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九九八年七月，省城的热浪裹挟着离别的愁绪，在校园的梧桐树荫下久久不肯散去。

谢鸣拿到派遣证的那天下午，导师苏志国在文史楼三楼的办公室里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苏教授是省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带过的研究生不少，但对本科生的关注大多泛泛，唯独对谢鸣例外。四年里，谢鸣的每篇论文都能让他眼前一亮，尤其是那篇关于乡土文学中“出走与回归”主题的毕业论文，苏教授甚至亲自帮他修改了四稿，最后说了一句：“你这篇文章，拿到学术期刊上发表也不丢人。”

“小谢，留校的事情我已经跟系里沟通了。”苏教授摘下眼镜擦了擦，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对后辈的期许，“你的条件完全符合，中文系需要你这样笔杆子硬的年轻人。咱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不能断档，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谢鸣坐在那把磨得发亮的木椅上，沉默了片刻。

他想起了张静芳。想起上个月她来省城看他时，两人在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吃饭，她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他碗里，笑着说：“你要是留校了，咱们就得两地分居。不过没关系，我每个周末坐大巴来看你。”话是这么说，可她的眼神里分明藏着不安。张静芳是个要强的姑娘，在县妇联了一年，大小事务已经上手，领导对她印象不错。让她放弃县里的工作来省城重新开始，她不提，但谢鸣知道她不情愿。

他想起了去年寒假去张静芳家吃饭的情景。张国庆坐在主位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中山装，说话不紧不慢，句句都像是在打官腔。席间问起谢鸣毕业后的打算，谢鸣说想回来，张国庆点了点头，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说了一句：“回来好，基层也需要高学历的年轻人。”话是这么说，可那语气里的保留，谢鸣听得出来。张国庆的妻子刘秀英更直接，在厨房里跟张静芳嘀咕，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客厅里的谢鸣听见：“他一个农村出来的，家里又没基，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出息？”

谢鸣当时装作没听见，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那杯茶是刘秀英泡的，茶叶放多了，苦得发涩。

他还想起了父亲谢成林。那个在双溪镇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在他考上大学那年请全村人喝了两斤散装白酒，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村支书的手说：“我家鸣伢子出息了，以后就是城里人了！”每次谢鸣放假回家，谢成林都要问一句：“毕业后能留在省城不？”他不懂什么211、985，但他知道省城比县城大，省城的机会比县城多。

“苏老师，我还是想回去。”谢鸣抬起头，语气平静但坚定，“省城是好，可我的在下面。”

苏教授看了他半晌，没有再多劝。他在体制内待过，知道有些事情不是靠文凭就能解决的关键问题。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递给谢鸣——是钱钟书的《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版本。“拿去吧，做个纪念。你回去也好，基层需要真正有文化的人。但你要记住，不管走到哪一步，读书人的底子不能丢。”

谢鸣接过书，翻了翻，扉页上苏教授用钢笔写着八个字：“学以致用，不失本心。”

他把书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帆布书包里。那书包还是大一时买的，军绿色，洗得发白，肩带断过两次，都是他找学校门口修鞋的老头给缝上的。

毕业典礼后的第三天，谢鸣拿着派遣证，坐上了回双溪县的班车。

从省城到双溪县大约两百公里，路况不好，班车晃晃悠悠要跑四个多小时。车上坐满了人，有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有去省城看病回来的老人，还有几个挑着蛇皮袋子的商贩。谢鸣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身边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那小孩一路上哭闹不停，妇女一边哄一边跟旁边的人抱怨：“这车子太颠了，孩子受不了。”

谢鸣看了一眼窗外，七月的田野一片葱茏，早稻已经抽穗，晚稻刚下去不久，秧苗在水田里排成整齐的绿色方阵。这条路他走了四年，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心情。大一那年离家，是兴奋中带着忐忑；大二那年回家过年，是迫不及待想见到父母；大三暑假回来实习，是带着一肚子理论想看看基层到底是什么样；而这一次，是一去不返。

他把派遣证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看，又折好放回去。派遣证上写着他的名字、籍贯、毕业院校和专业，最下方是学校的钢印，以及一行红字：“请接收单位予以安置。”今年五月，他在系里正式转正，成了一名正式党员。苏教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支部大会上评价他“政治立场坚定，学习刻苦认真，为人正直诚恳”。这些评价谢鸣都记在心里，他知道，在体制内，这些东西比文凭更有分量，或者说，文凭和党员身份加在一起，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本。

