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黄年华

六月的雨，说来就来，说走不走。

先是断断续续下了几天，到后来就成了没完没了地往下倒。双溪县境内两条主要河流的水位眼看着往上涨，气象台的预警从蓝色一路调到了黄色，又调到了橙色。县委大院里，所有人的脚步都比平时快了半拍，走廊里的电话铃声也比平时响得更急。往年这个时候，大家讨论的是早稻的长势、化肥的价格、烤烟烘烤的技术。今年没人谈这些了，所有人开口闭口都是同一个字——水。

六月八上午，省防指发了明传电报，说受长江中游持续强降雨影响，全省江河水位全面超过警戒线，要求各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级防汛责任人必须到岗到位，二十四小时值班。

蔡培生看了电报，在办公室坐了一刻钟，翻了三天的气象资料和上游来水数据，然后把胡一民叫过来，只说了一句：“防汛指挥部要动起来，我去坐镇，让政府那边的人到一线去，两头不能空。”

胡一民从四楼下来，把赵长河、方志鹏、谢鸣叫到会议室，传达蔡培生的指示。他的话说得很简短：“汛情紧急，县里成立了防汛抗旱指挥部，蔡书记担任政委，坐镇指挥。县长熊国平担任指挥长，下到一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二十四小时值班。秘书科的顾晓东秘书在市委党校脱产培训，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蔡书记那边需要一个联络员，负责上传下达、信息汇总、协调调度。”

说到这里，胡一民的目光从方志鹏身上扫到了谢鸣身上，又从谢鸣身上扫回了方志鹏。

“这个人选，从你们两个当中产生。你们自己商量，谁去？”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方志鹏坐在胡一民左手边，腰板挺得很直，双手平放在桌面上，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谢鸣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不仔细看本看不出来。

方志鹏先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胡主任，我手头还有几个材料在跟进，市里要的关于农业产业化的调研报告还没交，县里年中工作总结也正在起草。如果我临时抽出去，这些材料恐怕要受影响。另外，秘书科这边主持常工作，也不能没人盯。”

他没有说不去，但他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胡一民听了，没有表态，目光转向谢鸣：“小谢，你呢？”

谢鸣想了想，说：“胡主任，我去吧。”

他没有多说理由。谁去谁留，各自有各自的道理。谢鸣看了一眼方志鹏，方志鹏也看了他一眼。四目相对，方志鹏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感激，又像是松了一口气。谢鸣朝他微微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当天下午，谢鸣搬进了防汛指挥部。

指挥部设在县水利局四楼的大会议室，长条桌拼成了一圈，墙上挂着全县的水系图和防汛责任分布图，图上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水库、每一个重点堤段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着。靠墙的桌上并排摆着三部电话机，外加一台传真机，地上还拉了一条临时电话线，用黑胶布固定在地面。

谢鸣的办公位置在长条桌最靠边的角落，一部电话、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外加县委办刚配发的一台诺基亚手机。深蓝色的机子，比传呼机大了不少，别在腰带上沉甸甸的，是办公室统一配给联络员和外勤人员的。谢鸣在纸上试了试信号，拨了一通县防办的号码，通了，那头喂了一声，他把电话挂了。不占线，声音清晰。他把手机别回腰间，掂了掂分量，有点不太习惯。

当天晚上八点多，蔡培生到了指挥部。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裤腿卷到小腿肚，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鞋，一看就是刚从堤上回来。他的头发被雨淋湿了，贴在额头上，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老了五岁，但步子还是稳的，眼神也还是沉的。

“小谢？你来了。”蔡培生在长条桌的主位坐下来，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顾晓东在党校回不来，你临时顶上。这几天你就待在这里，所有乡镇的汛情、险情、雨情、水情，全部汇总到这里来。重要的信息第一时间报给我，不重要的你自己判断，拿不准的也报给我。不是所有东西都要让我知道，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替我做主。你听懂了吗？”

