令宜的声音。蒋母在哄令宜吃鸡蛋，令宜小声说了句什么，蒋母就笑呵呵地说：

“好好好，不吃蛋黄就不吃蛋黄，外婆帮你吃掉，你吃蛋白，乖乖吃蛋白长身体。”

蒋父听着厨房里的动静，脸上的表情松动了一些，但对着蒋君荔还是没什么好脸色。

沉默了半晌，蒋父忽然开口，声音闷闷的：“宜宜那个病，怎么样了？”

蒋君荔抬起头。

“医生说要动手术，”她说，“必须在五岁之前做。”

蒋父皱了皱眉：“五岁？宜宜下个月就满五岁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做？”

“本来是打算今年做的。”蒋君荔说。

“本来是？”蒋父听出了话里的不对劲，眉头皱得更紧了，

“什么叫本来是？钱没凑够？”

蒋君荔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回答。

蒋母抱着令宜从厨房里走出来了。

她把令宜放在椅子上，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出来了，往八仙桌上一搁。

“给。”蒋母说，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蒋君荔愣了一下，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沓钱。

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都有，新旧不一，有的皱巴巴的，有的用橡皮筋扎着。她数了数，一共两万块。

“妈，这是——”

“我跟你这些年攒的。”蒋母说，一边说一边把令宜的碗往她面前推，催她吃面，

“你弟去年去外面打工去了，这是他上个月从广东寄回来一万，说是专门给宜宜做手术用的。我跟你爸加起来攒了三万，就这些了。”

蒋父接上话：“你跟我们说，手术费还差多少？你们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该联系医院联系了没有？”

蒋君荔攥着那个塑料袋，手指捏得发白，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怎么说？

说钱本来够了？说四十七万三千六百块，她攒了五年，着公公婆婆一起攒钱，四个人攒够了？

说令恒偷偷拿去，全亏了？说她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回来了，什么都没带回来？

她说不出口。

但蒋父蒋母都是过来人，看着她这副样子，心里已经咯噔了一下。

蒋母的脸色变了，声音有些发颤：

“君荔，你说话啊。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还差很多钱？”

蒋父也盯着她，目光又急又怕。

令宜这时候抬起头来，声气地说了一句：

“妈妈跟爸爸吵架了，爸爸骂妈妈是暴龙。”

蒋父蒋母同时一愣。

令宜学着令恒的语气，惟妙惟肖：

“爸爸说，‘你那个脾气，谁受得了？你知不知道外面人怎么说你？说你是川渝暴龙！’”

蒋母的脸一下子就黑了，筷子啪地拍在桌上。

但令宜还没说完。

五岁的孩子不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她只知道大人在问钱的事。

“爸爸把钱拿去买了，”令宜说，小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然后妈妈就哭了。妈妈从来不哭的，但是那天哭了。”

堂屋里安静了。

蒋母嘴唇哆嗦着，看看令宜，又看看蒋君荔，眼眶里的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令恒把钱拿去了？那你们给宜宜做手术的钱呢？”

蒋君荔闭上眼睛，又睁开。

她知道瞒不住了。

“全被他拿走了。全亏了。退市了，一分钱都没了。”

蒋父手里的碗啪地掉在地上，碎成了几瓣，稀饭溅了一地。

但他没去管，他的脸色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挤出几个字来：“你说什么？”

“房子也被他拿去抵押了，”蒋君荔继续说，像是要把所有的伤口一次性撕开，

“我跟令恒离婚了，上个月办的手续。”

蒋母的身子晃了一下，扶住了桌沿才站稳。她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蒋母忽然扑过来，一把抓住蒋君荔的手，又急又痛地喊：“你这个死丫头！当初我跟你爸怎么说来着？

我说荷城太远了，我说那个令恒看着不踏实，我说你嫁过去要吃苦！

你不听啊，你非要嫁，你说我们看不起他，你说你过得好得很！你赌气走了，五年不回来，你知不知道我跟你爸这五年是怎么过的？

我们天天看天气预报，看到荷城下雨就担心你有没有带伞，看到荷城降温就担心宜宜会不会感冒！

你受了委屈你不跟家里说，你一个人扛着，你扛得住吗你！”