班车在下午三点多到了双溪县城。

双溪县是中南省南部的一个农业县，因两条溪水在县城交汇而得名。县城不大，常住人口不到五万，一条主街从东到西不过三公里，县政府、县委、公安局、邮电局全在这条街上。县城周边的几个乡镇人口稠密，全县加起来将近八十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业人口。

谢鸣拎着行李下了车，站在汽车站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县城的气味跟省城不一样，这里有柴油味、灰尘味、街边小饭馆飘出来的油烟味，还隐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小地方特有的闲散气息。车站对面是一家五金店，门口堆着锄头镰刀，一个光膀子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地上修自行车，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看人来人往。

他没有先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县人事局。

按照当时的毕业生分配制度，国家计划内招收的高校毕业生，由学校据国家计划派遣到生源所在地，学生持派遣证到地区或县人事局报到，再由人事局据编制和需求分配到具体单位。谢鸣不是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没有那条绿色通道可走，他的第一站是人事局，而不是县委组织部。

县人事局在县政府大院东侧的一栋三层小楼里，跟县劳动局合用一个院子。谢鸣问了两遍才找到地方，楼梯间里贴满了各种通知和宣传画，墙皮脱落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

他找到调配录用科，敲了敲门。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正低头看一份文件。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杯，杯身上印着“劳动人事”四个红字，茶渍已经浸出了一圈黄褐色的痕迹。

“你好，我是来报到的。”谢鸣递上派遣证和毕业证。

男人接过材料看了看，又抬头打量了谢鸣一番。他叫宋国庆，调配录用科的副科长，在这个岗位上了快十年，见过各种各样的毕业生，但像谢鸣这样的并不多见。省城211高校，中文系，本科学历，党员，这些条件放在一起，在双溪县一年都出不了两三个。

“省城来的？”宋国庆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惊讶，更多的是不解，“你这条件，怎么没留在省城？”

“家里父母年纪大了，想回来照顾。”谢鸣笑着说。

宋国庆点了点头，在登记表上写了几个字，又问：“学校那边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定向的？委培的？”

“统招统分，国家计划内的。”谢鸣说。

这是实话。谢鸣当年高考成绩在全县排第五，上了重点线，被省城那所211高校录取。那时候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包分配”的说法，虽然政策已经在松动，市场化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对于双溪县这样的小地方来说，国家计划内的毕业生仍然是各单位争抢的对象。

宋国庆翻了一会儿文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他：“把这张表填了，然后去县里各单位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原则上按照专业对口、就近安置的原则，你有什么意向没有？”

谢鸣接过表格，想了想，说：“宋科长，我对咱们县的情况还不太熟悉，您看哪个单位比较需要人，我服从组织安排。”

这话说得圆滑。谢鸣心里清楚，在人事局这个环节，说什么都不如说“服从安排”来得实在。他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在分配问题上不宜表现得太过挑剔。更何况，他心里有一个明确的去处——县妇联，张静芳在的地方。但他不能直接提，那样太露骨，也太幼稚。最好的办法是先安顿下来，再想办法慢慢调整。

宋国庆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他经手过上百个毕业生的分配，像谢鸣这样懂事的年轻人不多。大多数毕业生到了这里都是先问“去哪个单位好”“哪个单位工资高”“哪个单位有房子分”，有的甚至带着家长来，哭天抹泪地要求去好单位。

“行，你先填表，我帮你看看。”宋国庆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点上，吞云吐雾起来。

谢鸣填完表，又等了一会儿。宋国庆打了两三个电话，回来后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

“小谢，有个去处，你看看行不行。”宋国庆坐下来，手指在桌上敲了敲，“县委老局，缺一个搞文字材料的人。那边局长罗淑芳刚才在电话里说了，要一个笔杆子硬的，你中文系毕业，正合适。”

老局。

谢鸣脑子里快速转了一圈。他知道老局是什么的——服务管理离退休老部，说白了就是个“养老单位”，在县直机关里排名靠后，没什么实权，也没什么存在感。但他也知道，老局有老局的好处：清闲，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离领导不远不近，而且老部们虽然退下来了，但关系网还在，能量还在，把工作做好了，这些人记你的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在县城站稳脚跟，而不是挑肥拣瘦。

“宋科长，老局挺好的，我愿意去。”谢鸣说。

宋国庆点了点头，在表格上签了字，盖了章，开了一张介绍信递给他：“拿着这个去老局报到。好好，以后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

