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祁同伟在峰石法庭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学说本地话。
不是王庭长要求的，是老刘建议的。“你那一口普通话，老百姓听着像收音机里的广播员，”老刘蹲在柿子树下啃着一生玉米，含含糊糊地说，“好听是好听，不顶用。你说‘双方当事人’，人家以为你在念文件。你得说‘你俩’。”
“你俩。”祁同伟重复了一遍。
“不对。是‘你俩’——”老刘把音调往上挑了一下，像唱歌一样拐了个弯，“峰石话里‘你’要往鼻子里走，‘俩’要往下坠。你说得像在念判决书。”
祁同伟又试了一遍。老刘还是摇头。
“算了，你慢慢学吧。先把‘吃了没’学会。在峰石，这三个字比‘权利义务’管用。”
“吃了没。”
“嗯，这回像了点。”老刘把玉米芯扔到墙角，站起来拍拍裤子，“对了，王庭长让你今天去档案室，把调解书模板抄一份。以前的模板太旧了，有些条款现在不适用了。你是科班出身，你重新写一份。”
这是祁同伟到峰石之后接到的第一个独立任务。
他花了三天时间翻遍了档案室里的每一份调解书。从一九七八年到去年，几百份调解书，手写的、油印的、复写纸拓的，各种格式都有。有的调解书洋洋洒洒写了五页纸，把双方当事人的家庭情况、矛盾的来龙去脉、调解过程中的每一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有的只有短短几句——“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下面列两条，然后签字盖章。
他注意到一个规律：写得长的调解书，当事人后来反悔的少。写得短的，回头再来的多。
他把这个发现记在本子上，然后开始写新的模板。写到一半，发现自己的钢笔没墨水了，拉开抽屉找墨水瓶——抽屉里除了那张旧报纸，还多了一样东西：一包茶叶。用牛皮纸包着，外面系着一棉线。茶叶是粗茶，叶片很大，闻着有股焦香味。他拿着茶叶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昨天老刘提了一句“王庭长说你嘴唇，喝白水不如喝茶”。
他把茶叶放在桌上，继续找墨水。
下午三点，王庭长把他叫到办公室。
“明天有个案子，你跟我去村里。”
“哪个村？”
“南窑。还是上回那个赵翠兰——不是她的事。是她邻居，两家为了一堵墙吵了快十年。案卷你看了吗？”
“看了。”祁同伟说。档案室里那份“相邻权”的案卷他看了两遍。案情不复杂：南窑村张、李两家是邻居，中间隔着一堵土墙。张家说墙往李家那边偏了半尺，占了他家的地。李家说墙是祖上留下来的，从来就是这个位置。两家从十年前开始吵，吵到村委会，吵到镇政府，最后吵到了法庭。案卷里夹着三份调解记录，每一份的结尾都是同一句话：“双方各执一词，调解未果。”
“这个案子，”祁同伟说，“案卷里证据不足。没有产权登记，没有地界标志，连村部都说不清墙该在哪儿。”
“对。”王庭长说，“那你觉得明天怎么办？”
祁同伟想了想：“先看现场。然后找证人——村里年纪大的老人，也许知道墙是什么时候砌的。”
“还有呢？”
“……调解？”
王庭长点了点头，没说对也没说不对。他把桌上的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十年前我刚调到峰石，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那时候张家的儿子还没娶媳妇，李家的闺女还没出嫁。现在张家的孙子都上小学了。”他顿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十年了，这个案子还在调解？”
祁同伟摇头。
“因为判不了。”王庭长说，“没有证据。土改时候的档案早没了，当年经手的老支书死了八年了。你说墙是谁家的？谁也说不清。但墙就在那里。两家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为了一堵墙，从邻居变成了仇人。”
“那怎么办？”
“不知道。”王庭长站起来，从椅子背上拿下外套，“明天去了再说。你今天准备一下，把案卷再看一遍，能用的材料列个单子。到了村里，先别说话。”
“跟上次一样？”
“不一样。”王庭长走到门口，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上次你是看。这次你要开口——但不是现在。等该你开口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第二天清早，王庭长带着祁同伟和老刘出发去南窑村。
路是土路，桑塔纳开不进去，三个人坐了老刘借来的拖拉机。拖拉机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嘴里叼着一旱烟，从峰石镇一路突突突地开进山里，排气管喷出的黑烟在土路上扬起一道长长的灰尾巴。祁同伟坐在车斗里，背靠着车帮，手里抱着公文包，包里有案卷和一本空白调查笔录。车斗的铁板上还残留着上次拉的猪粪痕迹，虽然用水冲过，但太阳一晒，那股味道又泛上来了。老刘坐在他旁边，一路上说了不下十次“快了快了”，每次说完都要再颠二十分钟。
南窑村坐落在一个山坳里，二十来户人家，房子是土坯的，墙是夯土的，连村委会的牌子都是木头手写的。村子不大，从村头走到村尾用不了五分钟。但祁同伟注意到一个细节：村子很净。土路两边没有乱堆的垃圾，每家的院墙虽然破旧但都修补过，路边的排水沟也清理过。
拖拉机的轰鸣声惊动了整个村子。还没到村口，就有几个小孩跑出来看热闹。拖拉机停在村头一棵老槐树下，三个人从车斗里跳下来。老刘去跟拖拉机手交代回程的事，王庭长站在原地，朝村里看了片刻。
