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讼师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沈墨就醒了。

秋雨在半夜就停了，但空气里还弥漫着湿的泥土气息。窗外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像是在催促新的一天赶紧到来。沈墨躺在床上，盯着头顶的房梁，脑海里反复回放着昨晚那封信的内容。

“张文贵不是自，小心查案。”

“顺天府的钱穆，是周世安的人。”

这两句话，像两钉子，牢牢地钉在他的脑海里，怎么拔都拔不掉。

他翻身起床，从水缸里舀了一瓢冷水，胡乱洗了把脸。冰凉的激在脸上，让他彻底清醒过来。他换了一身净的便服——去张文贵家不宜穿官袍，太扎眼——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袍套上，又从柜子里翻出一顶旧帽子戴上，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他在镜子前照了照，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张脸，二十出头，面容清秀，眉宇间有一股不卑不亢的气质，既不像高官那么威严，也不像百姓那么卑微。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出门的时候，小九已经在巷口等着了。他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穿着一身灰色的短褐，腰间别着一把短刀，看起来像个跑江湖的。看到沈墨出来，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沈主事，您这打扮，差点没认出来。”小九上下打量了一番，“像，真像个读书人。”

“本来就是读书人。”沈墨翻身上马，“走吧，去崇仁坊。”

两人骑马穿过清晨的京城街道。天色渐渐亮起来，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早点摊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卖包子的老汉掀开蒸笼，白茫茫的蒸汽冲天而起；卖豆浆的妇人用长勺从锅里舀出滚烫的豆浆，倒进碗里，撒上一把葱花；卖馄饨的小贩敲着竹板，吆喝声清脆响亮。

沈墨在一家早点摊前停下来，买了两个肉包子和一碗豆浆，站在路边三两口吃完。小九也买了三个包子，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差点噎着。

“您慢点吃，没人跟您抢。”沈墨笑着递过水壶。

小九灌了一大口水，抹了抹嘴：“沈主事，咱们去张文贵家，查什么？”

“先看看现场。”沈墨翻身上马，“张文贵的书房，我总觉得有问题。”

崇仁坊在京城东边，是官员和富商聚居的地方。这里的街道比别处宽阔，路面铺着整齐的青石板，两旁的宅子都是青砖灰瓦、高墙深院，门楣上挂着各种匾额。张家的宅子在坊中间的位置，三进院落，门前有两棵槐树，树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龄至少上百年。

沈墨到的时候，张家的门是关着的。门口挂着白色的灯笼，上面写着“奠”字，在晨风中轻轻摇晃。灯笼的白色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显得格外刺眼，透着一股哀戚的气氛。门楣上贴着一副挽联，上联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下联是“苍天不公何忍看”，字迹潦草，像是张伯年亲手写的。

沈墨上前敲门，铜制的门环敲在木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条缝。一个老管家探出头来，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眼睛红红的，肿得像核桃，显然哭过很多次。他穿着一身灰色的粗布衣服，袖口上别着一块白布，代表正在服丧。

“你们找谁？”老管家的声音沙哑，带着哭腔。

沈墨亮出腰牌，低声说：“刑部的，奉命重查张文贵案。想见张大人。”

老管家的眼睛亮了一下，连忙把门打开，侧身让路：“沈大人，快请进。老爷在后院的书房里，从昨天到现在，一口饭都没吃，一直在那里坐着。您劝劝他吧。”

沈墨点了点头，跟着老管家穿过前院、中院，往后院走去。一路上，他看到张家的仆人都穿着素服，低着头，沉默不语。有几个丫鬟蹲在走廊的角落里，小声抽泣着。

后院比前院安静得多。张文贵的书房在东厢房，门开着，沈墨远远就看到一个人坐在里面，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张伯年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面容清瘦，穿着一身素色的道袍，道袍皱巴巴的，像是好几天没换过。他坐在张文贵的书案后面，面前摊着张文贵的遗物，手里拿着一封信，正在发呆。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眼眶深陷，颧骨高耸，整个人瘦了一圈，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不止。

