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九月初,峰石下了第一场秋雨。
雨从半夜开始下,打在屋顶的瓦片上,声音密密麻麻的,像无数只手在同时翻书。祁同伟被雨声吵醒了一次,翻了个身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推开宿舍门,院子里那棵柿子树的叶子被雨打落了一地,青黄相间,铺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踩上去软绵绵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腐叶混合的气味,山峰隐在灰色的雨云里,看不清轮廓。
老刘打着伞蹲在院子里通排水沟。雨下了大半夜,山上的泥水冲下来堵住了沟眼,院子里的积水漫过了脚踝。他卷着裤腿,用一竹竿在沟眼里来回捅,嘴里念念有词,大概是在骂天气。
“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祁同伟站在屋檐下问。
“起码三天。”老刘头也没抬,“峰石的秋雨就是这样,一下就不停。你等着吧,下到第三天,全镇都是泥巴,哪也去不了。”
他说对了。雨下了整整三天。第三天下午,雨终于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漏出来,把整个峰石镇照得亮晶晶的。但路全泡软了,土路变成了泥浆路,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脖子。老刘的自行车完全骑不了,链条上糊满了泥巴,推到井边冲了三桶水才冲净。
就在这场秋雨过后的第一个晴天,红窑村的人来了。
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光脚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他站在法庭门口,手里攥着一顶旧草帽,犹豫了半天没进来。老刘在院子里修自行车,抬头看见他,手上的扳手停了下来。
“老孙?你怎么来了?”老刘站起来,在裤子上蹭了蹭手,脸上的表情是见到熟人时的意外,但语气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觉——像是知道这个人来,一定带着什么棘手的事。
“找王庭长。”老孙把草帽从左手换到右手,“那个事,又闹起来了。”
“哪个事?”
“红窑村那个。李老板跟村里的事。”
老刘把扳手放在车座上,转身朝二楼喊了一声:“王庭长——红窑村来人了!”
王庭长从二楼窗口探出头,看了老孙一眼,点了点头。“上来吧。”
老孙上了楼。祁同伟跟上去,在楼梯拐角处停了一下。他想起档案室里那份没结的案卷——“红窑村土地承包合同”,封面上的期是两年前,最后一页是王庭长用铅笔写的那行小字:“承包人外出务工,暂无法联系。中止调解。”那份案卷被他单独放在档案室的桌角,隔几天他就会翻开看一看,像是等一个还没到的时机。现在,时机自己找上门来了。
老孙坐在王庭长办公室里,把草帽放在膝盖上。祁同伟坐在靠窗的位置。王庭长给他倒了杯茶,用的不是搪瓷杯,是一次性塑料杯——这是对待外客的规格。
“说吧。”王庭长在自己椅子上坐下,双手交叠在桌面上,语气平淡得像在问今天吃了什么。
老孙端起塑料杯,没喝,又放下了。
“李老板回来了。”他说,“在外面打了两年工,挣了点钱,想回来继续种果树。可村里那块地——就是之前包给他的那块——已经在去年被村主任承包给他外甥了。李老板拿着合同去找村主任,村主任说合同是跟老村长签的,跟他没关系。李老板不,说合同还有八年才到期。两边现在僵着,前天在村委会门口差点打起来。”
老孙说完,端起杯子喝了口水。他喝水的声音很大,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像是在用这个动作填补沉默的空隙。
“村主任现在是谁?”王庭长问。
“赵大勇。前年换届选上的。原来是副村长,老村长退了之后他接了班。”
“承包给他外甥做什么?”
“开沙场。”老孙叹了口气,“村东头那块河滩地,这两年沙子涨价了。赵大勇说那块地本来就不是耕地,是‘四荒地’,村里有权重新规划。李老板说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那块地包给他三十年,种果树。现在刚种了五年,树还没长成,村主任就要收回去。”
王庭长没有接话。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茶,放下,用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了一圈。祁同伟注意到这个动作——每次遇到棘手的案子,他都会转杯子,像是在等茶叶沉下去。
“你是什么时候当的村会计?”王庭长忽然问了一个不相的问题。
“八五年。”老孙说,“到现在快十年了。”
“那块地,土改的时候归谁?”
