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在东莞打螺丝

一

“你来洗牌？”

肥波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不是之前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笑，而是真的被逗乐了的那种。他靠在椅背上，肚子把黑T恤撑得圆滚滚的，那颗银牙在光灯下闪了又闪。

旁边的几个老工人也跟着笑。蹲在墙角的一个瘦子笑得最大声，露出一嘴被烟熏黄的牙齿。

“阿锐，你一个今天刚学会打螺丝的毛头小子，要在我这儿洗牌？”

肥波把扑克牌往桌上一拍，牌面散开成一个扇形。他这手洗牌的功夫，确实是在厂里练出来的。富韵电子厂两千多号人，能在他这局上赢钱走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

“波哥，我没别的意思，”我把二十块钱又往前推了推，“我就是想学学。在老家的时候，村里有个老头教过我两手，我想试试还记得多少。”

这是实话。

瘸腿老头叫老拐。村里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在外面跑过江湖，至于跑的是什么江湖，没人说得清。他回村后在榕树下一坐就是十几年，手里永远拿着一副扑克牌。洗牌、切牌、发牌，翻来覆去地玩。

我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玩具，就蹲在榕树下看老拐玩牌。看得多了，他偶尔会教我几手。

“小崽子，看好了。”老拐把扑克牌在手里翻了个花，“洗牌的时候，小指头勾住底牌，不管上面怎么洗，底牌永远是那一张。”

他给我演示过无数次。

我当时只觉得好玩，没想过有一天会真的用上。

肥波盯着我看了好几秒。活动室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光灯管嗡嗡的电流声。楼下巷子里大排档的炒菜声隐约传上来，夹杂着一声尖锐的女人的笑。

“行。”

他把扑克牌推过来。

“你洗。不过规矩说好，你要是洗炸了，今晚你请所有人吃宵夜。”

二

我拿起那副扑克牌。

牌是旧的，边角磨出了毛边，牌面上有一层淡淡的污渍，是无数只手摸过留下的痕迹。这种牌最好做手脚，因为旧牌的摩擦力大，牌与牌之间不容易滑脱。

我把牌面朝下扣在掌心。

深吸一口气。

老拐教我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洗牌，而是怎么拿牌。

“牌是你的武器。拿武器的手不能抖，一抖就全完了。”

我把牌在两只手之间倒了一遍，让它们熟悉我的手掌。然后开始洗。

第一轮，规规矩矩地洗。牌在我手里哗啦啦地交错，发出脆的响声。这是洗给肥波看的——你看，我真的在洗牌。

第二轮，速度慢下来。我的左手无名指轻轻抵住牌堆的底部，感受到最下面那张牌的边缘。那是一张方片三，我在刚才洗牌的时候已经瞄到了。

小指微曲，勾住。

第三轮，上面继续洗，底牌纹丝不动。

这个动作我十三岁就会了。在老家的榕树下，我用这副手法骗过村里所有的小孩。后来被老拐发现了，他拿烟杆敲我的脑袋：“小崽子，老子教你是让你去骗人的？”

我说不是，我就是觉得好玩。

老拐叹了口气，又抽了口烟：“算了，教都教了。记住，这手活儿，不到万不得已不许用。用了，就别让人看出来。”

我把洗好的牌放在桌子中央。

肥波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拿起牌，翻过来检查了一遍，没说话。

旁边的瘦子凑过来看了一眼：“波哥，有啥问题？”

“没。”

肥波把牌放下，看着我：“你发牌还是我发？”

“波哥发。”

规矩是这样的：洗牌的人不做庄，这是为了防止洗牌的人在做牌。但老拐教过我，真正的高手，洗牌的时候已经把整副牌的顺序都排好了。谁来发牌，结果都一样。

肥波开始发牌。

三

我的牌是一对Q加一张K。

这在扎金花里算大牌了。

但我脸上什么都没露出来。老拐教的第二件事：拿到好牌的时候，你的表情要比拿到烂牌还难看。

“跟。”我往桌中间扔了五块钱。

肥波看了我一眼，跟了。

第三轮发牌，我又跟了五块。

第四轮，肥波把牌扣下了。

“弃了。”