沈墨走进去的时候，脚步声很轻，但张伯年还是听到了。他抬起头，目光空洞地看着沈墨，像是没认出他是谁。

“下官刑部主事沈墨，奉命重查令郎的案子。”沈墨抱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张大人，下官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张伯年怔了一下，然后缓缓点了点头。他把手里的信放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沈墨坐下。

沈墨坐下，腰背挺得笔直。他看着张伯年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已经放弃了挣扎。

“张大人，令郎生前有没有什么异常？”沈墨问，“比如说，情绪不稳定，或者经常一个人发呆，或者突然变得很沉默？”

张伯年想了想，声音沙哑地说：“有。大概一个月前，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一关就是半天，不知道在什么。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让我别担心。”

“一个月前？”沈墨心里一动，“具体是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

张伯年想了想：“大概是九月初十左右。那天他去了一趟顺天府，回来之后就很不对劲。以前他下班回来都会先来正厅跟我聊几句，说说衙门里的事。但从那天开始，他回来就直接去书房，把门关上，谁也不让进。”

又是顺天府。沈墨的眉头皱了起来。张文贵去顺天府什么？跟谁见面？说了什么？

“他去顺天府什么？您知道吗？”

“不知道。他没说。我问了，他说是公务。”张伯年叹了口气，眼眶又红了，“我这个儿子，从小就懂事，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愿意让我心。现在想想，我应该多问几句的，也许就不会……”

张伯年的声音哽咽了，说不下去了。他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像是一个孩子在无声地哭泣。

沈墨沉默了几息，等张伯年情绪平复了一些，才继续问：“张大人，令郎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信？”

张伯年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你怎么知道？”

“下官在令郎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些信。”沈墨说，“您看过那些信吗？”

“没有。”张伯年摇头，“文贵的书房我很少进去，他的东西我也不乱翻。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书房的规矩很大，不让人随便动他的东西。我这个当爹的，也不好意思进去翻。”

沈墨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张大人，下官想去令郎的书房看看，可以吗？”

“请便。”张伯年指了指书房，“东西都没动过，京兆府的人来看了之后，就原样放着。我让人把门锁了，钥匙只有我有。”

他从腰带上解下一把铜钥匙，递给沈墨。沈墨接过钥匙，走出正厅，来到张文贵的书房门前。

钥匙进锁孔，转了一圈，发出“咔哒”一声脆响。沈墨推开门，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不是那种单纯的冷，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这间屋子里徘徊不去。

沈墨站在门口，没有急着进去，而是先扫视了整个房间。书房不大，大约两丈见方，朝南有一扇窗户，朝北有一扇门。书案摆在窗户下面，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墨已经了，笔搁在笔架上，笔尖上还残留着涸的墨迹。书架靠西墙而立，上面摆满了书，大部分是经史子集，也有一些杂书。东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画的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烟雨朦胧，落款是一个沈墨不认识的名字。

房梁在头顶一丈多高的地方，一白绫还挂在上面，垂下来半截，像是一条断了的舌头。白绫是上好的蜀锦，质地柔软，在空气中轻轻摆动，像是有生命一样。

沈墨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他先看了书案。书案是红木的，做工精细，桌面上刻着梅兰竹菊的图案。案上摊着一份公文，是礼部的文件，内容是筹备祭祀大典的事宜，墨迹已，看起来是几天前留下的。旁边有一个青瓷笔筒，里面着几支笔，笔尖已经硬。还有一个端砚，砚台里的墨已经涸，裂开了几道缝，像是涸的土地。

他打开书案的抽屉，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抽屉里放着一些零碎的东西——几封书信、一本手抄的诗集、几块碎银子、一把折扇。第二个抽屉里放着一些文具——几块墨锭、一把裁纸刀、一个铜镇纸。第三个抽屉是空的，但抽屉底部有一些细小的木屑，像是最近被清理过。

沈墨把第一个抽屉里的书信拿出来，一封一封地看。

第一封信是一个朋友写来的，问候张文贵的近况，说很久没见面了，约个时间一起喝酒。信写得很随意，字迹潦草，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沈墨把信放在一边。