“归村里。一直都是村里的地。七几年的时候种过几年玉米,后来荒了,就一直闲着。直到老村长把它包给李老板。”老孙顿了顿,“老村长签合同的时候,村委会是开了会的。我记了会议记录,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三十年承包期,每年交一千二百块承包费。李老板一分没少交过。”
“会议记录还在吗?”
“在。”老孙说,“我那儿有存档。”
王庭长看了看窗外。雨后的山坡上,松林被洗得发亮,山雾正在慢慢散开。他收回目光,转向祁同伟。
“小祁,明天你跟我去一趟红窑村。带上案卷。”然后对老孙说,“你先回去,让李老板和村主任都别冲动。我们明天到。”
第二天上午,王庭长、祁同伟和老刘坐着一辆借来的吉普车去了红窑村。
路比南窑村更远,吉普车在盘山土路上颠了一个半小时,祁同伟的后背被座椅颠得发麻。红窑村坐落在一条河谷里,村口有一座废弃的砖窑,窑顶已经塌了一半,露出里面烧得发黑的砖壁。老孙说这座窑是人民公社时候建的,烧了十几年砖,后来燃料供不上就停了。村名就是这么来的。
吉普车停在村口,三个人下了车。雨后的土路还没透,踩上去鞋子往下陷。祁同伟抱着公文包,包里装着红窑村案卷和老孙提供的会议记录复印件。
村委会是一栋新建的二层砖楼,在村子中间,墙面贴着白瓷砖,在周围一片土坯房中格外扎眼。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后视镜上挂着一顶红色安全帽。老孙站在门口等他们。
“人都到了。”他迎上来,压低声音,“在会议室里坐着。谁也不跟谁说话。”
会议室在二楼,一间不大的屋子,窗户正对着河谷。长条桌两边各坐着一个人。
左边的是李老板。他比祁同伟想象的要年轻,四十出头,脸晒得很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迷彩服。手放在桌上,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塞着洗不掉的泥垢。桌上放着一份合同,纸已经泛黄,折痕处磨出了白边。
右边的是村主任赵大勇。四十五六岁,矮胖,脸上泛着红光,穿着一件深蓝色夹克,拉链拉到口,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他的坐姿很放松,靠着椅背,右腿翘在左腿上,脚上那双皮鞋擦得锃亮,鞋底还带着新鞋才有的毛边。
王庭长在长条桌中间坐下。祁同伟在他右边坐下,摊开案卷和笔记本。老刘坐在靠墙的椅子上。
“今天不是开庭,”王庭长开门见山,“是调解。调解之前,我先说一条规矩——说话一个一个说,不打断,不骂人,不动手。谁违规,调解中止。谁还有问题?”
没人说话。李老板盯着桌面,手指在合同上轻轻敲着。赵大勇靠着椅背,目光从王庭长身上扫到祁同伟,又扫回来。
“那好。先看合同。”王庭长把李老板面前的合同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递给祁同伟,“你说说。”
祁同伟接过合同。这份合同他在档案室里已经看过很多遍了。甲方是红窑村村民委员会,乙方是李长河(李老板)。承包标的是“村东河滩地四十五亩”,承包期三十年,从签约之起算。承包用途是“种植果树及经济林”。承包费每年一千二百元,每年年底前缴清。合同最后一页盖着红窑村村委会的公章和李长河的私章,签约期是五年前的三月十五号。
“合同是有效的。”祁同伟说,“双方都有签字盖章,承包费按时缴纳,合同还有八年才到期。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无权单方收回承包地。”
“那是老村长签的合同。”赵大勇开口了,语气不紧不慢,“我是新村长。村委会有新的规划。那块地是四荒地,不是耕地,村委会依法有权重新规划。这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里写的。”
祁同伟看着他。“《农村土地承包法》确实规定村委会有权对四荒地进行规划。但规划不等于单方毁约。如果承包方不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通过协商或法律程序,不能直接收回。”
“规划就是规划。”赵大勇把手一摊,“他种果树种了五年,一棵都没长成。那地本来就不适合种果树。沙场不一样,沙场能带动村集体收入,能解决劳动力就业。他一个人种几棵瘦巴巴的果树,能带动什么?”
“适不适合种果树,不是合同解除的法定理由。”祁同伟的声音不大,“如果那块地确实不适合种果树,可以协商变更承包用途。但你不能因为他种得不好,就把地收回去包给你外甥。”
赵大勇的脸沉了一下。他把翘着的腿放下来,身体微微前倾。
“你说我包给我外甥?那是我外甥不错,但合同是跟村委会签的,不是我私人签的。我外甥有资金,有设备,能在河滩上开沙场。李长河有什么?几把锄头?”
