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孙德茂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在数钱。一摞一摞的百元大钞，堆满了整张办公桌，他数了很久，怎么也数不完。每一摞钱上面都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印章上的字他看不清，但他知道那不是银行的章。
后来那些钱开始动了。像被风吹散的树叶，从桌面上飞起来，一片一片地贴在他身上。他伸手去扯，但钱越贴越多，越贴越紧，像一层一层的胶带把他整个人裹住了。他想喊，嘴也被糊住了。他想跑，腿也被缠住了。
他成了一个钱做的人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然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很远，很轻，像手机信号不好时断断续续的人声。但有一句话他听得很清楚——
“这些钱，你替他们先收着。”
梦醒了。
孙德茂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空调开着二十二度，但他浑身都是汗，背心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像梦里那些钱一样黏糊糊的。
他伸手去摸床头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四点十二分。妻子睡在他旁边，打着轻微的鼾声，什么都不知道。
他靠在床头，点了一烟。黑暗中，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的，像一颗垂死的心脏。
他告诉自己，只是一个梦。他这辈子什么梦没做过，梦见自己发财，梦见自己破产，梦见自己被追，梦见自己当皇帝。梦就是梦，不会成真。
但他说服不了自己的心跳。那颗心正以他从未有过的速度跳着，像一个敲得太快的鼓，随时会把鼓面敲穿。
天亮以后，孙德茂照常去公司。
他的公司在城西的一栋写字楼里，租了半层，前台摆着一尊金蟾蜍，嘴里叼着一枚铜钱。他觉得这个风水摆件给他带来了好运，因为这尊金蟾蜍摆上之后，他成功躲过了一次税务稽查，又拿下了那个三千万的。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翘着腿，刚打开电脑，手机就响了。
是财务小刘。
“孙总，出事了。”
“什么事？”
“那个保税区的，甲方刚刚发通知，说我们的资质审核没通过，要终止。”
孙德茂猛地从椅子上坐直了：“什么资质？我们资质不是全的吗？”
“他们说……我们提交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假的，要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
孙德茂的脸白了。那张证确实是假的。他两年前找中介花了两万块钱办的假证，因为真的办不下来，现场检查那一关他过不了——他的工地出过两次事故，虽然都压下去了，但住建局的系统里有记录。
两年来，这张假证帮他拿下了七个，总金额过亿。没人查过，没人怀疑过，他甚至都快忘了这是一张假证。
现在被人查出来了。
“谁查的？谁举报的？”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那种“老子有的是时间”的慵懒，而是一种被到墙角的、带着血腥味的凶狠。
“不知道，甲方说是住建局直接给他们发的函，要求核查所有在建的施工方资质。不是只查我们一家，是全市统一行动。”
全市统一行动。孙德茂挂了电话，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合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这个三千万的是他今年的命子，他已经把前期的钱都投进去了，设备买了，工人招了，材料订了。如果这个黄了，他至少要亏八百万。
八百万。
他想起昨晚梦里那些贴在他身上的钞票。那些钱不是他的，是在替别人收着。而现在，那些钱正在一张一张地从他身上剥离，像揭掉一层一层的皮。
他拿起电话，开始到处找人。
他打了十七个电话。打给甲方的经理，对方不接。打给住建局认识的科长，对方说“这次不是我能管的事，是上面直接督办的”。打给他的合伙人，合伙人说“老孙，我正想找你，我们投的那个产品爆雷了，三百多万打了水漂”。
打给他老婆。他老婆接电话的时候正在商场里刷他的信用卡买包。
“你别买了！”他吼道，“赶紧把卡停了！”
“怎么了？”他老婆的声音慢悠悠的，像一只还没睡醒的猫。
“别问了，赶紧停！”
电话挂了。孙德茂把手机摔在桌上，整个人瘫在椅子里。他的衬衫腋下湿了两大片，空调的出风口对着他吹，冷风打在那两片汗湿的地方，凉得他打了个哆嗦。
他开始后悔。
不是后悔欠薪，不是后悔做假证，不是后悔那些被他害得家破人亡的工人。他后悔的是——早知道会出事，他应该早点把钱转到境外账户去。
这就是孙德茂式的后悔。一个人的良心如果从来没长出来过，那他所谓的“后悔”，也不过是后悔自己做得不够净。
下午，事情变得更糟了。
他名下的三家公司同时收到了税务局的稽查通知。不是抽查，是彻查。税务局的人直接到了他的办公室，搬走了他两年的账本和所有的发票凭证。