谢鸣接过介绍信，道了谢，出了人事局的办公楼。

他没有先去老局报到，而是骑上一辆租来的自行车往城郊去了。母亲王桂兰昨天托人带话，说让他到家先回趟镇上，家里了鸡等着他。

双溪镇离县城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说是镇，其实就是一条不长的街，两边是些两三层的小楼，谢鸣家的房子在街尾，是一栋两层的老砖房，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堂屋和厨房。房子是谢成林年轻时自己动手盖的，砖是自己烧的，梁是从后山砍的松木，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雨，外墙已经斑驳发黑，但结构依然结实。

母亲王桂兰正在门口择菜，看见儿子回来，手里的菜掉在地上，嘴张了张，半天才说出话来：“回来了？吃饭了没有？我鸡去。”

谢鸣放下行李，抱住母亲，发现她比上半年又瘦了些。王桂兰今年五十二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手上的茧子厚得像一层壳，那是长年累月在镇上摆摊卖杂货磨出来的。

“妈，不急，我不饿。”谢鸣往堂屋里看了看，“爸呢？”

“下地了，一会儿就回来。你分配的事定了没有？”王桂兰一边说一边拉着谢鸣的手往里走，眼眶已经红了。

“定了，县委老局。”

王桂兰不懂这些，在她眼里，只要是在县委大院里上班的，都是当官的。她高兴得差点掉眼泪，连声说：“好好好，你爸知道了肯定高兴。”

父亲谢成林回来后，一家人吃了顿饭。谢成林话不多，喝了两杯散装白酒，脸红了，才开口：“老局，是什么的？”

谢鸣给他夹了块鸡肉，笑着说：“爸，就是负责老部工作的。县里那些退下来的老领导，归我们管。”

谢成林端着酒杯的手顿了顿。他对县里的单位不太懂，但“老局”这个名字一听就跟“老”字沾边，跟权力似乎不太沾边。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好好，好了总能提拔。”

谢鸣知道父亲的心思。在谢成林那一辈农民眼里，读书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官，当官就得进要害部门，什么县委办、政府办、组织部、宣传部，那才叫有出息。老局？听着就像是在养老。

但他没有解释。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也不需要解释。

第二天一早，谢鸣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委老局。

老局的办公楼在县委大院后面的一栋独立小楼里，两层，灰砖墙，铁窗棂，跟县委办、组织部那些要害部门挤在一起的主楼比起来，这里显得冷清得多。楼道里没什么人走动，几个办公室的门半掩着，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有人在听京剧，咿咿呀呀的调子在安静的楼道里飘来荡去。

谢鸣找到局长办公室，敲了敲门。

“进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中气很足。

推门进去，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部，短发，圆脸，脸色红润，穿着一件碎花衬衫，看起来精神很好。谢鸣之前从宋国庆那里听到过她的名字——罗淑芳，老局局长，在县里了二十多年，从妇联一路做到老局，是个出了名的泼辣角色。

“你是？”罗淑芳抬头看了他一眼。

“罗局长你好，我是新分配来的谢鸣，人事局的宋科长让我来报到。”谢鸣递上介绍信和派遣证的复印件。

罗淑芳接过材料看了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抬起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那种打量不是女性看男性的那种打量，而是一个在体制内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同志打量一个新兵蛋子的那种打量——从头到脚，从学历到气质，从谈吐到神态，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省城211毕业的？”罗淑芳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惋惜，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小谢，你这条件，怎么跑到我们老局来了？人事局那边没给你推荐别的单位？”

谢鸣听出了这话里的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客气话，表示对人才的重视；第二层是试探，看看他是不是带着怨气来的，是不是把老局当成了跳板。

他笑着说：“罗局长，我昨天跟宋科长说了，组织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能来老局工作，是我的荣幸。老部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能为老同志们服务，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这话说得四平八稳，既不显得巴结，也不显得敷衍。罗淑芳听了，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她在体制内混了半辈子，见过的年轻人多了去了，有的眼高手低，有的溜须拍马，有的闷声不响，像谢鸣这样说话得体又不卑不亢的，确实不多见。

“行，你去办公室找彭国梁，让他给你安排。”罗淑芳说着，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小谢，咱们老局虽然不像其他单位那么热闹，但工作不轻松。全县几百号离退休老部，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你以后就知道了。”

办公室在走廊尽头，谢鸣敲了敲门。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开了门，中等身材，略微发福，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左手夹着一烟，右手拿着一份《双溪报》。

“你找谁？”

“你好，彭主任，我是新来的谢鸣，罗局长让我来找你。”

彭国梁——办公室副主任，老局的大管家，在局里了十年，上上下下的人事、财务、后勤全是他一手持。他点了点头，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来跟谢鸣握了握。他的手很有力，带着一股子烟草味。