祁同伟注意到,赵大勇没有否认“外甥”这件事。他只强调了“合同是跟村委会签的”。这句话在法律上是对的,但在情理上——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把目光转向李老板。
“李长河,你说说你的想法。”
李老板舔了舔裂的嘴唇。他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好久没跟人说过这么多话了。“我没想跟村里作对。我出去打工两年,是去挣买树苗的钱。那几年果苗种下去,头两年还行,第三年遇上山洪,冲了一半。我没钱补苗,就想出去打两年工挣点钱回来接着种。合同上也没说必须一直待在地里。我每年承包费按时交,一分没少。我出去的时候跟老村长说过,他说行。等我回来,村长换人了,地也换人了。我怎么办?”
“你说你跟老村长说过?”王庭长忽然话。
“说过。走之前专门去他家说的。他说你出去挣钱是好事,地的事不急,合同在那儿,谁也不能动。”
“老村长现在在哪?”
“去年冬天死了。肺不好,没熬过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传来河水的响声,不紧不慢的,像是在翻一页永远翻不完的书。
王庭长站起来。
“先去看现场。”
一行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里的土路往东走。刚下过雨,路面上到处是水洼,泥浆溅到裤腿上了又湿。李老板走在最前面,脚步很沉,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赵大勇跟在后面,点了一烟,抽了两口又掐了,把烟头弹进路边的水沟里。
出了村东头,地势豁然开朗。一条河滩地铺展在眼前,面积不小,目测三四十亩。河滩地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些矮小的果树,枝叶稀疏,有几棵已经枯死了,树上爬满了藤蔓。地面上到处是洪水的痕迹——碎石、涸的泥块、被冲得东倒西歪的树苗。地中间有一条被山洪冲出的小沟,沟底积着卵石。
但仔细看,还能看出李老板投入的痕迹。地头有一排用石头垒的挡水墙,虽然被洪水冲垮了一半,但剩下的半截还在倔强地立在泥地里。果树之间挖了排水沟,沟底长满了野草,但走向还看得出来——从东往西,把整片地分成了规整的六块。有几棵活下来的果树虽然矮小,枝也不够粗,但已经开始挂果了。青色的果子藏在稀疏的叶片后面,不大,但还在长。
地紧挨着河滩。河水从山谷里流出来,在这个弯道上沉积了一大片沙滩。站在地头往河边走几步,就能看到河滩上已经被人踩出了一条便道,便道尽头停着一台挖掘机,铲斗垂在沙堆上,像是张着嘴在等人喂。挖掘机是新的,漆面还亮着,和周围荒凉的河滩形成刺眼的对比。沙地上有几道深深的车辙,从河滩一直延伸到村口。地上散落着几个烟头和空烟盒。
祁同伟蹲下去,抓了一把沙子。沙子很粗,里面混着云母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又走到河滩边上,看了看水流的方向和沙层厚度。沙层不厚,目测不到两米,底下是卵石和黏土。这不符合开沙场的条件——真正有经济价值的沙场,沙层至少要三米以上。他的知识储备里没有矿物学,但本能的经验判断告诉他,这块沙滩开采不了几年就会见底。
“这沙层不厚。”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沙子,“开采不了几年。”
赵大勇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
祁同伟走到地头,仔细看了看李老板种的果树。活下来的大概有一半不到,大部分是柿子树和核桃树。柿子树的叶片虽然稀疏,但叶脉清晰,树上已经开始长出新皮。核桃树更矮一些,但枝挺直,系应该已经扎稳了。他想起南窑村那两棵种在墙底下、早已死去的桃树,和眼前这些还活着的果树似乎隔着某种呼应——都是被人种下去的,都在等待被认可。不同的是,那两棵桃树等的是被记起,这些果树等的是被承认。
“这些果树,再过两年就能挂果了。”他说,不是对着任何人说的,像在自言自语。
“是啊,”李老板接话,语气里带着心疼,“柿子树五年挂果,核桃树六年。我走的时候它们还齐腰高,回来一看,长是长高了,没人剪枝,没人打药,长得乱七八糟的。”