孙德茂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那些穿着制服的人把一箱一箱的账本搬走，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完了。
他的账经不起查。每一本都经不起查。做两套账是标配，虚开发票是家常便饭，隐瞒收入是基本作。他做的那些事，随便拎出来一条，都够他进去待几年。
他掏出手机，给他认识的那个“能摆平一切”的中间人打电话。电话响了六声，接了。
“老孙啊，”中间人的声音听起来很远，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你的事我听说了。这次我帮不了你。你自己保重。”
“于总，您说什么呢？您帮我跟那个谁说一声——”
“老孙，”中间人打断了他，“你知道这次是谁要动你吗？”
“谁？”
“你自己。”中间人说，“你这些年得罪了多少人？你以为你老婆的账户藏得好，你以为房子没人知道，你以为那些工人告不倒你就没事了。但你忘了一件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天在看着你呢。”
电话挂断了。
孙德茂拿着手机站在走廊里，身边是来来往往的人。他的员工们远远地看着他，没有人走过来，没有人问他怎么了。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幸灾乐祸，有冷漠。他第一次发现，他的公司里没有一个人会在这种时候走到他身边来。
他花了十年时间建立起这个公司，雇佣了上百号人，给了他们工作，给了他们工资——虽然经常拖欠，但好歹最后都给了。他觉得自己是这些人的恩人。没有他，这些人上哪儿挣钱去？
但现在，当他站在走廊里，手机还贴在耳朵上，那些他养着的人们，正在用看热闹的眼神看着他。
孙德茂没有走进办公室。他转身走到楼梯间，一个人坐在消防栓旁边，点了一烟。楼梯间里有股尿味，清洁工从来不认真打扫这里。他以前从来没在这种地方坐过，他的屁股只坐真皮沙发和老板椅。
但现在他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嘴里叼着一烟。他忽然觉得，这地方和他的处境很配——又脏，又臭，又没有出路。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坐着的这个楼梯间正下方，隔了十二层楼的地面上，林砚刚刚走进便利店，换上围裙，开始了他又一个普通的夜班。
林砚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因果簿。孙德茂那一页上，“恶业反噬：债务自吞”几个字正在慢慢变淡，但纸面的温度比平时高了不少，像一个低烧的病人在慢慢烧着。
他把手抽出来，拿起抹布，开始擦台面。
窗外，天还没完全黑透，西边的天际线还剩最后一抹暗红色，像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
夜班开始了。
清算也在继续。
孙德茂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假证只是一引线，引线烧完了，会点燃更大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埋在他过去十几年的生意里，像地雷一样，一颗挨着一颗，引爆一颗就会引燃下一颗。
他会失去、失去钱、失去公司、失去他用来装点门面的一切。然后他会发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信任、尊重、亲情、安宁——他早就失去了。不是在今天失去的，是在十年前他选择成为一个“不吃人就会被吃”的人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失去了。
而那个跪在他办公室地上、给他磕了三个头的李大有，此刻正坐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面前放着一张判决书和一个凉透了的大馒头。
他不知道孙德茂正在遭遇什么。他只知道，他的手机里存着一条短信，是他老婆生前发的最后一条消息。那条消息只有四个字：
“我想回家。”
她是在医院里发的。那天医生跟她说，化疗效果不好，建议试试另一种方案，但那种方案要贵很多。她犹豫了一整天，最后给他发了这条消息。她没有说不治了，没有说放弃了，她只是说：我想回家。
她知道家里没有钱了。她知道她老公已经借遍了所有人。她不想让他再借了。
李大有把那条短信翻出来，看了第十九遍。然后把手机放下，把馒头掰成两半，一半就着一杯白水吃了，另一半用保鲜袋包好，放回了桌上。
明天还要上工。活儿不能停。停了就没有钱，没有钱就还不了医院，还不了医院就对不起她，对不起她就没法活。
这就是李大有的人生。没有清算，没有报复，没有恶有恶报的快意。只有馒头、白水、判决书、和一条再也回不了家的短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有一本发黄的簿子正在替他翻页。
而那个替他翻页的人，正站在便利店的灯光下，等着下一个走进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