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青春

沈桦是被敲门声叫醒的。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记得坐在椅子上闭了一会儿眼，然后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吸进去了一样，沉到了很深很深的地方。没有梦，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直到那三下敲门声把她从那个深处拽了出来。

“沈老师？沈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女声，不是陈大姐。

沈桦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还坐在椅子上，脖子歪在一边，酸得动不了。窗外的光线已经变了，不再是刚到时的灰蒙蒙，而是亮堂堂的白，像有人在天上开了一盏大灯。她看了一眼手机，上午十点二十。她睡了一个多小时。

“来了。”她站起来，脖子发出咔嗒一声响，疼得她龇了一下牙。

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扎着低马尾，穿着一件碎花衬衫，皮肤也是晒得黑黑的，但五官很端正，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你好，我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我叫杨梅。”女人说话的时候带着笑，声音甜甜的，“陈大姐让我来看看你收拾好了没有，叫你下去吃饭。”

“收拾好了，不好意思，睡着了。”沈桦揉了揉脖子。

杨梅看了一眼她的脖子，笑了：“第一次来山里吧？水土不服，睡一觉就好了。走吧，陈大姐在下面等你。”

沈桦洗了把脸，跟着杨梅下楼。一楼大厅里摆了一张圆桌，桌上放着三副碗筷，中间一盆酸汤鱼，一碟炒腊肉，一碟青菜，一盆米饭。酸汤鱼的香味扑面而来，沈桦的肚子立刻叫了一声，叫得很大声，在安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杨梅听见了，没笑，但眼睛弯了一下。陈大姐从厨房端着一碗蘸水走出来，把碗往桌上一放，看了沈桦一眼：“坐。吃饭。”

沈桦坐下来，拿起筷子，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酸汤鱼她吃过，在上海的贵州餐厅里，但那汤是红色的，这盆汤是白色的，上面飘着几片木姜子和一把香菜。她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酸味一下子冲上来，不是醋的那种酸，是番茄发酵后的那种酸，醇厚、绵长，带着一点点辣。她嚼了两下，又夹了一块。

陈大姐坐在她对面，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她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但一直在看沈桦。沈桦被她看得有点不自在，但肚子实在太饿了，顾不上那么多。

杨梅在旁边给她夹菜：“多吃点，腊肉是自己家熏的，城里吃不到。”

“谢谢杨姐。”

“叫杨梅就行。”

三个人吃了一会儿，陈大姐放下筷子，看着沈桦：“我跟你说一下村里的情况。”

沈桦也放下筷子，坐直了。陈大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她把纸铺在桌上，用手指着上面的内容，一个一个说。

“大塘村，七个村民小组，一共三百七十二户，一千四百八十三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一百三十七户，五百六十一人。贫困发生率百分之三十七点八。”

沈桦在心里算了一下。百分之三十七点八，也就是说，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贫困户。这个比例比她想象的高得多。

“村里主要种玉米、土豆，少量水稻。玉米种在坡上，产量低，一亩地一年到头也就挣个千把块钱。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和十四岁以下小孩占了一大半。”

陈大姐的手指在纸上移动，指到另一行数字：“小学一个，就是大塘小学。在校生八十九人，老师五个，三个是在编的，两个是临聘的。你来了，算第六个。”

沈桦点了点头。八十九个学生，六个老师，师生比大概一比十五，听起来不算太差。但她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六个老师里，有一个是她，一个月的支教老师。

“学生的成绩怎么样？”她问。

陈大姐沉默了两秒，说：“不太好。去年全镇统考，大塘小学语文平均分比镇中心小学低了二十一分。”

二十一分。沈桦沉默了一下。这个差距太大了，大到不是一两个月的支教能补上的。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她知道不能什么都不做。

“学生的流失率也高，”杨梅在旁边补充，“好多孩子上到四五年级就不上了，家里觉得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有些家长就是不松口。”

沈桦想起早上那个穿校服的女孩。她十四五岁，一个人去镇上赶集，说“这条路闭着眼睛都能走”。她的普通话比村里其他孩子好很多，但她说“别被吓跑了”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沈桦听不太懂的东西。不是抱怨，不是诉苦，更像是一种提醒——你要做好准备，这里和你想的不一样。

“下午我带你去小学看看，”陈大姐说，“明天开始，你先跟着听课，看看老师怎么上课的。下周一正式排课。”

“好。”

吃完饭，沈桦帮杨梅收拾碗筷。杨梅洗碗，她擦碗。碗是那种老式的粗瓷碗，边缘有些缺口，但洗得很净，在阳光下白得发亮。

“你之前有教过书吗？”杨梅问。

“没有。我是中文系的，学过怎么教语文，但没真的上过讲台。”

“没事，农村孩子没那么讲究。你对他们好，他们就对你好。”杨梅把最后一个碗递给她，擦了擦手，“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有些孩子家里情况比较特殊，你别当着全班的面问太多。有什么想问的，私下问。”

沈桦记住了。

从村委会到大塘小学，走路大概十分钟。陈大姐走在前面，沈桦跟在后面，杨梅走在最后面。太阳很大，晒得人头皮发烫。路是土路，两边是木楼，有的楼门口挂着玉米，有的楼门口晒着衣服，有的楼门口什么也没有，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

经过一栋木楼的时候，沈桦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哭声。不是婴儿的哭声，是一个女人在哭，哭得很压抑，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忍不住。她放慢了脚步，看了陈大姐一眼。陈大姐没有停，脚步也没有变慢，像是什么也没听见。沈桦犹豫了一下，跟上了。