他走过去,扶起一棵被洪水冲歪的柿子树。树和地面的夹角不到四十五度,系露出了一截。他扶着树,像扶着一个人。“这棵还能活。扶正了,培上土,明年还能长。”
王庭长站在地头,看了一圈。他拿出烟,递给祁同伟一,祁同伟摇头。他自己点了,站在河滩边上,听着河水冲刷卵石的声音。烟抽到一半,他转身对老孙说:“让赵大勇和李长河先回村委会。我马上过去。”
两人走后,王庭长站在河滩上,把烟头扔进水里。烟头在水面上漂了几秒,被水流卷走了。
“这份合同是有效的。赵大勇单方毁约,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李长河外出两年,地荒着,客观上没有产生效益。村里想增收,沙场确实比果园来钱快。”他顿了顿,“这事难就难在——两边都有理,但两边都不够理。李长河的合同有效,但他没种好地。赵大勇的规划有权,但他不能单方毁约。”
他看着远处的挖掘机,又看看那几棵还活着的柿子树。
“判决可以判李长河赢。但判决下来,赵大勇执行不执行?就算他执行了,村里的人会怎么想——为了一个外村人,断了村里的财路。”他收回目光,“这个案子,光靠判不行。光靠调也不行。得想个两边都能下的台阶。老规矩,先谈。”
回到村委会,赵大勇的态度比之前软了一些。不知道是因为看了现场,还是因为王庭长在河滩上抽的那烟让他琢磨了什么。
“王庭长,”他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沙场确实是能挣钱。但我也不一定非得承包给我外甥,我们可以对外招标。只是李长河那块地,不能一直荒着。他要是能种好,我也不收。”
李老板低头看着自己沾满泥巴的鞋尖,没有说话。
“你们要是愿意谈,我有个初步想法。”祁同伟把笔记本翻开,平放在桌面上,语速不快,声音刚好够桌边的人都听得清楚,“合同不变。李长河继续承包那块地,种果树。承包费照交。但是,如果村里需要沙场用地,可以在河滩另外划一块地出来,村委会向镇上申请新的承包地块,和李长河的果园不冲突。”
赵大勇皱了皱眉:“那能行?河滩是整块的地,划出去一块果园的地,剩下的还能开沙场?”
“可以。河滩地不是一整块。李长河的合同上写的是四十五亩,但河滩总面积起码有七八十亩。剩下的地还在村里手里。你要是想开沙场,可以用剩余的地。”
“那沙层不够厚怎么办?”
“那就不开沙场。”祁同伟说,“沙层不够厚,开采成本高,几年就见底。不如一起种树。”
赵大勇沉默了片刻。他的目光在王庭长和祁同伟之间来回移动。王庭长不说话,把玩着手里的打火机,火石擦出咔咔的轻响。
“不是我非要开沙场,”赵大勇的语气第一次露出了疲惫,像是终于从村部的角色里退出来,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疲惫的中年人,“村里的账上没几个钱了。老村长在的时候留下的家底,这两年花得差不多了。修路要钱,修学校要钱,年底给困难户发补助也要钱。沙场是个来钱的路子,虽然不是长远的买卖,但能解燃眉之急。李长河说我没跟他商量就收回地——我是做得急了点。可我不是为自己。”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河水的响声涌进来,夹着远处山鸟的啼鸣。老刘在旁边做记录,笔尖划过纸面。
“如果村委会愿意和李长河呢?”祁同伟说。
赵大勇抬头看他。
“李长河有技术,会种树。村里有地,有劳动力。如果村委会和李长河签一份补充协议——村里把另外几块荒坡地优先承包给他种经济林,优先雇佣本村村民,他教村民技术,村民帮他管护。这样村里有就业,李长河有规模,果树成林了,受益的是所有人。这比沙场更长远。沙场挖几年就没了,果树林能长几十年。”
李老板抬起头来,眼睛亮了一下。不是那种看到希望的光芒,而是那种被人理解了之后才会有的微光。
“那我要买苗,钱不够怎么办?”
“可以分期。先种一批,结果子了卖了钱,再种下一批。”
赵大勇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条河谷。河滩上的挖掘机还停在那里,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像一个站累了的人。
“你说的这个方案,”他终于开口,“我要是答应了,我外甥肯定要骂我。”
“你外甥骂你,你可以跟他说理。”祁同伟说,“你要是把李长河的合同撕了,跟你外甥没关系了,却连跟李长河说理的机会都没有。”
赵大勇转过身来。
“小祁法官,你是省城来的?”