“进来坐。”彭国梁把桌上的报纸收拾了一下，腾出一块地方，“小谢，我刚才听说了，省城来的高材生。来，抽烟？”

“谢谢彭主任，我不抽烟。”谢鸣摆摆手。

“不抽烟好，健康。”彭国梁自己又点了一，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看他，“小谢，你知道咱们老局是什么的吗？”

谢鸣想了想，说：“负责全县离退休部的服务管理工作，落实好老同志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组织老同志开展各种活动，发挥老同志的余热。”

彭国梁笑了一声，把烟灰弹在地上：“你说的那是文件上的。我跟你说实在的，咱们老局就三件事：陪老部打门球，帮老部报销医药费，处理老部家里的大小事务。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有，上个月有个老部的儿子要找工作，找到局里来了，罗局长跑到劳动局去磨了两天，最后还是给安排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但谢鸣听出了其中的门道。老局虽然边缘，但服务的对象是老部，这些人虽然退下来了，可他们的人脉还在，能量还在。把事情办好了，这些人记你的情；办砸了，他们随便一个电话打到哪个县领导那里去，你都吃不了兜着走。

这是一个需要既细心又圆滑的岗位。

彭国梁带着谢鸣在楼里转了一圈，认识了局里的几个同事。老局人不多，总共也就十五六个人，多数是四五十岁的老同志，像谢鸣这样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一个都没有。

“你是咱们局里最年轻的。”彭国梁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好好，别嫌事小，也别怕事大。有什么拿不准的，先来找我。”

下午回到办公室，谢鸣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翻开桌上的《双溪县离退休部名册》认真看了起来。名册上记录着全县四百多名离退休部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原职务、离退时间、健康状况、家庭住址等等，有些名字旁边还标注着一些特殊的记号，比如“正处”“副处”“享受待遇”“遗属”之类。谢鸣看得仔细，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记下重点。

这间办公室不大，四个人合用。除谢鸣外，还有两个快到退休年龄的老科员——刘国庆和孙成山，以及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科员叫陈敏。刘国庆和孙成山下午基本不在办公室，不知道去哪里“忙”了，陈敏则一直在织毛衣，偶尔抬头看看他，欲言又止。

临近下班的时候，陈敏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小谢，你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怎么分到我们这儿来了？”

谢鸣合上名册，笑着说：“陈姐，哪儿都能工作，我觉得老局挺好的。”

陈敏撇了撇嘴，压低声音说：“你还是太年轻了。你知道你这个位置是谁的吗？是县人大杨副主任的外甥盯了一年的，人家在乡镇了三年，就等着调进县城。结果你一纸文凭从天而降，把他挤走了。你以后啊，多个心眼。”

谢鸣心里一动，点了点头：“谢谢陈姐提醒。”

他没有追问杨副主任是谁。但他记住了这个信息，在脑子里放好，像是把一枚棋子放在了棋盘上，暂时不用，但随时可以调动。

晚上回到宿舍——单位给他在县城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在老局后面的那栋旧家属楼里，四楼，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还有一个脸盆架——谢鸣躺在床上，脑子里转着这一天的信息。

张静芳，宋国庆，罗淑芳，彭国梁，陈敏，杨副主任……

他翻了个身，把手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泡，灯泡外面有一个绿色铁皮灯罩，光线被聚拢成一团照在屋子中央，四周的墙角反而更暗了。

他在想一个问题：张国庆——张静芳的父亲，县教育局副局长——不可能不知道老局是个什么样的单位。他女儿的对象被分到老局，他居然没有任何反应？就算不帮忙调动，至少也会打个电话问一问情况吧？可从他拿到派遣证到现在，张国庆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

更奇怪的是，张静芳这边的反应也很平淡。他昨天在县城给她打了个电话，说分配的事定了，在老局。她在那头“哦”了一声，说了一句“知道了”，就转了话题，问他要不要一起吃晚饭。谢鸣说今天要回镇上，她说“好，那改天”。

这种反应，不像是一个等了他四年的女朋友该有的反应。

谢鸣从床上坐起来，拿起床头的电话，拨了张静芳的号码。响了五六声，没人接。他又拨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他放下电话，从包里拿出苏教授送的那本《围城》，翻到扉页，看了一眼那八个字：“学以致用，不失本心。”

窗外，县城的灯火稀稀落落，像是有人在黑纸上戳了几个窟窿，透着微弱的光。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在夜色中渐渐消散。

他不知道的是，有些东西，正在暗中悄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