谢鸣点了点头：“听懂了，蔡书记。重要的报您，不重要的我过滤，拿不准的请示。”

蔡培生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没有再说话，低头翻起了桌上的水情报表。

电话从当天晚上就开始不停地响。有乡镇打来报汛情的，有气象局打来通知降雨趋势的，有水利局打来报告水库蓄水位的，还有市防办打来催报材料的。谢鸣把每一个来电都记录在笔记本上，时间、来电单位、来电人、内容、处理结果，一项不漏。他的字写得工工整整，条理清晰。

凌晨一点多，电话终于消停了。谢鸣靠在椅子上，揉了揉太阳，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还在下雨，雨丝被风吹得斜斜地飘着，在路灯的光里像是一银色的丝线，密密匝匝地从天幕垂下来。县城安安静静地躺在雨幕里，没有什么灯火，只有街头的几盏路灯还亮着，昏黄昏黄的。

六月十，雨更大了。

凌晨四点半，谢鸣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在指挥部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身上盖着自己的外套。他抓起听筒，电话那头是水利局副局长邹怀山的声音，急促得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小谢，双溪河上游来水猛涨，石桥水文站的水位在半小时内涨了四十厘米，已经超过警戒水位一米二了！”

谢鸣的睡意一扫而光，手中的笔飞快地在本子上记录：“邹局长，你再说一遍，水位涨了多少？什么时候涨的？”

“涨了四十厘米，半小时内！石桥水文站在石桥乡！”邹怀山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只有常年跟水打交道的人才会有的紧张。

“我马上报蔡书记。”谢鸣挂了电话，翻了翻桌上的通讯录，找到蔡培生的手机号，拨了过去。电话响了两声，蔡培生就接了，声音清醒得不像是在凌晨四点多被人叫醒的人。

“蔡书记，石桥水文站报告，双溪河上游水位半小时内上涨了四十厘米，目前超过警戒水位一米二，还在涨。”谢鸣的声音很稳，每个字都送得很清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知道了。”蔡培生说。

十分钟后，谢鸣的手机响了，是蔡培生打来的：“通知各乡镇，立即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所有堤段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穿堤建筑物、涵闸、泵站、险工险段。另外，让水利局调两个技术组，一个去石桥乡，一个去双溪镇，带上抢险物资。”他的语气很平静，像在安排一件常工作。

谢鸣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飞快地记。“蔡书记，石桥乡的技术组派谁？双溪镇的技术组派谁？”电话那头顿了一下，“你让他们自己定。你跟防办说，就说是我说的。”

谢鸣挂了电话，开始往外打电话。先打给各乡镇党政办，把蔡培生的指令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再打给水利局，通知邹怀山迅速组建技术组。再打给县防办，要求他们立即向市防办报告汛情。一个接一个电话打出去，笔记本上记满了来电和去电的记录。

早上七点，蔡培生到了指挥部。

他换了一身深色的夹克，但胶鞋还是昨天那双，鞋面上的泥已经了，裂成一块一块的。他把谢鸣记录的汛情简报翻了一遍，拿红笔在几处数字上画了圈，问了几个问题，谢鸣一一回答。雨情走势、水位变化、人员到岗、物资储备、险情排查——所有信息都在笔记本上，一条一条清清楚楚。蔡培生翻完本子，合上，放在桌上。

十点多，县防指召开紧急会商会，水利、气象、水文、民政、交通、电力各部门的负责人聚了一屋子。蔡培生主持会议，听各部门汇报情况。气象局说未来三天还有大到暴雨，水利局说主要堤防暂时安全但压力很大，水文局说上游水位还在涨但涨速有所减缓，民政局说转移安置点已经准备好了但物资还差不少。蔡培生听了一会儿，眉头越皱越紧，问了一句：“你们说的这些数，哪个是准的？”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会商会后，蔡培生把谢鸣叫到走廊尽头，点了一烟，抽了两口，说：“小谢，这几天所有的信息，你一个人汇总。不要让他们各自报各自的，你来统一口径。信息乱了，决策就乱了。”