他把牌往牌堆里一，靠在椅背上。那颗银牙又露出来了，但这次笑的意思不一样，像是在琢磨什么事。

第一把，我赢了十五块。

第二把，我的牌很烂，直接弃了。

第三把，牌面一般，但我还是跟了两轮。最后翻开的时候，肥波的对子比我大。

有输有赢。这是正常的。老拐说过，千术不是仙术，不可能把把都赢。能把把都赢的那是。真正的千术，是让你赢的时候赢大的，输的时候输小的。

重要的是，别让人看出规律。

我在等。

等一把真正的好牌。

四

第四把，牌来了。

我拿到手的是三张同样的数字——三张八。在扎金花里，这叫“豹子”，是最大的牌型，比同花顺还大。

拿到这种牌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不是概率。这是我在洗牌的时候，已经把三张八放在了特定的位置。肥波发牌的时候，无论他从哪个方向发，这三张牌都会发到我手上。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这一把的赌注会很大。

老拐教我的第三件事：做局的时候，一定要想好退路。你赢了钱，怎么走？赢了钱不走，那就等于没赢。

我看了看门口的方向。活动室的门半掩着，外面走廊里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在水泥地面上哒哒地响。楼下大排档的油烟味顺着窗户飘上来，混着辣椒和孜然的气味。

“跟。”我把五块钱扔进去。

肥波跟了。

旁边的瘦子也跟了。

刘德富在旁边坐不住了，低声劝我：“阿锐，这把牌看着不小，你悠着点。”

我没理他。

第二轮发牌，我又跟了十块。

瘦子犹豫了一下，弃了。

桌上只剩下我和肥波。

肥波看着我，手里把玩着一张十块的钞票。他把钞票折了又展开，展开了又折，折痕在光灯下泛着白。

“阿锐，你牌面挺硬啊。”

“波哥，玩牌嘛，赌的就是个胆。”

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在赌桌上，最怕的不是对手牌好，是对手让你摸不透他在想什么。

肥波把十块钱扔进去：“我跟。”

第三轮，我把面前剩的钱全推了进去。

二十五块。

加上之前跟的，这一把我已经下了四十多块。相当于我在老家搬半个月水泥挣的钱。

肥波盯着我的眼睛。

我也盯着他。

活动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光灯管的嗡嗡声。墙角那个瘦子连烟都忘了抽，烟灰掉在裤子上都不知道。刘德富的手攥着椅背，指关节都发白了。

肥波忽然笑了。

“阿锐，你知道我在这个厂里玩了几年牌吗？”

“不知道。”

“四年。”他把手里的钞票重新折了一遍，“四年里，想在我这儿翻盘的人多了去了。你知道他们最后都怎么样了吗？”

我没接话。

“他们都去楼下大排档赊账吃饭了。”

他把牌翻开。

三个九。

豹子。

比我的三个八，刚好大一级。

五

活动室里爆发出笑声。

瘦子笑得最大声，一边笑一边拍大腿：“波哥牛！豹子！波哥又猪了！”

刘德富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拉了拉我的袖子，低声说：“阿锐，算了——”

我没动。

我看着肥波翻开的牌。

三个九。

然后我看着肥波的手。

他的手放在桌面上，左手食指有节奏地敲着桌面。这个动作很随意，像是赢了钱之后得意的一种表现。

但老拐教过我：一个人赢了钱，得意的时候，眼睛会看钱。肥波没有。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

他在等我认输。

等我认了输，把钱收走，这一局就结束了。然后我灰溜溜地离开活动室，明天继续在产线上打螺丝，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再拿一部分钱来他的牌桌上送。

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肥波不是运气好。

他跟我一样，也在做牌。

只不过他的手法比我快。在我洗牌的时候，他已经动了第二次手脚。我勾住了底牌，他勾住了我勾不住的。

我笑了笑。

然后把我的牌翻开。

三个八。

“波哥，”我说，“你的豹子确实大。但你是不是忘了，一副牌只有五十二张。你手里有三个九，我手里有三个八。剩下的牌里，还有三个十、三个J、三个Q、三个K、三个A。”

