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星空

六月。期末月。

这个词在江阳的脑海里曾经是一幅固定的画面——李浩对着高数课本揪头发，周明在食堂里说他没去考试，刘思远的父亲站在宿舍楼下骂人。那是上学期的六月，闷热、焦虑、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被考试追着跑的狼狈。

但今年的六月不一样。

不是考试变简单了，也不是大家突然都变成了学霸。高数从上册换成了下册，难度只增不减；专业课从基础课变成了专业核心课，每个老师都在强调“这门课很重要，以后做科研要用”。只不过今年坐在这些课本面前的人，跟上学期不太一样了。

李浩提前两周开始复习。他把手机里的游戏APP设置了使用时间限制，每天只能玩两个小时，到点自动锁屏。第一天锁屏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去按指纹，按了三次才反应过来不是手机坏了，是时间到了。他骂了一声，把手机翻面扣在桌上，继续看高数。虽然十分钟后他又翻开了手机——但不是为了打游戏，是为了在B站上找一个三重积分的讲解视频。

江阳有一晚路过他身后，扫了一眼他的草稿纸。上学期那张纸是用来记游戏阵容搭配的，密密麻麻写着各种装备的属性和英雄的克制关系。现在同一张纸上画着坐标系和积分区域，虽然算错的地方比算对的还多，但每一道错题旁边都用红笔标注了错因，字迹虽然还是歪歪扭扭的，却一笔一画写得非常用力。

“你今年好像不怕高数了。”江阳说。

“怕，”李浩头也没抬，“怕得要死。三重积分那个图形我想象不出来，看了三个视频才勉强画出投影区域。”他停了一下，笔尖悬在纸上，“但怕归怕，该做还得做。”

江阳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在心里把这句话记了下来。这就是李浩的变化——不是不再害怕了，而是害怕之后没有逃跑。他依然会在焦虑的时候掏出手机，但他掏手机的动作不再是肌肉记忆般的自动导航，而是一个可以被打断、可以被自己叫停的选择。

刘思远的期末作业是交一组场景概念图。他在宿舍里画了整整三周，修修改改，推翻了至少两个版本。最终交上去的作品足足有十五张，风格统一，都是夜景——深蓝色的天幕下，暖黄色的光点从地面升起，飘向不同的方向。

最后一张图跟之前的都不一样。画面正中是一个站在天台上的少年的背影，逆着城市的光，仰头看天。天上有一道淡淡的银河，银河下方是一小片模糊的光斑——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是印刷噪点。但江阳知道，那是仙女座星系。

这幅画的名字叫《仰望》。

江阳站在刘思远身后看了很久，忽然问他：“这是什么时候的天台？”

“教工活动中心那个，”刘思远把画笔放下，转了转酸痛的手腕，“我去看过一次。林栩学长说木星冲那次我没赶上，后来我自己去了一趟。天台没锁，风很大。”

江阳想起开学第一天晚上，刘思远躺在床上刷短视频，脸上泛着白亮亮的反光，眉头皱成团，嘴角却是翘的。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室友到底在想什么，只觉得这个人浑身都是拧着的——对父亲的恨、对专业的不甘、对自己的放弃，全部绞在一起，像一团解不开的死结。而现在，同一个人坐在同样的椅子上，屏幕上换了一幅还没透的画稿，调色盘在最左边，画笔搁在中间，死结还在，但他已经找到了另一绳索——不是用来捆绑的，是用来攀爬的。

“林栩说，天台下学期可能要维修，以后再申请。”江阳说。

“那下学期的事下学期再说，”刘思远把数位板往前推了推，仰靠在椅背上，脸上是疲惫的满足感——跟连续打完几局排位之后那种被掏空的倦怠不一样，这种累里面有别的东西，“这学期的画先交了。老师说我的色彩感觉不错，但构图还需要加强。下学期我想选一门平面构成的选修课，练练基础。”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不是那种“我要变强”的宣言，更像是一个人在对着自己的程清单检查进展。他还在往前走。

赵巍的期末周跟别人都不一样。别人在复习专业课，他除了复习之外，还参加了教师资格证的第一轮笔试。考试地点在另一个校区，他早上五点半起的床，赶最早一班校车过去，下午五点回来，推开宿舍门的第一句话是：“综合素质有一道题问‘中学生常见的心理冲突类型’，我写错了。应该选‘趋避冲突’，我选了‘双重趋避’。”

江阳正在吃泡面，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么确定错了？”

“回来路上查了书，”赵巍坐在床边，表情平静得像一个已经批改过无数张卷子的老师正在给自己打分，“不过教育学那科应该没问题，面试等下个月成绩出来再准备。”

江阳没有恭喜他。他知道赵巍不需要恭喜，赵巍需要的是确定性。这个人从开学到现在，一直用一种近乎刻板的节奏在推动自己的生活——每天七点半起床，每周看一定量的网课，每完成一项任务就在便签上打个勾。这种节奏与其说是自律，不如说是他个人的锚点。他不在乎自己看起来是不是“足够努力”，他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做到自己设定的事情。

林栩毕业了。

六月中旬，天文系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毕业送别会。地点在天文社那间小活动室。窗帘还是拉着的，台灯还是开着的，橘黄色的光圈仍然把世界缩小到一张桌子的大小。唯一不同的是气氛——往年读书会总是很安静，大家轮流发言、讨论论文和科普书，偶尔偏离主题聊到凌晨。但今晚的活动室里挤满了人，除了社团成员，还有天文系的几个老师、林栩的同班同学，以及几个从别的校区赶来的老社员。人多到坐不下，有人坐在桌上，有人蹲在地上，有人脆靠墙站着。