第二封信是一个同僚写来的，说礼部最近要搞一个祭祀大典，让张文贵帮忙写一份祭文。信写得客客气气，用词考究，但也没有特别的内容。沈墨也放在了一边。

第三封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七，东街，周宅。”

字迹很工整，但跟那封匿名信的字迹不一样。这封信的字更小，更密，像是故意在缩小自己的存在感。沈墨把这张纸条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

三月初七，东街，周宅。这是什么意思？沈墨把纸条收好，继续翻找。

在书架的夹层里，他发现了一个小木匣。木匣是紫檀木的，做工精致，上面雕刻着云纹和龙纹，看起来价值不菲。木匣上挂着一把铜锁，锁很小，但很精致，不是普通的锁。

沈墨没有钥匙，他叫来小九，指了指木匣：“砸开。”

小九从腰间拔出短刀，用刀背对着铜锁砸了两下。锁是铜的，但很脆，“啪”的一声就开了。沈墨打开木匣，里面放着几封信和一本小册子。

他先看那几封信。第一封信是一个叫“周大人”的人写给张文贵的，信纸是上好的宣纸，字迹工整有力，透着一股官气。内容大意是——“你手里有我的把柄，你想要多少钱，开个价。大家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沈墨的心跳了一下。他把信放下，看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张文贵写给“周大人”的回复，字迹端正，一笔一划都很认真，像是在写一篇重要的文章。内容大意是——“我不要钱，我要你向朝廷自首，把你贪污的赈灾款交出来。如果你不自首，我就把证据交给大理寺。”

第三封信又是“周大人”写的，字迹比第一封潦草了很多，像是在愤怒或焦急中写的。内容只有一句话——“你再查下去，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沈墨的手微微发抖。他终于找到了张文贵被的动机——他掌握了某个官员贪污赈灾款的证据，那个人先是试图收买他，被他拒绝，然后威胁他，最后了他灭口。

这个“周大人”，就是户部侍郎周世安。

沈墨翻开那本小册子。小册子是用黄纸装订的，封面没有字，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一些数字和期。每一页都写得整整齐齐，像是一本账目。沈墨粗略地翻了一遍，发现有几个地方被圈了出来，旁边写着“赈灾款”三个字，字迹很小，但很清晰。

赈灾款。沈墨想起了一件事——天祐十一年，黄河决堤，朝廷拨了一百万两银子赈灾。但后来有传言说，这笔赈灾款被官员贪污了大半，真正用到灾民身上的不到三分之一。皇帝曾经下令彻查，但查来查去，最后不了了之。据说是因为牵扯的人太多，牵扯的官太大，查不下去了。

如果张文贵掌握的正是这个案子的证据，那他得罪的不是周世安一个人，而是一整条贪腐链上的人。这条链上的人，从户部到地方，从官员到商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

沈墨把小木匣里的东西全部打包，放进怀里。他站起身来，又仔细地在书房里搜查了一遍。

他检查了书架上的每一本书，翻看了每一页，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东西。他检查了墙上的那幅山水画，把它取下来，看了看后面的墙壁，什么也没有。他检查了地板，一块一块地踩过去，听声音，看有没有松动的地方，也没有发现异常。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房梁上。

房梁是松木的，粗大结实，横跨整个房间。白绫就系在上面，绳结很紧，勒进了木头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沈墨搬来一把椅子，站上去，凑近了看那道痕迹。

痕迹很新，木头纤维断裂的茬口还是白色的，没有氧化变黑。这说明绳子系上去的时间不长，应该就是案发当天或前几天。

但沈墨注意到一个细节——除了这道新痕迹，房梁上还有一道旧痕迹。旧痕迹更浅，更窄，不仔细看本发现不了。它位于新痕迹旁边约一寸的位置，形状不太一样，更像是被某种金属物体摩擦过的痕迹。

