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从00开始搞发展

合伙的事敲定之后，诸葛川花了三天时间做了一件事——把自己从倒卖摊子里摘出来。

不是不了，是把常运营交出去。他把小五叫到跟前，把进货单、代销点名单、应收账款明细、三个乡镇集市的排期表，一样一样摊在桌上，讲了整整一个下午。小五拿着圆珠笔在本子上记，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每一条都记下来了。

“以后进货你去，赶集你带人，收款你上门。”诸葛川说，“我后面可能没时间管这些。”

小五把笔夹在耳朵上，表情有点慌：“川哥，我一个人能行吗？”

“你跟我跑了半年，哪个集没赶过？哪个客户没见你面熟？”诸葛川把账本合上推到他面前，“你不行也得行。我要是修路那边忙起来，倒卖这一摊就是咱们的退路。退路不能断。”

小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账本抱在怀里，用力点了点头。他那个动作让诸葛川想起半年前在建材市场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缩在水泥垛后面啃发霉的馒头，被黑皮扇了一巴掌不敢还手。现在同一个人，能自己算账、自己讲价、自己扛着编织袋跑六十里路。半年时间，一个馒头就能改变一个人——只要你给他吃饱，给他尊严，给他一个看得见的目标。

正月二十，诸葛川去找孙大鹏。

孙大鹏的工程队在县城东郊一个租来的大院里扎营。院子有半个足球场大，地面是夯实的泥土，下过雨之后被车碾得坑坑洼洼。院子一角停着几台设备——一台压路机，锈迹斑斑，履带上糊着涸的泥巴；一台搅拌机，滚筒上磕掉了一块漆；两辆翻斗车，轮胎瘪了一只。设备看着老旧，但还算齐全，能拉出去活。

院子另一边是几间活动板房，墙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布横幅，写着“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板房门口，几个工人蹲在地上吃面，大海碗端在手里，呼噜呼噜地吸溜。看见诸葛川进来，工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扫过来——不是欢迎，是打量。一个半大孩子，穿着净的羽绒服，站在泥地里，和他们这群浑身水泥印子的大老粗格格不入。

“找谁？”一个光着膀子披棉袄的壮汉端着碗站起来，语气不算冲，但也不客气。

“找孙老板。”

“孙老板不在。”

“我跟他约好的。”

壮汉上下看了他一眼，正要说什么，孙大鹏的声音从板房里传出来：“让他进来。”

板房里一股烟味。孙大鹏坐在一张折叠桌前，桌上摊着一张工程图纸，图纸上压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包红塔山。他对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三十来岁，穿着工装棉袄，手里拿着一个计算器，正在算什么东西。孙大鹏指了指瘦高个：“这是老李，经理，跟了我八年了。以后工地上技术的事你问他。”

又指了指诸葛川，对老李说：“这是诸葛川，我的新合伙人。”

老李推了推眼镜，看了诸葛川一眼，表情很微妙。那种表情不是看不起，是困惑——一个四十多岁的包工头跟一个半大孩子合伙，这事搁谁都得困惑。但老李是老江湖，知道不该问的不问，只是冲诸葛川点了点头，说了句“你好”，然后继续按计算器。

诸葛川拉了把折叠椅在桌边坐下。孙大鹏把烟盒推过来，他摆摆手。孙大鹏自己点了一，深深吸了一口，把烟吐在图纸上方。

“说正事。”孙大鹏用手指敲了敲图纸，“村村通第一批已经下来了，六个村的村级公路，分三个标段。咱们县交通局管发包。这批规模不大，但竞争很激烈——县城工程的不止我一个，还有老钱那边的钱小军、市里下来的两个公司，都在盯着这块肉。”

“我们能拿下哪个？”诸葛川问。

孙大鹏用手指在图纸上画了个圈：“最小的一个标段——县城到张家庄，两公里村级路，总包价八万。其他的都是肥肉，抢的人太多。这个太小，大公司看不上，刚好够我们吃一口。”

八万。诸葛川在心里算了一遍：两公里村级公路，按当时的造价标准，成本大概在三万五到四万五之间，八万的总包价，净利润空间在三万到四万之间。对半分成，他能拿到一万五到两万。比他倒卖一年的利润还多，而这只是一个。

“拿下它要什么条件？”诸葛川问。

孙大鹏把烟灰弹在地上：“资质、保证金、交通局的关系。”

“资质你有吗？”

“挂靠的。我这些年一直挂靠在市里一家建筑公司名下，给人家交管理费。资质能用，但不是长久之计——挂靠的资质经不起查，真出了事，人家第一个撇清关系。”孙大鹏的语气有点无奈，“所以我才一直拿不到大。大要正规资质，还要有注册公司。咱们什么都没有。”

诸葛川把这个信息存进脑子里。注册公司。这是迟早要迈过去的一道坎。但现在不是时候——注册公司要钱、要时间、要关系，不等人。

“保证金呢？”

“中标价的百分之十，八千。验收完了退。”孙大鹏把烟掐灭在搪瓷缸子里，“这个钱我来垫。设备和人工也是我出。你现在要做的是跟我一起去交通局——我一个人去，人家爱答不理。带上你，至少表明咱们不是野路子的散户。”