走了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木楼。门关着，窗户也关着，但窗帘没有拉严实，露出一条缝。她没往里面看，转过头，继续走。

大塘小学在一座小山坡上。说是小学，其实就是一栋两层的砖混结构楼房，外墙刷着白色涂料，但已经发灰了，有的地方露出了里面的红砖。楼前有一块水泥场，场上立着一个篮球架，篮筐歪了，网子烂了，只剩几线垂在那里。场边上有一棵大榕树，树冠铺开来，像一把巨大的伞，把半个场都罩在了阴凉里。

沈桦站在场上，抬头看着那栋教学楼。楼上的窗户有的开着，有的关着，窗玻璃上贴着红色的窗花，已经褪色了，但还能看出是“福”字。二楼走廊的栏杆上晒着几床被子，花花绿绿的，在风里微微飘动。

“沈老师！”

一个声音从教学楼里传出来。沈桦转过头，看见一个中年男人从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四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右腿微微跛，但走得不慢。

“这是李校长。”陈大姐介绍。

“李校长好。”沈桦微微鞠了一躬。

“不用不用，叫李老师就行。”李校长走到她面前，伸出手。沈桦握了一下，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像常年农活的手，不像一个校长的。

“欢迎你来大塘小学。”李老师笑了一下，笑容有点拘谨，但眼睛是真诚的，“我们这儿条件差，你别嫌弃。”

“不会的。”

“走，我带你看看。”

李老师带她参观了学校。教学楼一共两层，一楼有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间杂物间。二楼有三间教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师宿舍。李老师住在二楼的宿舍里，一个人，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气灶，就是全部家当。

图书室是最让沈桦意外的。她以为图书室会有很多书，至少有几个书架。但实际上，图书室就是一间空教室，墙角堆着几箱书，大部分是捐赠的，新旧不一，有的书角都卷了边。她蹲下来翻了翻——有童话、有科普读物、有几本小说，还有一些教辅资料。书不算少，但没人整理，乱七八糟地堆着，像一堆没人要的旧货。

“这些书都是好心人捐的，”李老师说，“但是没人管，孩子们也不怎么借。你以后要是有空，帮着整理整理也行。”

沈桦点了点头。她看着那堆书，脑子里已经在想分类的事情了。

参观完学校，李老师带她去见另外几位老师。在办公室里，沈桦见到了数学老师王建国，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慢吞吞的，每个字都像是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才说出来。英语老师张丽，三十出头，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之一，扎着马尾辫，说话快得像机关枪。还有两个临聘的老师，一个教体育，一个教音乐美术，都是本村的年轻人，高中毕业，没有教师资格证，但孩子们喜欢他们。

“大塘小学现在是一到六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最大的班是三年级，十七个人。最小的班是六年级，九个人。”李老师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沈桦听出了一点别的东西。六年级只有九个人。她想起陈大姐说的“流失率高”，现在有了具体的数字。

“六年级这九个人，明年就要升初中了。镇上中学离这儿三十多公里，得住校。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太小，舍不得，就不让去了。”李老师推了推眼镜，“我们做工作，能劝一个是一个。”

沈桦沉默了。

下午四点，沈桦回到村委会。陈大姐说晚上村里有个会，让她一起去听听。沈桦说好，回到二楼房间，关上门，坐在床边。

她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下今天的期：七月十六。

然后她开始写：大塘村，三百七十二户，贫困一百三十七户。大塘小学，八十九个学生，六个老师。六年级，九个人。

写完之后她看着这些数字，觉得它们不像是数字，更像是一块一块石头，压在她口上。她想起上海，想起那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想起那个让她觉得喘不过气的文化公司，想起那些她曾经觉得天大的烦恼。

那些烦恼现在看起来很小。小到不值一提。

她合上笔记本，走到窗前。窗外的后山上，有人在砍柴，斧头砍在木头上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过来，沉闷而有节奏。远处有人在喊什么，听不清内容，但那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了好几次才消失。

她站了很久，直到天色暗下来。

晚上的会在村委会一楼大厅开。参加的人不多，陈大姐、杨梅、两个村部、三个村民代表。沈桦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讨论村里的扶贫工作。话题很杂——修路、饮水、产业、教育、医疗，什么都谈。有人说村里的饮水工程快完工了，下个月就能通自来水。有人说药材种植需要技术指导，希望县里派专家下来。有人说某户人家不愿意改厕，工作做不通。

陈大姐一直不怎么说话，听别人说，偶尔一句。但她每一句都很关键，要么是拍板，要么是追问。她的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她说。

会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散会后，陈大姐把沈桦叫住。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沈桦想了想，“就是……事情太多了，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陈大姐看了她一眼，那目光和在村委会门口第一次看她时一样，像是在审视什么。但这次，审视的时间短了一些。

“不用着急，”陈大姐说，“先待着，待着待着就知道了。”

沈桦回到房间，洗漱完，躺在床上。窗外的虫鸣声比昨晚还响，青蛙也叫，还有不知道什么虫子在叫，声音尖尖的，像有人在拉一很细的弦。她拿起手机，信号还是只有一格。沈母发了一条消息：“到了就好。早点休息。明天记得打电话。”方芳也回了：“收到。照顾好自己。回来请我吃饭。”

她回了两条消息，把手机放在枕边，关了灯。

黑暗中，她睁着眼睛，听着窗外的虫鸣。那些声音很吵，但奇怪的是，她觉得安心。不是因为声音本身，而是因为这些声音让她觉得自己真的在这里，不在梦里，不在想象里，是真的。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是石灰刷的，粗糙不平，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能看见墙面上有一些细细的裂纹，像一张微型的河道图。

她闭上眼睛。

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