“是。”
“难怪。”赵大勇说,语气听不出是赞还是贬,“省城来的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补充协议,你写过没有?”
“可以写。”祁同伟翻到笔记本空白页,拿起钢笔,“调解协议和补充协议可以一起签。”
调解书是祁同伟在村委会会议室里手写的。老刘带的空白调解书用完了,他撕了一张笔记本纸,用钢笔一笔一画地写,间或停下来斟酌某个条款的具体措辞。老孙在旁边给他扇扇子——不是他要求,是老孙自己拿了一把蒲扇站在旁边,一下一下地扇,扇得纸页微微颤动。
他在调解书第一段写明了合同效力——“双方确认,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继续有效,承包期至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五止。”第二段写补充协议——红窑村村委会将另外十亩荒坡地优先承包给李长河种植经济林,承包期二十年;李长河承诺优先雇佣本村村民参与种植和管护,提供技术指导;村委会负责协调水源和道路问题。第三段写沙场的解决方案——村里在剩余河滩地上另行规划沙场,与果园互不影响。
写到“优先雇佣本村村民”这一条时,他特意写明了最低人数和工资标准。这是他从石岭村欠薪案中学到的——模糊的承诺等于没有承诺,必须写成白纸黑字才能算数。
写完后他给双方过目。李长河看得很慢,逐字逐句地看,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他识字不多,但这份调解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关系到他的未来,所以他看得很认真。赵大勇看得很快,看完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行。”赵大勇说,把调解书放在桌上,伸手去拿钢笔,“签吧。”
签完字盖完章,赵大勇站起来,对李老板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话。
“李长河,你种树的时候,要是缺人手,跟我说。我给你调。”
李老板愣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吉普车在盘山土路上颠簸,车灯照出的路面坑坑洼洼,车轮不时碾过积水,溅起一片泥点。祁同伟坐在副驾驶,抱着公文包,包里装着那份手写的调解书——纸页薄薄一叠,但沉甸甸的。
王庭长坐在后排,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在打盹还是在想事情。
“小祁。”他忽然开口,眼睛没有睁开。
“嗯。”
“今天你提的那个方案——利益置换,把沙场和果园分开,用补充协议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这不是学校教的吧?”
祁同伟想了想。确实不是。赵其良那篇文章里写过“从利益置换的角度设计调解方案”,他在去红窑村之前又看了一遍。但真正让他想到这个方案的,不是那篇文章。
“是从南窑村那个墙的案子来的。”他说,“那堵墙分不清是谁的,但两家人可以在墙两边种树。红窑村也一样——合同不能动,但利益可以重新分配。不是分胜负,是分利益。”
王庭长沉默了一会儿。车窗外,松林在暮色中变成一片模糊的剪影。
“你上道了。”他说。
然后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回到峰石法庭已经是晚上。吉普车停在法庭门口,老刘熄了火,发动机发出几声闷响后安静下来。车灯灭了之后,整个法庭小楼漆黑一片,只有二楼王庭长办公室的窗户透出一点微弱的灯光——大概是走的时候忘了关。
祁同伟下了车,站在院子里。夜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带着松脂的气味。他仰头看了片刻。今晚没有月亮,银河格外清晰,从这边的山头跨到那边的山头。他想起档案室里那份曾经搁置了两年的案卷,明天他可以在那行铅笔字下面写上一行新的期和结果,然后把它归档到“已结案”那一格里去。
老刘锁好车,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也抬头看天。
“今天这个案子,你写得挺好。”老刘说,“我在旁边看,赵大勇签字的时候,手没抖。说明他心里也认了。不是被你的,是被你说通了。”
“说通”这个词,在峰石话里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不是“说服”——说服是用嘴巴让对方认输。说通是用道理让对方自己想通。
祁同伟没有回答。他想起赵大勇最后说的那句话——“李长河,你种树的时候,要是缺人手,跟我说,我给你调。”一个要把地收回去开沙场的人,最后说“我给你调人”。这不是法律的力量。这是别的东西。是赵其良说的“可能性”,是王庭长说的“两边都能下的台阶”。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银河。
山风从松林那边吹过来,松涛声由远及近,低沉而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