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开始

和谈结束后的第三天，汉阳下了一场大雨。

雨是从凌晨开始下的，哗哗地浇在兵工厂的铁皮屋顶上，声音大得像有人在敲鼓。张怀仁被雨声吵醒，从行军床上坐起来，披上军大衣走到窗前。窗外灰蒙蒙一片，雨水顺着屋檐淌成一道水帘，把厂房、围墙和远处的汉水全都吞没了。北围墙上值夜的士兵缩在雨衣里，身影在雨幕中模糊得像几个墨点。

他看了看怀表。清晨六点。离天亮还有一会儿，但他已经睡不着了。这几天他睡得都不太好，脑子里塞满了事。和谈还在继续，但进度比预想的慢。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在上海的谈判桌上为每一个条款争得面红耳赤——定都南京还是北京、国会设一院还是两院、各省都督是民选还是中央任命，每一条都关乎未来的权力格局。而在这些条款背后，真正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袁世凯什么时候就任大总统，以及就任之后，权力怎么分。汉阳兵工厂的管理权归属也被卷进了这场拉锯战。北方坚持全国兵工厂统一收归陆军部，南方则要求湖北境内的军工企业由湖北军政府代管。双方各不相让，谈判桌上的味比战场上还浓。

张怀仁穿上雨衣，走出机修车间。雨点打在雨衣上噼啪作响，地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脚踝。他趟着水走到北围墙上，值夜的哨兵看到他，连忙敬礼。

“有什么情况？”

“报告旅长，一切正常。北洋军的阵地上没有异常动静。”

张怀仁举起望远镜朝北边望了一眼。雨太大，能见度不到一百米，土丘和开阔地都被雨幕遮住了，只能隐约看到北洋军阵地上的几面旗帜被雨水打得贴在旗杆上。这样的天气，不适合打仗。但适合做别的事。

他下了围墙，朝车间后面的仓库走去。仓库门口站着一个穿工匠服的年轻人，是宋良弼的徒弟小周，看到张怀仁过来，连忙推开门。

仓库里灯火通明。宋良弼已经起来了，正蹲在一台拆开的冲压机旁边，手里拿着扳手，跟几个工匠比划着什么。他的眼镜片上沾着机油，旧棉袄的袖口也蹭得漆黑。看到张怀仁进来，他站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旅长，你怎么来了？”

“睡不着，过来看看。机器修得怎么样了？”

“冲压机今天能装回去，蒸汽管道也换好了。”宋良弼指了指车间的方向，“三天前试机的时候还有点问题——压力表显示不稳定，活塞环磨损严重。这种老机器，零件都是二十年前德国人留下的，新的买不到，旧的修修补补，勉强能用。现在蒸汽机已经可以稳定供压了，只要冲压机装回去，后天就能正式试机。”

“原材料呢？”

“铁锭还剩十五吨，够用一周。煤炭昨天到了一船，暂时不缺。但有个问题——”

宋良弼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他的表情有些犹豫，像是在琢磨该不该说。

“有什么问题就说。”

“昨天下午，有个人来厂里找我。他说他是汉冶萍公司的买办，姓周。他说他可以帮我们从大冶铁矿调一批上好的铁锭过来，价格比市价低两成，而且不用经过军政府，直接从大冶走水路运到汉阳码头。”

张怀仁皱起了眉头。价格比市价低两成，还不用经过军政府——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他有什么条件？”

“他没说条件。只说想交个朋友。”宋良弼顿了顿，“但他临走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你们旅长有没有考虑过，在兵工厂旁边再建一个钢铁厂？”

张怀仁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仓库门口，看着外面的大雨，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汉冶萍公司，买办，低价铁锭，钢铁厂——这几个词串在一起，背后只有一个指向：本人。

汉冶萍公司虽然名义上是中国的企业，但它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被本财团通过贷款和合同一点一点渗透了。大冶铁矿的铁矿石，萍乡煤矿的煤炭，从开采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有本人的影子。这个姓周的买办，十有八九是本人派来的。他要的不是交朋友，是把手伸进汉阳兵工厂——先从原材料供应开始，然后是技术，再然后是共同建厂，一步一步，把兵工厂变成本人控制的产业。这种事，在他所熟知的那段历史中重复过太多次。

“宋总工，”他转过身，“那个周买办下次再来，你告诉他——铁锭我们照市价买，不占他便宜。如果他想谈，让他直接来找我谈。”

宋良弼点了点头，又问：“那钢铁厂的事……”