当天下午，两个人去了县交通局。

交通局是一栋五层的水刷石老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门厅里铺着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传达室的老头拦住了他们，问找谁。孙大鹏说找建设科的马科长。老头打了个电话，嗯嗯了几声，放下电话说马科长在开会，让等着。

一等就是两个小时。

两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面前走来走去，没人正眼看他们。走廊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墙上的涂料泛着黄。暖气片烧得烫手，但走廊太宽，热气散了一半，坐着不动很快就冷透了。

诸葛川没有不耐烦。他在观察。观察这栋楼里的人是怎么走路的——谁走得快谁走得慢，谁经过谁的时候会点头，谁的办公室门一直关着谁的敞着。这些信息在正式打交道的时候用得上。你知道了谁和谁是一派的，谁在谁是面前说得上话，就不会在饭桌上说错话、敬错酒。

将近五点的时候，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了。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夹着公文包走出来，中等身材，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拉链拉得整整齐齐。孙大鹏立刻站起来，脸上堆出笑容：“马科长。”

老马看了他一眼，目光在诸葛川身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孙老板，你怎么又来了？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嘛，的事要等局里统一安排。”

“马科长，我不是来催的。”孙大鹏往前走了半步，把诸葛川往自己身边带了带，“这是我新找的伙伴，小诸葛。他想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准备情况。”

老马又看了诸葛川一眼，这次多停了一秒。大概觉得一个半大孩子出现在交通局的走廊里有点奇怪。他没说什么，转身往楼下走。孙大鹏赶紧跟上去，诸葛川跟在后面。

在楼梯口，老马忽然停下脚步，回头对孙大鹏说：“明天中午有个饭局，在老杨饭庄。你过来，我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

孙大鹏眼睛一亮：“好嘞，谢谢马科长。”

老马没再说话，夹着公文包下了楼。

走出交通局大门，孙大鹏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转头看着诸葛川：“你信不信，要是今天我一个人来，他连这句话都不会说。”

“为什么？”

“因为你。”孙大鹏点了一烟，吸了一口，“一个十六岁的小孩跟着我来交通局，说明什么？说明我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我背后有人——哪怕这个‘人’现在看起来只是个半大孩子。在这个行当里，有人和没人，区别大了。”

诸葛川把这话听进去了。但他想的和孙大鹏不一样。孙大鹏想的是“有人好办事”，他想的是“老马为什么这么快就松口”。一个在建设科了多年的老油条，不会因为一个小孩站在面前就改变态度。老马松口，多半不是因为孙大鹏有了合伙人，而是因为他觉得孙大鹏带个小孩来站台——不管这小孩是亲戚还是马仔——说明孙大鹏这次是认真的，不是在耍嘴皮子。

认真的人，值得给一个饭局的机会。但也只是一个机会。

第二天中午，老杨饭庄的雅间里坐了一圈人。老马坐主位，左边是交通局的两个科员，右边是孙大鹏。诸葛川坐在孙大鹏下手，位置最不起眼，正好方便观察。老马介绍了一圈，原来在座的除了交通局的人，还有两个包工头——都是老马的熟人，都盯着村村通的。饭局的气氛看似随意，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通气会。老马借着敬酒的机会，把的几个关键点——资质要求、保证金标准、工期节点——都提了一遍，像是在对所有人说，又像是在对某个人说。

诸葛川注意到，老马说话的时候眼神常常飘向孙大鹏。不是刻意的关注，是那种“我给你机会了，接下来看你表现”的暗示。

酒过三巡，老马端着酒杯对孙大鹏说了一句：“你老孙活是没得说，工地上是一把好手。咱们县里搞建设，少不了你们这些实事的人。”

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意思很明显——我看好你活的本事，其他的，你自己努力。

孙大鹏赶紧站起来敬酒。诸葛川也端着酒杯站起来，老马看了他一眼，随口问了一句：“小诸葛多大了？”

“十六。”

“十六岁就跟老孙工程，不读书了？”

“家里困难，出来讨口饭吃。”诸葛川不卑不亢地答道，“跟孙老板学手艺，以后也想着做点实事。”

老马嗯了一声，没再多问。但那个“嗯”里有一点赞许——不是因为他可怜这个孩子，而是因为这个孩子说话的分寸把握得很好。不卖惨，不自夸，把话说得既实在又得体。

饭局结束之后，在饭庄门口，老马拍了拍孙大鹏的肩膀，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张家庄那段路，局里还没定。你回去准备材料，下周来投标。”

孙大鹏连声答应。老马上了单位的车走了，孙大鹏转过身，一把搂住诸葛川的肩膀，力道大得差点把他拽了个趔趄。

“有戏了！”孙大鹏的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酒劲还是兴奋，“张家庄的，老马刚才那话的意思就是——只要咱们材料齐，这个就是咱们的！”

诸葛川被他搂着，身体随着他的力道晃了一下，但表情没变。“他让我们准备材料，就是给个机会。机会不等于结果。下周投标的时候，会不会有别人跳出来抢，谁也不知道。”