沈墨用手摸了摸那道旧痕迹，指尖感觉到了一种粗糙的质感。他凑近了看，发现旧痕迹上有一些暗红色的斑点。

血？

沈墨的心猛地一跳。他从袖中掏出一块白手帕，小心翼翼地从旧痕迹上刮下了一些暗红色的粉末。粉末很细，在手帕上散开，像是一小撮铁锈。

他把手帕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

然后他检查了窗户。窗户是木制的，有两扇，朝南开。窗框上糊着窗纸，窗纸是新的，没有破损。窗户从里面用木栓上，木栓很紧，要用力才能。

沈墨拔出木栓，推开窗户，外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几棵翠竹，竹子在秋风中沙沙作响。院墙不高，大约一丈，墙头上长着一些青苔。翻过院墙，外面就是一条小巷子，巷子通向崇仁坊的主街。

他仔细查看窗栓，发现上面有几道细微的划痕。划痕很新，不仔细看本看不到，但用手指一摸就能感觉到。划痕的方向是从外向内，斜着划进去的，像是被某种金属物体从外面拨动过。

沈墨又检查了窗框的缝隙，在缝隙里发现了一小段细铁丝。铁丝很细，大约两三寸长，一端是尖的，另一端是弯的，像是被人用钳子加工过的。铁丝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锈，但锈迹不均匀，有些地方还是亮的，说明被使用的时间不长。

沈墨小心翼翼地把铁丝取出来，用手帕包好，跟血迹粉末放在一起。

有了这两个东西，就能证明窗户被人从外面动过。门窗反锁的假象，被打破了。

“小九，你过来看看这个。”沈墨把铁丝递给小九。

小九接过去看了看，挠挠头：“这不就是一段铁丝吗？有什么奇怪的？”

“张文贵的书房门窗反锁，外面的人进不来。”沈墨说，“但如果有人用这种铁丝从外面把窗户上，就能制造密室的假象。”

小九的眼睛瞪大了，嘴巴张成了O型：“沈主事，您是说，张文贵不是自，是被人死的？”

“对。”沈墨点了点头，“而且凶手很专业，知道怎么伪造现场。他不是普通人，很可能接受过专门的训练。”

小九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虽然憨厚，但不傻。他知道，一个能制造密室、能伪造自缢现场的人，绝不是普通的毛贼。

两人走出书房，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沈墨抬头看着天空，天色已经大亮了，但云层还是很厚，太阳躲在云后面，只透出一些惨白的光。

“沈主事，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小九问。

“去找那个更夫。”沈墨说，“卷宗里说，有个更夫叫孙德胜，案发当晚听到了张文贵房间里的争吵声。我要去问问他，到底听到了什么。”

“您怀疑他撒谎？”

“不是怀疑，是确定。”沈墨笑了笑，“五六十步远，能听出是谁在说话？除非他有顺风耳。”

两人出了张府，往巷口的更夫房走去。更夫房在巷口的一棵老槐树下，是一间低矮的小屋，用砖头和木板搭起来的，屋顶上铺着茅草，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千疮百孔。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一股霉味，混着汗臭和廉价烟草的气味。

沈墨推门进去，屋里又小又暗，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破桌子。床上铺着一床破被子，被子上的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躺在床上，正在打鼾，鼾声如雷，嘴角流着口水。

沈墨敲了敲门框，声音不大，但那男人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惊醒，一骨碌坐起来。他眯着眼睛看着沈墨，脸上带着几分惊慌，手不自觉地摸向枕头下面，那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你们是谁？”孙德胜的声音沙哑，带着一股浓重的起床气。

沈墨亮出腰牌，语气平静但不容置疑：“刑部的，问你几句话。”

孙德胜的脸色变了。他的脸本来就黑，现在更黑了，像是蒙上了一层灰。他下意识地往墙角缩了缩，后背贴着冰冷的墙壁，像是想把自己藏进去。

“刑……刑部的？我犯了什么事？”孙德胜的声音在发抖。

“你没犯事，就是问你几句话。”沈墨在床边坐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一些，但目光一直盯着孙德胜的眼睛，“张文贵死的那天晚上，你在什么？”

