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灵魂的梦

我回到深圳，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那块掉皮的墙皮还在，卷着边，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窗帘没拉开，屋里暗沉沉的，只有门缝底下漏进来走廊的光，细细一条，像没断的面条。

我翻了个身，摸出手机，打开银行APP。

余额：30689.35。

三万多块。在深圳，这钱撑不了多久。房租两千，吃饭交通，再加上杂七杂八的开销，最多撑半年。半年之后呢？继续回流水线？继续在轰鸣声里混子？继续躺在床上抽烟喝酒，等天花板上的墙皮一块一块掉下来？

“够了吧。”我喃喃了一句。

够什么？不够。但我不想再等了。等是等不来结果的，我等了三年，等来的是一句“分手吧”和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我攥着手机，盯着那串数字，盯了很久。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银行。

柜台里坐着一个女的，三十来岁，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把材料递进去——身份证、银行卡、流水单、一张皱巴巴的创业计划书。计划书是我昨晚熬夜写的，乱七八糟的，想到什么写什么，字丑得像狗爬。

她翻了一遍，抬头看我：“三十万？”

“嗯。”

“用途？”

“开设计公司。”

她没笑，也没皱眉，只是又低头翻了翻那几张纸，然后说：“资料不全。补一下经营场所证明、个人征信报告、还有……”她说了几个名词，我没全记住，只记得最后她说：“你回去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再来。”

“好。”

我出了银行，站在门口，阳光刺得眼睛疼。手里捏着那张退回的材料清单，风吹过来，纸角卷了边。

我没回厂里。请的半天假，还剩下两个小时。我找了个打印店，把能打的材料都打了一份，又去银行拉了征信报告。排队的时候，前面一个老头在存钱，一沓一沓的，捆得整整齐齐，柜员数了很久。我站在他后面，看着那沓钱，心里盘算着三十万要还多久。

后来贷款批下来了。

我不知道银行是怎么评估的，也许是那几年流水线上的稳定收入起了作用，也许是我写的计划书虽然乱但还算真诚，也许只是运气好。总之，钱到账的那天，我盯着短信看了很久，不敢相信那串数字是真的。

我辞了职。

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什么我忘了，平时话不多，对我也谈不上好或不好。我把辞职信递给他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没说挽留的话，只说了一句：“想好了？”

“想好了。”

他点了点头，把辞职信收进抽屉。

过了几天，厂里来了个小伙子，看着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样子，瘦高个，脸上还有青春痘。组长说，这是来接替我岗位的。

“你带带他。”组长说完就走了。

我带着他走了一遍流水线。从原料进库到成品出库，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作要点，事无巨细，说了三个小时。他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个小本子，时不时记两笔，偶尔问一句，问题不深，但态度还算认真。

走完最后一道工序的时候，我站在那台贴标机旁边，看着他低头写字的样子，忽然想起三年前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带我的那个老师傅也是这样，一边走一边说，说到最后嗓子都哑了。

三年了。

我从那条流水线上走出来，现在又走回去——不是回来，是带别人走一遍，然后自己离开。

回到更衣室的时候，以前的工友过来找我。姓李，叫什么我不知道，大家都叫他老李。四十多岁，脸上有疤，据说是以前在别的厂被机器划的。平时不怎么跟我说话，偶尔在食堂碰到点个头。

“你走吧。”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做你该做的事情。我来带他。”

我看了他一眼，点了个头。

没说什么谢谢。不用谢。在这条流水线上待了三年，我知道这里的规矩——人来人往，谁也不欠谁。他替我带新人，不是对我好，是觉得我该走了，不该再耗在这儿。

我脱了工服，摘了工牌。工牌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工号，照片是三年前拍的，那时候头发还长，脸上还有点肉，不像现在，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

我把工牌放在更衣柜里，关上门，没锁。

走之前，我站在厂区门口，看了一眼门口那块石头。那块石头从我来的时候就在那儿，灰白色的，上面刻着厂名，风吹晒，字迹有些模糊了。三年来，我每天从那块石头旁边经过，从来没认真看过它。

那天我看了很久。

不是因为它好看。是因为我知道，以后不会再经过了。

创业贷款批下来之后，我找了好几天的选址。

好的地段租不起，便宜的地段太偏，中介带我看了七八处，没有一处满意的。有的太小，塞两张桌子就满了；有的太大，租金贵得离谱；有的在负一层，没有窗户，进去就像进了地下室；有的在顶楼，夏天热得像蒸笼，空调都救不了。

最后找到的地方，在城西一栋老写字楼的五楼。写字楼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漆，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电梯是老式的，关门的时候会“哐当”一声，吓得人一哆嗦。

五楼，出电梯右转，走廊尽头。门牌号是501，门上贴着前一家公司留下的磨砂贴纸，字迹已经褪色，只隐约看出“设计”两个字。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空间不大，六十来平，隔成了两间。外间放办公桌，里间可以做会客室。窗户朝南，光线还不错，能看见对面楼的屋顶和远处一小片天空。地面是水泥的，墙上刷的白漆有些发黄，墙角有一小片水渍的痕迹，像一幅没画完的地图。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周，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吞吞的。他递给我一张租赁合同，说：“月租三千五，押一付三，签一年。”

“三千。”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算了算，然后说：“三千二。不能再低了。”

“行。”

我签了字，他盖了章。合同一式两份，他把其中一份递给我，我接过来的时候，看见他的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有灰，是过粗活的手。

“小伙子，”他收起老花镜，看了我一眼，“做什么的？”

“设计。”

“设计什么？”

“什么都设计。”

他“哦”了一声，没再问，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哒哒”的声响，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电梯口。

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四周很安静，能听见窗外远处的车声，隐隐约约的，像水。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初秋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味，有点像树叶，又有点像灰尘，还有一点点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

对面楼的屋顶上，有两只鸽子在踱步，咕咕叫着，脖子一伸一缩的。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枚戒指。

旧的，暗淡的，表面磨出细细的划痕。把它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不像以前那么亮了，但还是能看见。

“公司。”

我念了这个词，声音很小，像是怕被谁听见。

三年前，我躺在那张床上，摸着小辞的头发，说我要开一家设计公司。等赚够了钱，就把公司卖了，带她回河南，回小县城，安安稳稳过子。她趴在我口，说“那也挺好啊，每天都能跟你待在一起”。

现在公司有了——一张租赁合同，一间六十平的破屋子，月租三千二。

她不在。

我把戒指从窗台上拿起来，套回手指上。有点松，以前是戴在无名指上的，后来瘦了，怕掉了，就换到了中指。现在中指也松了，转两圈就能取下来。

我在房间里站了很久，站到那两只鸽子飞走了，站到对面楼的窗户里亮起了灯。

然后我锁了门，下楼。

电梯还是“哐当”一声，吓得我一哆嗦。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把行道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站在路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五楼的窗户黑着。

明天就不黑了。

明天开始，那是我的地方。

我把手进口袋，摸了摸那枚戒指。它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