“老支书在不？”他问一个凑过来的小孩。
“在村委会。”小孩指着村中间一栋挂着木牌的房子，“在跟人下棋。”
村委会是一间土坯房，门大敞着。屋里摆着一张旧方桌，桌上铺着一张塑料棋盘，两个老头面对面坐着，旁边围着三四个看热闹的。听见脚步声，其中一个老头抬起头来，看见王庭长，放下手里的棋子站起来。
“庭长来了。”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迎上来。六十多岁，花白胡茬，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光脚趿着一双解放鞋。
“老支书。”王庭长和他握了握手，“这是小祁，新来的。今天过来看看张李两家那堵墙。”
“那堵墙啊。”老支书啧了一声，“上个月两家又吵了一架。张大柱往墙上泼了一桶泔水，李满仓拿着锄头要刨墙，要不是我拦着，差点打起来。”他看了看王庭长，“你们再不管，这墙迟早要出事。”
“所以今天来看看。”王庭长说，“麻烦你先带我们去看看现场。”
老支书领着三个人穿过村子。一路上经过的村民都认识王庭长，有的点头打招呼，有的放下手里的活计多看两眼。
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看见他们，扯着嗓子冲旁边院子喊了一声：“二婶，法庭来人了！”
祁同伟跟在后面，注意到王庭长走得不快，每经过一户人家都会放慢步子，有时候停下来问两句——“你家老头的腰好点没”“听说你儿子在县里上学了”。他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记得住每家的闲事。
“王庭长，”祁同伟低声问，“你常来这个村？”
“一年来十几次。”王庭长没有回头，“不是每次都办案。有时候就是来转转。你跟他们熟了，他们才愿意跟你说实话。”
张李两家的房子在村东头，紧挨着，中间隔着一条不到两尺宽的夹道。夹道里长满了杂草，草中间立着一堵土墙。墙不高，一米出头，夯土打的，上面长满了青苔，缝隙里钻出几株蕨草。有的地方土块已经剥落了，露出里面夹杂的稻草秆。这堵墙说新不新说旧不旧，看不出年代的痕迹。
张家的院门虚掩着，李家的院门也虚掩着。两家谁也没出来。
“张家的说这堵墙占了他们家半尺地，”老支书指着墙，“李家说是祖上留下来的，从来没动过。我量过，两家宅基地的边界在土改时候画在纸上，那纸早没了。现在谁也没证据。村里年纪最大的是九十三岁的刘婆婆，她说她嫁过来的时候这堵墙就在了。”
“那至少九十多年了。”祁同伟说。
“可不。”老支书叹了一口气，“但她一个快百岁的老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上了法庭能当证据吗？也不能。”
祁同伟蹲下去，仔细看墙。墙是直接夯在地面上的，没有地基，没有砖基。他拨开墙脚的野草，看到墙和地面接触的地方长了一层厚厚的青苔。这说明墙在这里立了很久，至少几十年。但到底有没有偏，偏了多少，靠肉眼本无法判断。
他站起来，翻看老支书说的那份土改档案——案卷里夹着一张发黄的纸片，毛笔字，抬头是“南窑村土地房产所有证存”，上面列着一行模糊的数字和几句说不清道不明的边界描述：“南至张大柱宅基地北墙外一尺”。关键就在“一尺”这两个字上——墙北边一尺到底是从墙算还是从墙顶算？一尺是旧尺还是新尺？谁也说不清。
王庭长站在墙边，看着这堵矮土墙看了很久。他伸手摸了摸墙面上的青苔，青苔湿漉漉的，手指一碰就沾了一小片绿色的苔藓。他把手指在裤子上蹭了蹭。
“老支书，麻烦你把张家的和李家的都叫过来。”
老支书去了。先敲了张家的门，没人应。又敲了李家的门，也没人应。老支书站在两家中间，对着两扇门喊了一声：“别藏了！都出来！”
沉默了几秒。然后张家的门先开了。
张大柱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穿着沾满泥点的迷彩服，应该是刚从地里回来。他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看了一眼王庭长，又看了一眼祁同伟，最后目光落在老支书身上。
“我没闹事，”他先开口，“是李满仓先动锄头的。”
话音刚落，李家的门也开了。
李满仓比张大柱瘦，皮肤更黑，脸颊凹进去，颧骨突出。他走出来站在自家门口，和张大柱隔着一堵墙的距离。他没说话，只是双手交叉抱在前，眼睛盯着张大柱。
两个人隔墙对峙。距离不到两米，中间是一堵矮土墙和一片半人高的野草。十年争吵让他们不需要任何开场白就能进入战斗状态。
张大柱先开腔：“你上次拿锄头刨我的墙，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往墙上泼泔水你怎么不说？”李满仓回击。
“泔水泼在我家墙上！你管得着？”
“你家墙？你家墙？你家墙压着我家地了知不知道！”
“你家的地？你有本事拿出证据来！”
“你有本事你先拿！”
两个人吵起来。和法庭里的争吵不同——刘三全夫妇是哭天抢地式的相互控诉，这两个人则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沿着固定路径一路狂奔的拉锯战。祁同伟听着听着，很快发现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调，都和老支书之前描述的一模一样。这十年里，类似的争吵可能发生了上百次，每个角色都把自己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不需要思考，张口就来。他们不是在吵架，是在重复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