谢鸣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谢鸣不再只是接电话、做记录了。每天晚上，他要把全县所有堤段的水位数据、险情排查情况、物资储备情况、人员到岗情况整理成一份简报，一式两份，一份送蔡培生，一份存档。他写的简报跟他以前写的材料不一样，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一个数字就是一个数字，能用一个字说清楚绝不用两个字。那种华丽的排比句、抒情句，在这种时候没用。防汛简报要的不是好看，是准。

六月十三，雨势稍有减弱，但上游来水还在增加。

双溪镇传来消息——有一段穿堤涵闸出现了管涌，孔径不大，但冒出来的水带着泥沙，情况比较紧急。熊国平已经带着技术组赶到了现场，正在组织抢险。蔡培生在指挥部坐了一天一夜，眼睛熬得通红。

十四清晨，石桥乡又传来消息：堤段出现多处渗水，范围在扩大。崔大勇在电话里说“情况可控”，但他的声音明显在发紧。蔡培生听了汇报，沉默了片刻，把谢鸣叫过来。

“小谢，你替我去一趟石桥乡。”他说。

谢鸣愣了一下：“蔡书记，我去？”

“你去。你替我看看，到底可控到什么程度。到了以后不要急着回来，就在堤上待着。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需要什么物资直接跟我说。技术组已经在那里了，你去了不是当技术员，你是我的眼睛。眼睛到了，就不用再回来。险情不解除，你不要走。听懂了吗？”

谢鸣把笔记本往挎包里一塞，拿起桌上的手机，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最上面。“听懂了，蔡书记。险情不解除，我不离开。”

蔡培生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县水利局的号码：“派一辆车，送小谢去石桥乡。现在就走，路上不要耽误。”

五分钟后，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停在了水利局楼下。司机是个退伍兵，姓卢，话不多，看了一眼谢鸣的证件，说了句“上车”。车子发动，冲进了雨幕中。

一路上，雨刮器开到最大挡，还是刮不净挡风玻璃上的水。卢师傅开得很稳，但在盘山路上还是不免打滑，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一人多高的水花。谢鸣坐在副驾驶，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握着手机，随时准备接电话。路两边的稻田已经被水淹了大半，只露出半截稻穗在水面上晃着，像一片黄色的碎纸浮在浑水里。

四十分钟后，车子到了石桥乡。

崔大勇在堤上，穿着一件雨衣，站在雨中，脸被雨水浇得发白。堤坝上堆满了编织袋装好的砂石和土方，上百个村民正喊着号子往堤上扛，来来往往像一条泥灰色的长龙。

谢鸣从车上跳下来，踩进没到脚踝的泥水里，跑到崔大勇面前。

“崔书记，蔡书记让我来。渗水点在哪儿？带我去看。”

崔大勇带着他沿着堤坝走了三百多米，在堤内侧坡面停下来。谢鸣蹲下去，用手摸了摸那片湿润的泥土。草皮下的水是清的，没有带泥沙，但湿润的范围比昨天报告的大了一圈，已经有五六平方米了，水顺着草往下淌，在坡脚汇成了一条细细的水沟。

“什么时候扩大的？”谢鸣问。

“今天凌晨四点发现的。原来只有两三平米，现在扩大到五六平。技术人员看过了，说渗出来的水还是清的，不是管涌，暂时没有危险。但如果雨再这样下，谁也不敢打包票。”崔大勇的声音在风雨中有些闷。

谢鸣站起来，沿着堤坝上下游各走了两百多米，查看了其他堤段。又回来蹲在渗水点旁边，用手探了探水温，看了看水质。他从挎包里拿出笔记本，把渗水点的位置、面积、水质、周边情况一一记下来。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蔡培生的号码。