“钢铁厂要建。但不是跟本人建。”张怀仁的声音斩钉截铁，“我们自己建。等和谈结束，时局稳定了，汉阳兵工厂的旁边会竖起一座中国人自己的钢铁厂。铁矿石从大冶买，煤炭从萍乡买，但厂子的每一颗螺丝钉都必须是我们自己的。”

宋良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力点了点头。他没有问钱从哪里来，也没有问技术从哪里来。经过这些天的相处，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年轻人的做事方式——先把目标定下来，然后再一个一个解决路上的问题。

离开仓库后，张怀仁在雨中站了一会儿。雨水顺着雨衣的帽檐淌下来，打在他的脸上，冰凉刺骨。他想起沃克的名片，想起周买办的低价铁锭，想起英国领事馆门口那排悬挂着各国旗帜的轮船。全世界都在盯着这座兵工厂。美国人、本人、英国人，都想在这块地盘上一脚。而他手里只有不到一千人的部队，和一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生产的工厂。必须加快速度了。生产要恢复，部队要扩充，地盘要巩固。和谈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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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在午后渐渐变小。

张怀仁正蹲在机修车间外面的屋檐下跟赵大奎一起吃午饭，忽然听到码头方向传来一阵嘈杂声。不是打仗的声音，而是许多人一起喊号子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金属碰撞声和马车轮子碾过石板的吱嘎声。他放下碗筷，朝码头走去。

码头上停了三条货船，船上的帆还没收，被雨水打得湿透。船工们正在往下卸货——不是弹药，也不是粮食，而是一箱一箱沉甸甸的木箱，箱子外面印着德文标记。一个穿西装的中国买办站在码头上，手里拿着货单，正在跟负责码头防务的李长顺交涉。李长顺显然不太确定该怎么处理，看到张怀仁过来，连忙迎上去。

“旅长，您来得正好。这批货不知道是谁订的，收货人写的是——汉阳兵工厂守备司令部。”

张怀仁接过货单。货单上密密麻麻列着一长串货物名称：四缸蒸汽机一套，配套传动轴和飞轮；四十马力直流发电机两台，附带铜线圈备件；精密铣床和磨床的德国原产配件一批，从轴承套到主轴箱到进给螺杆，单是零件清单就写了三页；此外还有几箱用途不明的德国原产润滑油脂。货单底下的发货地写着——上海德商礼和洋行。

他把货单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签名。签名的笔迹他认出来了。

蒋百里。

张怀仁沉默了片刻，然后把货单递给李长顺：“全部卸货，搬到机修车间。告诉宋总工，就说蒋校长送来的设备到了。”

李长顺好奇地问：“蒋校长？哪个蒋校长？”

“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

李长顺的眼睛瞪圆了。保定军校校长，那可不是一般人物。他不敢再问，转身跑去安排卸货。

张怀仁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三船货物被一箱一箱地搬下来。蒸汽机、发电机、精密机床配件，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比黄金还稀罕。国外的洋行要么不卖，要么开天价，而且往往搭着政治条件。蒋百里能通过礼和洋行把这批货运出来，一定是动用了他在德国留学期间积累的全部人脉——他甚至能猜到，蒋百里大概是用保定军校的经费名义买的，万一被人查出来，这个校长也就当到头了。

但最让他在意的不是设备本身，而是蒋百里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只是在汉阳打了两个胜仗，守住了一个兵工厂。蒋百里远在保定，连面都没见过，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的代价帮他？只有一个解释——蒋百里跟冯国璋一样，在这个年轻军官身上看到了某种可能性。一种改变这支军队、改变这个国家的可能性。冯国璋用一块铜牌表达了这种期待，蒋百里用的是一船机器。

他忽然觉得怀里那块铜牌沉甸甸的。

三年前，蒋百里在保定军校当校长的时候，曾经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过一件事——因为军费被陆军部克扣，他向学生训话后掏出，对着自己的口开了一枪。那一枪没有打中要害，但震动了整个中国。一个军校校长，宁死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学生没有枪用。后来袁世凯亲自下令拨款，段祺瑞去医院探望，保定军校的军费才恢复了正常。而现在，这个用对准自己口的校长，把一船机器送到了汉阳。

张怀仁把货单折好收进怀里，对李长顺说：“搬完之后，给每条船的船工每人两块大洋。就说是我给的。”

他转身朝机修车间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另外，派人去武昌都督府，查一件事。查查最近有没有保定军校的人调到湖北来。”