蒋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都在发抖，但她抓着蒋君荔的手死死不放，好像一松手女儿就会消失一样。

蒋父站在旁边，脸别过去，肩膀一耸一耸的，没发出声音，但眼泪顺着那张黝黑粗糙的脸往下淌。

蒋君荔的眼泪终于没忍住。

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掉在母亲粗糙的手背上，掉在桌上那碗还没动的面条里。

五年来，她在荷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在令恒面前没有，在公公婆婆面前没有。

可回到这个破旧的小院子里，坐在这个连瓷砖都没贴的堂屋里，听着母亲哭着喊她“死丫头”，她那堵筑了五年的墙，忽然就塌了。

“妈，”蒋君荔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

蒋母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像搂一个小孩一样，一只手搂着她，一只手拍她的背，一边哭一边骂：

“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知道回来，你还不给我们打电话，你一个人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委屈你都不说，你是想气死我跟你爸是不是……”

令宜坐在椅子上，端着她的小碗，看着妈妈和外婆抱在一起哭，小脸上满是不解。

她伸出小手，拉了拉蒋君荔的衣角：

“妈妈，你怎么又哭了？外婆也哭了。你们不哭好不好？”

蒋君荔弯下腰，把女儿也揽进怀里，一家三代人抱在一起。

蒋父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用袖子狠狠地擦了一把脸，走过来，把桌上的塑料袋往蒋君荔面前推了推，声音粗声粗气的，但每个字都在抖：

“拿着。这些钱不多，但能顶一阵子。你弟说了，下个月发了工资再寄回来。

我明天去镇上问问，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病救助的政策，听说现在国家有那种——”

“爸，”蒋君荔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这钱我不能要，你们自己留着——”

“少废话！”蒋父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但眼眶红得吓人，

“不是给你的，是给宜宜的！我外孙女的命，不比这些块钱值钱？”

蒋母也擦了眼泪，吸了吸鼻子。

“行了行了，都别哭了。君荔，你先吃饭，面都坨了。

吃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接下来怎么办。

宜宜的手术不能再拖了，我们想办法，一个办法不行就想第二个，总会有办法的。”

蒋君荔端起那碗坨了的面条，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令宜窝在外婆怀里，小手摸着外婆粗糙的指节，忽然仰起头来，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

“外婆，妈妈很厉害的。妈妈一个人攒了好多好多钱，是爸爸不乖，把钱弄丢了。

但是妈妈没有哭，妈妈从来不哭的。”

蒋母的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她笑了，一边笑一边抹眼泪：

“对对对，你妈妈最厉害了。你妈妈从小就是个犟脾气，认准了的事情，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当年非要嫁那么远，我们拦都拦不住——”

“妈，”蒋君荔打断她，嘴里还含着面条，声音含混不清，“别说了。”

蒋母看着她那副狼狈的样子，忽然笑了，笑得很用力，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你吃面，吃完了妈给你铺床去。”

窗外，天彻底黑了。

蒋君荔看着父母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腰身、粗糙的双手，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想起五年前，她执意要嫁去荷城的时候，父亲站在村口，一句话都没说，就那么看着大巴车开走。

母亲追着车跑了几步，喊了一句“到了给家里打电话”，然后就蹲在路边哭了很久。

那时候她觉得父母不懂她，觉得他们看不起令恒，觉得他们在控制她的人生。

现在她才明白，父母不是不懂她，是太懂她了。

他们知道她犟，知道她要强，知道她受了委屈也不会吭声。

他们反对她远嫁，不是因为荷城不好，是因为他们怕——怕女儿受了委屈的时候，他们够不着，帮不上，只能在家里着急。

“爸，妈，”蒋君荔说，声音有点抖，但她努力稳住了，

“对不起。以前是我不懂事。”

蒋父摆了摆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辣得直咳嗽，但嘴角弯了一下——那是五年来的第一个笑，虽然比哭还难看。

蒋母走过来，把女儿的头搂进怀里，像搂一个小孩子一样，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傻闺女，”蒋母说。

“跟爸妈说什么对不起。以后有事就跟家里说，天塌了，爸妈跟你一起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