我顿了顿。

“你的三个九，是从哪儿来的？”

活动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

六

肥波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面前的三张九，又看了看我的三张八。然后他翻开了牌堆，开始数牌。

一张。两张。三张。

牌堆里还有一张九。

一副牌，出现了四张九。

所有人都看到了。

瘦子的烟从嘴里掉下来，掉在裤上，烫了一个洞，他都没反应过来。刘德富的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着，像是吞了一个鸡蛋。

肥波的脸先是涨红，然后变白。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那种掂量猪肉的神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

是慌。

“阿锐，你——”

“波哥，这副牌是你的。”我把扑克牌推到他面前，“我从头到尾只洗了一次。这副牌里为什么会有四张九，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说的是实话。

这副牌本来就是肥波的。他平时用来做局的牌，不止一副。赢钱的时候用正常的牌，碰到硬茬的时候，换上做了手脚的牌。四张九的那副，是他专门用来“猪”的。只是今晚他换牌的时候，没料到我记住了底牌的顺序。

肥波的手按在桌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活动室外面，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哒哒地过去，又哒哒地回来。那人探头进来，看了一眼屋里的气氛，又把头缩回去了。

我把桌上赢的钱拿起来，一张一张叠好。四十多块，皱巴巴的钞票，带着烟味和汗味。

“波哥，今晚这局，就到这里吧。”

我站起来。

肥波忽然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钱和扑克牌都跳了起来。

“站住。”

他的声音不大，但有一种被压住的狠劲。

“阿锐，你今天出了这个门，明天在产线上，咱们还得见面。”

我把钞票揣进兜里。

“波哥，”我说，“产线上的规矩你定。牌桌上的规矩，我懂。今天的事，出了这个门，我一个字都不会提。”

我往门口走了一步。

又停下来。

“但是波哥，卫生费的事，以后就算了。你说呢？”

肥波盯着我，口起伏了几下。那颗银牙被他咬在嘴唇里，看不见了。

最后，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行。”

七

走出活动室的时候，刘德富追上来。

“阿锐，你他妈疯了吧？”

他一边说一边回头往活动室的方向看，好像怕肥波追出来似的。

“你知道肥波在厂里什么地位吗？他是老拉长，王主管的小舅子！你今晚让他下不来台，明天他能让你在产线上生不如死！”

我摸了摸兜里的钞票。

四十三块。

扣掉今天输的二十，净赚二十三块。够我吃好几天的饭了。

“德富哥，”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在东莞打了几年工？”

“六年。”

“六年了，你还在打螺丝。”

刘德富愣住了。

我没有继续往下说。走廊的尽头是宿舍，灯光昏暗，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模模糊糊的。从走廊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对面出租屋的灯火。那些窗户后面，住着无数个像刘德富一样的人。来了六年、八年、十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从一个厂换到另一个厂，手里的活从打螺丝变成开注塑机，工资从五百涨到八百，再到一千。

然后呢？

然后年纪大了，手脚慢了，老板找个理由辞退。再然后，坐上回老家的火车，兜里揣着攒了十年的钱，回到那个拼命想离开的地方。

我不要这样。

“德富哥，回去睡吧。明天还要早起打螺丝。”

我推开宿舍的门。

屋里的人已经睡下了，鼾声此起彼伏。上铺的铁架床上，我妈给我的鸡蛋还剩三个，安静地躺在枕边。我拿起一个，在床沿上磕了磕，剥开蛋壳，三口两口吃了。

蛋白有点了，蛋黄噎嗓子。

但这是我到东莞之后，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窗外的霓虹灯依然亮着，把房间映成红色。楼下巷子里，大排档的炒菜声和划拳声还在继续。东莞的夜晚不会为任何人安静下来。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打螺丝。

明天，还会有新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