孙德胜的眼珠转了转，不敢直视沈墨的目光：“我……我在打更。”

“你听到了什么？”

“我听到了争吵声，是张秀才和一个人在吵架。”孙德胜的声音有些发颤，像是在背课文，“我听到了张秀才的声音，但另一个人是谁我没听出来。”

“你确定是张文贵的声音？”

“确定。我跟张秀才认识，他的声音我听得出来。”

“你们认识？”

“嗯，张秀才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我给他家送过柴。他家买柴，我送过几次，说过几句话，所以认得他的声音。”

沈墨点了点头，这个说法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他注意到孙德胜说话的时候，眼珠一直在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这是一个人在撒谎的典型表现。上辈子他学过心理学，知道人在说谎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自觉的生理反应——瞳孔放大、呼吸急促、眼神飘忽、声音发颤。孙德胜全中了。

“你说你听到了争吵声，是什么时辰？”

“子时。”

“你在哪里听到的？”

“我在巷口，正在打更。那天晚上天冷，我走得很慢，走到张家巷口的时候，就听到了争吵声。”

“巷口离张文贵的书房有多远？”

“大概……大概五六十步吧。”

沈墨又点了点头，然后忽然换了一个话题。他的语气没有变化，但问题的方向突然转了九十度。

“孙德胜，你认识钱穆吗？”

孙德胜的脸一下子白了。不是那种慢慢变白，而是像有人抽走了他脸上所有的血，瞬间就白得像一张纸。他的嘴唇开始哆嗦，上下牙打架，发出“咯咯”的声音。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光。

“我……我……”孙德胜的喉咙里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但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问你话呢。”沈墨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孙德胜心里，“你认识顺天府尹钱穆吗？从三品的大官，你认识吗？”

“我……我不认识什么钱大人。”孙德胜终于挤出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不认识？”沈墨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让孙德胜的心跳加速了三倍，“那我怎么听说，你是钱穆的远房亲戚？你之所以能在这里当更夫，是钱穆帮你安排的？你老婆在钱府当厨娘，也是钱穆安排的？”

孙德胜彻底崩溃了。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膝盖撞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磕头如捣蒜，额头撞在地上，一下，两下，三下，很快就开始渗血。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不是故意要做假证的！是钱大人让我这么说的！我不敢不听啊！他让我什么我就得什么，不然我全家都活不成！”

沈墨没有扶他，也没有让他起来。他坐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孙德胜，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钱穆让你说什么？”

“他让我说，子时的时候听到张文贵房间里有人说话，声音很大，像是在吵架。”孙德胜哭丧着脸，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可是那天晚上我本没听到什么声音！我睡得跟死猪一样，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太冷了，我在更夫房里喝了半斤烧酒，早早就睡了，连更都没去打！”

“那你为什么听钱穆的话？”

“我……我不敢不听啊。钱大人是顺天府尹，他要是想整我，我全家都活不成。我老婆在钱府当厨娘，我儿子在钱府当马夫，我一家老小的命都捏在他手里。他说一句话，我就得照做，不然我们一家人都得去喝西北风！”

沈墨让小九把孙德胜的供词记录下来。小九从怀里掏出纸笔，趴在桌上，一字一句地写。他写字很慢，歪歪扭扭的，但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

孙德胜的供词写完后，沈墨让他看了两遍，确认没有错误，然后让他签字画押。孙德胜不识字，小九抓着他的手，在供词下面按了一个红手印。红手印在纸上格外刺眼，像一滴血。

沈墨站起身来，把手印吹，折好，放进怀里。

“孙德胜，你虽然做了假证，但你主动交代了，我可以算你戴罪立功。”沈墨看着孙德胜，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大人请说，什么事我都答应！”孙德胜磕头如捣蒜。

“从现在开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今天跟我说过话。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说出去，你和你家人的安全，我不敢保证。”