李长顺应了一声，跑向码头仓库的方向。

蒋百里的设备来得太及时了。蒸汽机可以让兵工厂的产能翻倍，发电机可以让车间在夜间也开工，精密机床配件可以修好那些磨损严重的老机器。但对于兵工厂的长远发展来说，张怀仁的心里有一个更大的计划——炼钢。兵工厂炼钢需要的铁矿石主要来自大冶铁矿，而大冶铁矿现在名义上属于汉冶萍公司，实际上一大半的股份都抵押给了本正金银行。本人通过贷款合同控制了矿石的开采权和定价权，每年从大冶运走的铁矿石，大部分去了八幡制铁所，变成了本的军舰和大炮。如果汉阳兵工厂要想不被人扼住原料的喉咙，就必须掌握自己的钢铁来源。但目前他还动不了大冶——大冶在湖北东部，离汉阳近，但本人的资本和法律条款像一层铁壳，贸然去碰只会提前引爆外交冲突。他现在需要的是先在汉阳站稳脚跟，等基足够深了，再往大冶伸手。

当天晚上，刘文秀从武昌回来了。

他带回来的消息比三船德国机器更让张怀仁睡不着觉。

“旅长，和谈那边出变故了。”刘文秀一进门就把门关上，军装上的雨水还在往下滴，“南京临时参议院跟袁世凯杠上了。定都问题、内阁问题、裁军问题，三条全没谈拢。孙先生坚持定都南京，袁世凯坚持定都北京，两边都不肯让步。”

“兵工厂的事呢？”

“还在扯皮。南方代表提了您上次说的那两条——工匠班子不动，武器优先供应湖北。唐绍仪说北洋方面‘原则上同意’，但要等整编方案全部敲定之后才能落实到纸面上。我看他就是拖延战术，先稳住我们，再找机会翻盘。”

张怀仁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雨已经停了，但天还没放晴，云层压得很低，把月亮和星星全都遮住了。和谈卡住了，这意味着停战的基础在动摇。一旦和谈破裂，南北之间随时可能重燃战火。而汉阳兵工厂，作为南方最大的军工基地，将是北洋军的第一轮打击目标。必须尽快行动，把兵工厂的生产能力和防御能力都提升一个台阶。他必须抢在和谈破裂之前做好一切准备。

“还有一件事。”刘文秀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吴总指挥让我带给您的。他说——看完烧掉，不要留。”

张怀仁接过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只有寥寥几行字，是吴兆麟的亲笔：

“据可靠消息，北洋陆军部已在拟定全国陆军整编草案。草案中将全国划分为若军区，各军区设都督府，直属陆军部。原革命军各部拟分别编遣，旅以上军官由陆军部重新任命。湖北境内拟设荆州都督府，统辖鄂军。兵工厂一律收归陆军部军械司管理。以上均为草案，尚未正式签署。但一旦签署，汉阳兵工厂的管辖权将自动转移。望兄早做准备。”

张怀仁把信纸凑到煤油灯上，看着火苗一点一点吞掉纸张。信烧完了，灰烬落在桌面上，他用手一抹，灰烬散成一撮黑末。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盯着那撮灰烬发呆。

全国陆军整编草案。兵工厂收归陆军部。一旦签署，自动转移。这些话翻译过来就是——北洋方面正在利用和谈的时间窗口，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把南方革命军的基一点一点挖掉。如果整编草案在他手里汉阳兵工厂被划给了北洋陆军部，那它就不再是革命军的后勤命脉，而成了北洋军的补给站。而汉阳兵工厂，是他在这个时代立足的第一桩。桩被拔了，他在湖北的一切都将悬空。

“刘文秀。”

“在。”

“从明天开始，你做三件事。第一，把兵工厂守备部队的人数从现在的不到一千人扩编到一千五百人。招兵的标准不变——优先招有手艺的，铁匠、木匠、石匠，只要手上有功夫的都要。识字的一个不要放过，全部登记下来单独成队。第二，派得力的人去武昌、汉口，盯住和谈的一举一动。每天汇报，有异常随时报。第三——”他压低了声音，“去找宋总工，告诉他，试机的时间提前。争取明天就试，最晚后天必须出第一批枪。”

刘文秀愣住。窗外的风吹得煤油灯的火苗猛地一跳，把他的影子甩在墙上，扭曲了几下才稳住。“明天就试？机器还没全部装好——”

“没装好就加班装。两班倒，二十四小时不停。”