江阳去的时候，活动室里正在播放一段自制视频——是苏小棠剪的。背景音乐是一首很舒缓的后摇，画面从林栩大一的照片开始，军训时的板寸头，穿着大号迷彩服在方队里显得又高又瘦；然后是第一次在社团招新上讲话的照片，手里拿着扩音器，表情看起来比现在还要不耐烦；接着是观测活动中的各种合影，蹲在望远镜前、举着泡面碗对镜头皱眉、在青坪裹着羽绒服躺在防垫上睡着被偷拍的侧脸。最后一张照片是跨年观星时拍的，林栩正在调试望远镜，身后是冬季银河，整条光带横跨过他的头顶，他的侧脸被屏幕的暗光照亮，嘴唇微启，像是在对某颗看不见的星星说话。

视频放到最后，画面定格在那张银河下的侧脸。苏小棠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房间中央，手里拿着一张裱好的手绘证书，开始用念课本的口吻朗读：“林栩，原天文社社长，任期内共计——煮坏锅两次，跑错观测点三次，在社团招新群发言最活跃的三天，是招新前的三天。但从他手下走过的新人，都学会了不把星图当成壁纸。”

念完她把手绘证书塞给林栩。证书上画着一只戴着望远镜的羊驼仰头看星空，正是她新年贺图上的那只，只是旁边多了一行字——“把星图留下，把锅带走。”方旭在旁边了一句：“当初你招新海报上写‘偶尔也聊聊宇宙’，我就觉得这人不是骗子就是诗人，后来发现都是。”

林栩低头看着那行字，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像平时那样用几句自嘲的玩笑把话题转移过去，也没有摆出那副招牌式的懒散表情把情绪盖住。他只是把手绘证书卷好，塞进羽绒服口袋里，然后抬起头，对着挤满这间小活动室的所有人说了一句话。

“谢谢。”他顿了顿，用更低的声音说，“你们是比我见过最好的木星更亮的光。”

房间里安静了两秒。然后方旭带头吹了一声口哨，苏小棠笑得差点把搪瓷碗打翻，有人开始起哄“林栩说好话了”“录下来录下来”。林栩把羽绒服帽子往头上一扣，缩回角落里，恢复了他一如既往的懒洋洋模样，但耳尖是红的。

江阳靠在门框边，看着这群互相打趣的人，忽然想到下周以后这间活动室会暂时空下来，直到下一任社长交出新的社费购买登记表。但他不觉得它会消失。林栩把星图挂在墙上的时候说过，社团的延续不在于留下多少人，而在于留下来的那几个人愿不愿意继续煮泡面。

六月的最后一天，这学期结束了。

宿舍里又上演了一遍打包行李的仪式。因为有了上学期的经验，这次江阳不用再费力安排值分工和提醒断电的流程。李浩把他的战队海报从墙上揭下来，卷好放进一个硬纸筒里，手办还是一样一样用纸巾包好，在高数习题集旁边放了新的缓冲层——这学期他不仅没挂科，还在另一门有难度的课上拿到了平生头一个“良”。他把那门课的笔记夹在习题集扉页，跟那本封面折痕比上学期更多了的旧书放在一起。

刘思远把所有画稿装进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封面贴了一张标签，上面写着几个字：“大一作品”。从寒假时摔了碗、被他爸说“懒得管了”的那天回到家，到现在快毕业，他一共画完了二十几张图，其中有十张被他归进了这个文件夹里。他拉上行李箱拉链的时候把鼓鼓囊囊的文件夹放在最上面一层，跟数位板和画笔盒靠在一起。

赵巍的东西依然是最整齐的——两箱衣服，一个电脑包，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教师资格证的成绩单和面试准备资料。他走之前在门上贴了一张便签，上面写着“下学期见”，又把上学期贴在电脑屏幕上的那张“作息表”便签原样复原到了显示器左上角同样的位置。便签边缘有点翘，他用手指按住四个角，重新按平了。

江阳是最后一个走的。他把宿舍打扫净，关了窗户，拉上窗帘。四张床都铺上了防尘罩，四面墙恢复了他们入住前的空白。墙上那块掉漆的地方还在，形状还跟去年九月一样，看久了仍然说不清到底像一只趴着的狗，还是像一个举着火把的人。

宿舍门在他身后合上的那一刻，他听到走廊里有人对着手机懊恼地叹气，有人拉着行李箱喊“快点”，有人风风火火地跑过去，喘着气说“差点忘了拿准考证”。所有声音混在一起，是这个季节固定的背景音。

他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然后把钥匙放进书包侧面的小口袋里，转身朝楼梯走去。

他想起一年前独自在阳台上看的那个凌晨。一年前他躺在这张床上，墙上那个像狗又像云的掉漆痕迹，是他在黑暗里唯一盯着看的东西。那时候他觉得时间的前方只有被蓝光照亮的天花板和永无止境的等待。

但现在他知道不是了。他知道窗外的树叶会在春天变绿，青坪的银河会在秋天再次横过头顶，天台上的风会在冬天变冷又在来年回暖，而他会在下一个九月跟这群人重新坐在一起，在天台或广场或任何可以抬头的地方，煮一锅新的泡面。

萤火虫的光很微弱，一只萤火虫照亮不了整片夜空。但一群萤火虫聚在一起，至少可以让彼此看见对方亮着。

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