孙德胜拼命地点头，额头上的血蹭了一脸。

沈墨走出更夫房，手里攥着孙德胜的供词，心里既兴奋又沉重。兴奋的是，他找到了钱穆参与此案的直接证据；沉重的是，钱穆是顺天府尹，从三品，他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能动得了他吗？

“沈主事，咱们现在去抓钱穆吗？”小九兴奋地问，眼睛里闪着光。

沈墨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能抓。我们只有孙德胜的供词，这是间接证据，不是直接证据。钱穆完全可以说孙德胜是在诬陷他，是他自己想推卸责任。我们需要更硬的证据。”

“什么证据？”

“直接证明钱穆参与此案的证据。”沈墨说，“比如他写给孙德胜的信，或者他跟孙德胜见面的证人，或者他给孙德胜的银子的来源。”

小九挠挠头：“那得查多久？”

“不管多久，都要查。”沈墨说，“张文贵不能白死。刘世安也不能白死。”

两人走出巷口，正要上马。小九刚把脚踩进马镫，沈墨忽然拉住了他的胳膊。

“有人跟踪我们。”沈墨压低声音，目光扫向巷口对面的一棵大树。

大树后面，一个黑影一闪而过，消失在巷子里。那人的速度很快，动作很轻，像是一只猫。

“我去追！”小九想追。

“别追。”沈墨拉住他，“追上了也没用，他什么都不会说。而且，他们既然敢派人跟踪我们，就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后手。”

小九不甘心地跺了跺脚。

两人骑马赶回刑部。沈墨直奔赵元启的值房，把今天的发现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他把张文贵书房里找到的信件和账册放在桌上，把孙德胜的供词放在上面，又把那截铁丝和血迹粉末放在一旁。

赵元启一件一件地看，脸色越来越凝重。

“周世安。”赵元启念着这个名字，声音很沉，“户部侍郎，从三品，太师秦桧之的人。你确定是他？”

“下官确定。”沈墨把张文贵和周世安之间的三封信摆在赵元启面前，“这是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第一封，周世安想收买张文贵；第二封，张文贵拒绝；第三封，周世安威胁要他。三封信的字迹，下官比对过了，跟周世安在户部的公文上的字迹一致。”

赵元启拿起那三封信，一封一封地看，看得很仔细。他把三封信并排放在桌上，对比字迹。笔画、结构、运笔的力度，确实一致。

“还有这个。”沈墨把账册翻到标记了“赈灾款”的那几页，指给赵元启看，“这是张文贵记录的周世安贪污赈灾款的账目。每一笔都有时间、金额、经手人。下官初步估算了一下，涉案金额至少五十万两。”

赵元启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他的脸涨得通红，太阳上的青筋暴起，像是要爆炸一样。

“五十万两。”赵元启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黄河赈灾款，一百万两，他一个人就贪了五十万？那些灾民怎么办？那些饿死的人怎么办？”

沈墨没有回答。他知道赵元启不需要回答。

赵元启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看着沈墨。

“沈墨，你知道你现在在查什么吗？”

“下官知道。下官在查一个从三品的户部侍郎，背后还有当朝太师。”

“你知道就好。”赵元启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沈墨，“周世安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是秦桧之。秦桧之在朝中经营了几十年，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你动周世安，就等于动秦桧之。你动秦桧之，就等于动了大半个朝廷。”

沈墨沉默了几息，抱拳道：“赵大人，下官知道后果。但下官不能因为后果严重就不查了。张文贵死了，刘世安也死了，还有谁会是下一个？如果下官因为怕得罪人就装作没看见，那下官不配穿这身官袍。”

赵元启转过身来，看着沈墨。他的目光很复杂，有欣赏，有担忧，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好。”赵元启说，“你查，我给你兜着。但你要记住，小心，再小心。周世安这个人，心狠手辣。他已经了两个人，不在乎再多一个。”

“下官明白。”

沈墨从赵元启的值房出来，站在回廊上。天已经黑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洒下一地清辉。月光照在青石板路上，白惨惨的一片，像是铺了一层霜。

他裹紧衣袍，大步走进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