“旅长，”刘文秀压低声音，“您是不是担心和谈会崩？”

张怀仁没有回答。他转过头，看着窗外。雨虽然停了，但乌云还压在汉阳城上空，压得很低，像是在酝酿下一场更大的暴雨。

“不是担心和谈会崩，”他终于说，“是担心和谈不崩。”

刘文秀一脸困惑。

“和谈不崩，整编草案就会签。签了之后，兵工厂归陆军部，我们的番号被裁撤，部队被打散，军官被重新任命。到那时候，我们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因为不是人家打你，是你自己签了字。这叫软刀子割肉，不见血的。”

他转过头，看着刘文秀，煤油灯的光映在他的瞳孔里，像两团烧得正旺的火苗。

“但如果和谈崩了——仗继续打。我们手里有枪、有兵、有厂子，就有说话的资格。所以不管和谈是崩还是不崩，我们都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就是——随时准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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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深夜，张怀仁在机修车间召集了全体军官会议。

人到齐的时候已经过了子时。机修车间里点着两盏煤油灯，窗外的夜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吹得灯火摇摇晃晃。几个连级以上的军官围坐在工作台前——刘文秀、杨守义、李长顺、赵大奎，还有两个新提拔上来的连长，一个姓马，就是之前在围墙豁口处一刀劈翻北洋兵的黑脸大汉，另一个姓陈，是吴兆麟派来的援军里的副营长，三十来岁，读过几年军校，为人谨慎但枪法极好。宋良弼也在，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搪瓷茶缸，没有说话。

张怀仁把吴兆麟的情报内容简要说了几句，没有透露来源，只说是“可靠消息”。然后他把一张手绘的扩编计划表摊在桌上。

“从明天开始，兵工厂守备部队正式扩编。现有作战人员约九百六十人，目标是扩编到一千五百人。新兵招募由杨守义负责——在汉阳和武昌各设一个招兵点，标准写在表上。除了身体合格之外，优先录用有手艺的工匠、识字的读书人，以及在战场上证明过自己的散兵和志愿兵。”

杨守义接过表格，扫了一眼，皱眉问：“旅长，四十五岁以下的工匠也要？这个年纪当兵，体力怕跟不上。”

“不是让他们当步兵用的。”张怀仁说，“我们要建一支技术队，直属守备司令部。这些人不打仗，专门负责机器维修、弹药装配和工事建造。宋总工已经答应派人帮我们培训——从基础的枪械拆装开始，然后是简单的机床作和弹药分类。以后兵工厂的生产线夜不停，机器总会有故障，光靠宋总工手底下那几个工匠本忙不过来。宋总工，技术队的人交给你带，有没有问题？”

宋良弼推了推眼镜：“带徒弟没问题。但我有个条件——你挑的人，得真心想学。以前的工匠收徒弟，前三年只让扫地打水，第四年才让摸机器，是因为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在是打仗，这套老规矩不能用。但你也不能指望一个种了半辈子地的农民进厂三天就能开冲压机。所以，招来的人里，识字的优先。”

“识字的一条，已经在招兵标准里写上了。”张怀仁说，“另外，技术队的待遇单列。除了正常军饷之外，每月加发技术津贴——按师傅、熟练工、学徒分三等。这笔钱从兵工厂的生产经费里出，不走军饷的账。”

几个连长交换了一个眼神。不走军饷的账，意味着这笔钱不受陆军部裁军的限制。就算将来整编草案签了，番号被裁了，只要兵工厂还在他们手里，这支技术队就能继续存在。

张怀仁转向李长顺：“李长顺，你的任务是情报。你要在三天之内拉出一个情报网来。人手你自己挑，但必须可靠。跟武昌那边的老关系重新接上线——你在码头上当了三年兵，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地头熟是你的优势。另外，跟吴总指挥保持联系，每天至少送一次消息到汉阳，走水路，避开洋人的眼线。”

“明白。”李长顺收起嬉皮笑脸的表情，难得正经了一回。

“赵大奎。”

“到！”

“你负责训练。新兵入营之后，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按照我们之前的训练大纲来。重点是机枪作和迫击炮射击，这两项是新兵最薄弱的。靶场扩大到厂区后头的空地上。新兵每人配发四十发训练弹——就从缴获的清军弹药里拨。训练弹打完了，再配实弹。一个月后我亲自考核，不及格的班组，排长。”