“蔡书记，我到石桥了。渗水点扩大了，从昨天下午的三四平米扩大到现在五六平米。渗出来的水还是清的，没有泥沙。技术人员判断暂时不是管涌，但堤身长期浸泡，风险在增加。下游堤段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我的建议是：第一，增派一个技术组过来支援，不能只靠乡里的力量；第二，调拨五千条编织袋备用，双溪镇的管涌已经占了县里的物资，石桥这边不能再出问题；第三，我已经上堤了，险情不解除我不走，您放心。”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技术组下午到。编织袋已经在路上了。你就在堤上待着，随时报告。”蔡培生的声音沉沉的。

谢鸣挂了电话，把手机揣进兜里，看了看崔大勇：“崔书记，技术组下午到，编织袋在路上。现在你的人怎么分工？我能帮什么忙？”

崔大勇看了他一眼，大概没想到县里来的部会主动要求活。“你会装沙袋吗？”崔大勇问。

“不会。你教我。”

崔大勇把他带到堤顶的沙石堆旁边，拿起一把铁锹，往编织袋里装了几锹砂石，然后把袋口扎紧，扔到一边。动作麻利，一气呵成。谢鸣接过铁锹，学着他的样子，铲了几锹砂石装进袋子。头两袋装得不太好，不是多了就是少了，扎口的时候也手忙脚乱。装了五六袋之后，手法渐渐熟练了。他把装好的沙袋扛上肩膀，跟村民们一起运到渗水点附近的堤脚，码成一排。

雨还在下，越下越大。谢鸣的冲锋衣早就湿透了，里面的衬衫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他顾不上这些，一袋一袋地装，一袋一袋地扛，泥水灌进胶鞋里，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

有村民认出了他，小声嘀咕：“那不是县里来的部吗？怎么跟我们一起扛沙袋？”另一个村民说：“管他是哪里的部，能活的就是好部。”

中午的时候，技术组到了。两个水利工程师带来了监测设备，在渗水点周围打了几个观测孔，每隔一小时测量一次数据。谢鸣把他们的监测结果记录下来，按时向蔡培生报告。

下午，运送编织袋的卡车到了。五千条编织袋卸在堤顶，堆得像一座小山。谢鸣帮着清点了数目，让崔大勇签字验收。

傍晚时分，雨小了一些。谢鸣站在堤顶，放眼望去。浑浊的河水挟裹着上游冲下来的枯枝败叶缓缓流过，河面上偶尔漂过一截木头或一个破了的南瓜。堤内侧的村子里，炊烟在雨中几乎看不到，只闻到一股湿漉漉的柴火味。渗水点的范围没有再扩大，技术组的数据显示浸润线趋于稳定，暂时解除了警报。但雨还在下，上游的水还在往这里涌，谁也不敢说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谢鸣找崔大勇要了一床棉被，在堤上的值班帐篷里铺了个铺位。手机充上电，放在枕头边。笔记本和笔放在手边，随时可以记录。他没有脱胶鞋，也没有脱湿衣服，就在铺位上躺下来，把棉被裹在身上。

帐篷外面，雨声哗哗的，像是无数只手在拍打着帆布。远处传来村民们的说话声，有人在喊“这边再来两个沙袋”，有人在大声吆喝着什么，听不太清。偶尔有手电筒的光从帐篷的缝隙里扫进来，一晃一晃的，像萤火虫在夜里飞。

手机响了。他接起来，是蔡培生。

“小谢，情况怎么样？”

“渗水点稳定了，没有继续扩大。技术组在盯着。编织袋到了，砂石料也备足了。我今晚住堤上，随时向您报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注意安全。湿衣服换下来，别感冒了。堤上条件差，你将就一下，但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你病了，我的眼睛就瞎了。”

谢鸣握着手机，觉得那句话的分量比一袋沙重得多。“蔡书记，我知道。您也注意休息。”

电话挂了。他把手机放回枕头边，裹紧棉被，闭上了眼睛。

帐篷外，雨还在下。堤坝上，灯火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