“你小小年纪怎么比我还能泼冷水？”孙大鹏松开他，笑着在他后背上拍了一下，“放心，老马这人我打了好几年交道了。他说‘还没定’，意思就是‘给你们留着’。只要不出岔子，张家庄就是咱们的。”

诸葛川没有反驳。但他心里已经在盘算另一件事了——如果真的拿下了张家庄的，接下来每一步该怎么走。材料进场怎么管？工人怎么调度？混凝土配比怎么控制？工期和成本怎么平衡？这些东西他不懂，但他必须懂。不懂就没法管账，没法监督，没法防止被人糊弄。

回到出租屋，他把孙大鹏给他的那张工程图纸摊在桌上，又从老李那里借了一本《农村公路施工技术规范》——一本薄薄的、封面已经卷了边的小册子，1980年代的版本，纸页发黄，但内容是实的。他坐在灯下，一页一页地啃。土方开挖的坡度要求、路基压实的含水率标准、混凝土养护的周期——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全是陌生的，但他看得懂逻辑。工程管理和贸易管理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把资源、时间、人力和成本串成一条线，让每一步都有据可查。

凌晨一点，小五起夜，揉着眼睛看见诸葛川还趴在桌上。“川哥你咋还不睡？”

“在学习。”诸葛川头都没抬。

“学啥？”

“学怎么修路。”

小五打了个哈欠，倒了回去。诸葛川翻到手册的最后一章——“工程验收标准”，用圆珠笔在几个关键数字下面画了横线。然后他合上手册，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眼前浮现的不是图纸上的线条和数字，而是一条真实的、坑坑洼洼的土路——张家庄的路。他赶集的时候走过那条路，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路面窄得只能过一辆拖拉机，两车交会就得有一辆车轧进麦田里。下雨天，路面的泥能陷到脚脖子。他亲眼见过一辆拉化肥的三轮车陷在路上，车主蹲在路边骂了半个钟头。

那条路，修好了能跑汽车、能通货车、能让张家庄的人雨天出门不踩泥。修那条路能挣到钱，但他要挣的是净钱——路修好了，验收能过，村民走了不说你黑心。这是他在这个年代给自己定下的底线。偷工减料能多挣几成，但那是鸡取卵。他要的不是一锤子买卖，是让孙大鹏、老马、交通局和所有盯着他的人都知道——诸葛川做工程，质量比合同写的还好。

第二天，他去找老赵。

老赵在他那间租来的小屋里生了个蜂窝煤炉子，上面坐着一壶水。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净净。墙上挂着诸葛川给他买的棉袄，叠得整整齐齐。蛇皮袋搁在墙角，铁丝钩子靠在蛇皮袋旁边。

诸葛川在他对面坐下，把修路的事大致说了一遍。老赵听完，用火钳拨弄了一下炉子里的煤球，火星子噼里啪啦地往上窜。

“张家庄我去过。那条路，下雨天就是条河。”老赵把火钳放下，把手搭在膝盖上，“你要是能把那条路修好，那是积德。”

“我不光是为了积德。”

“知道。你也不是那种人。”老赵看着炉火，沉默了一会儿，“我就问你一句——孙大鹏这人，你能信几成？”

诸葛川想了想：“七成。”

“七成够了。十成是骗人的，五成以下不能共事。七成——剩下的三成你自己攥着，攥紧了，别松手。”老赵用两手指夹起炉子上烧开的水壶，给诸葛川倒了一杯水，“你在前面冲，我在后面给你盯着。别看我瘸，这县城犄角旮旯的事，我比你清楚。谁跟谁走得近，谁背后是谁的人，我看得见。”

诸葛川接过搪瓷缸子，喝了一口热水。水的温度和那个搪瓷缸子的触感都让他想起桥洞里的夜晚。那时候喝的是老赵在罐头盒子里烧的雨水，现在是正经的煤炉子和搪瓷缸。不过大半年，但好像过了半辈子。

“老赵，”他把缸子放下，“等公司开起来，你来帮我。”

“我一个捡废品的能帮你啥？”

“帮我看人。你那双眼睛，比谁都毒。”

老赵没答应也没拒绝。他把蛇皮袋拿过来，从里面翻出一个易拉罐，拿铁丝钩子一踩一压，手法熟练得像个流水线机器。易拉罐在他手里变成一块平整的铁片，他把它搁在窗台上，压在一摞旧报纸上面。

“去忙你的。我就一条——不管你以后爬多高，桥洞里的那些子别忘。忘了，人就不是人了。”

诸葛川站起来，把搪瓷缸子放在炉子旁边，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赵已经把下一个易拉罐踩扁了，正低着头在整理。花白的头发在炉火的映照下泛着暗红色。他忽然想起穿越第一天，在废弃厂房外面，老赵抬起眼睛和他对视的那一幕。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瘸腿老头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会成为自己在另一个世界最信任的人。

“老赵。”

“嗯？”

“桥洞的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推门出去，外面的阳光晃眼，空气里弥漫着蜂窝煤燃烧后的焦味和隔壁早点铺炸油条的香气。正月的风吹在脸上还有点割人，但他的脚步比任何时候都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