赵大奎把脯拍得砰砰响：“旅长您放心！我赵大奎训练出来的兵，保证个个能打！”

“最后，”张怀仁站起来，双手撑在工作台上，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这次扩编不是为了应付检查，也不是为了扩充编制好看。是为了一件事——打仗。和谈还在进行，但南北之间随时可能再打起来。如果北洋军再次进攻汉阳，他们会投入比上次更多的兵力。上次冯国璋是攻城，我们是守城。下一次如果是攻城战，主动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我们要做到的，是不管对方投入多少人，不管对方从哪个方向来，这座兵工厂都打不垮、攻不破、断不了弹药。”

散会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两点了。军官们陆续走出机修车间，雨后的夜风吹得人直打哆嗦。张怀仁站在车间门口，看着他们散去的身影，直到最后一个也消失在夜色里。

宋良弼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他走到门口停下来，端着手里的搪瓷茶缸，茶缸里的水早就凉透了，但他还是端得很稳。

“旅长，技术队的事，我还有一个想法。”

“宋总工请说。”

“这批新兵里头，凡是能识字、又有手艺基础的，光培训还不够。我想从里头挑几个最拔尖的，送到汉阳铁厂那边去学几个月的冶金和铸造。兵工厂现在最大的短板不是机器，是枪管钢材的质量。我们自己炼的钢，强度不够，打几百发枪管就发红发软了。汉阳造的枪管，以前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镍钢坯，现在进口断了，只能用大冶的铁矿石自己炼。但炼钢的工艺，跟炼铁不一样。”

张怀仁认真地看着他：“需要什么？”

“需要一套化验设备，能测碳、硫、磷的含量。钢好不好，不看别的，看配比。碳高太脆，硫高太软，磷高容易裂纹。现在咱们厂里没有化验室，全靠师傅用眼睛看火花，嘴里含一口水喷在钢坯上看蒸汽——这一套法子评评菜刀还行，评枪管是拿士兵的命在赌。”

“化验设备哪里能搞到？”

“德国。”宋良弼说，“或者英国。但价格不便宜，而且运过来要经过上海海关，要交一笔关税。另外还需要懂化学的人——光有设备，没人用也是废铁。”

张怀仁点点头：“钱我来想办法。上海海关那边，蒋校长跟礼和洋行的关系可以用上，他这批设备能运进来，化验设备也能运进来。至于懂化学的人——先在国内找，实在找不到，就请德国技师。花多大代价都值。”

宋良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凉水，像是在给自己壮胆。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些，带着一种斟酌过的郑重。

“旅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宋总工有话尽管说。”

“我活了六十多岁，经历过大清最风光的年头，也看过洋人打进紫禁城。我这辈子给大清造了半辈子枪，后来又在革命军底下接着造。说实话，我不在乎这座兵工厂到底归谁管——清廷也好，革命军也好，北洋也好。我只在乎造出来的枪能不能打死欺负中国的洋人。”

他顿了顿，抬头看着张怀仁：“你这个年轻人，跟他们都不一样。你问我要枪管钢材的化验设备，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因为以前的人，只问我能造多少枪。你问的是——枪管能打多少发。”

张怀仁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郑重地握了握老人的手。

宋良弼走了以后，张怀仁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夜风从汉水的方向吹过来，带着雨后泥土和青草的气味。远处北围墙上值夜的士兵换岗，口令声在夜色中传得很远，惊起了水塔上栖息的几只野鸽子。鸽群扑棱着翅膀掠过屋顶，把月光切成碎片。云层正在散开，月亮露出来一会儿，又被下一片云遮住。

他摸了摸怀里的那块铜牌。冯国璋的铜牌。

你问的是枪管能打多少发。

这句话让他想起了那天在土地庙前跟冯国璋说的那番话——枪口对外，不打内战，谁来打谁。那不是口号。那是需要一杆一杆枪、一颗一颗、一一枪管去兑现的东西。而兑现它，需要钢铁，需要化验室，需要技术队，需要一个能自己造血、不受制于人的军工体系。这条路很难走，但值得走。

他把铜牌往怀里深处塞了塞，转身走回了车间。

煤油灯还亮着。桌上摊着那张扩编计划表，旁边是他之前在纸上画的那张北洋六镇兵力表，和蒋百里的货单、吴兆麟的情报叠在一起。他把这几张纸摞在一起，用镇纸压住，然后坐下来，铺开一张新纸，开始写下一阶段的计划。

窗外，天边已经开始泛出灰白色。又一个黎明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