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林砚是在第二天早上收班的时候发现自己丢了东西的。

不是什么贵重物品。是一支笔。那支断了一截笔帽的圆珠笔，笔杆是透明的蓝色塑料，里面的墨水还剩不到三分之一。他在收银台下面翻了两遍，又蹲下去看地面，又翻了抽屉，都没找到。周四海正在拖地，看他趴在地上，问了一句：“找什么呢？”

“笔。”

“那破笔？再拿一支不就行了。”

林砚没理她，继续找。不是因为他舍不得那支笔，是因为那支笔跟了他两年。从他在这个便利店上班的第一天，那支笔就在收银台下面的笔筒里。他用它写过无数张便条，记过无数次货单，在因果簿上写过两次清算令。笔帽断掉的那天，是他处理第一个案子的时候——他写“清算追责”四个字的时候太用力了，塑料笔帽咔的一声裂开了，他没扔，用透明胶缠了两圈，继续用。

那支笔不值钱。但它见证过一些事情。林砚不是一个恋物的人，但有些东西用久了，就像长在手上的茧，掉了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

他找了十分钟，没找到。周四海把拖把往他面前一戳：“你今天是不是失眠了？赶紧回去睡觉，别在这儿碍事。”

林砚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拿起包走了。

他走到楼下的时候，阳光已经很晃眼了。八月的早晨，蝉鸣像一台忘了关的机器，嗡嗡嗡地响个不停。他低着头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在想那支笔——掉哪儿了？被哪个顾客拿走了？还是被周四海当垃圾扔了？

他走到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余光扫到了旁边电线杆上贴的一张纸。这种纸他很熟悉——寻人启事。街边到处都是，寻狗的、寻猫的、寻老人的、寻走失的孩子的。他每天都路过这些纸，很少仔细看，不是冷漠，是因为看不过来。

但今天他看了一眼。

寻人启事的照片是一个小女孩，六七岁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条粉色的连衣裙，笑得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照片下面写着：刘念，女，七岁，于七月二十八下午四点左右在某某公园附近走失，走失时身穿白色T恤、蓝色短裤、粉色凉鞋。如有知情者请联系……

走失期是七月二十八。今天已经是八月九。十二天了。

林砚的目光在照片上停了几秒钟。小女孩的眼睛很大，很亮，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两个月牙。她缺了两颗门牙，但笑得很开心，那种只有七岁小孩才有的、不设防的、整个世界都是好事的笑。

他把那张寻人启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继续走路。

他走了两步，又退回来了。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是因为他口袋里的因果簿忽然热了一下。不是那种要清算的热，是一种更微弱的、像脉搏一样的跳动。因果簿不是在告诉他“这个人该还债了”，而是在告诉他“这件事你需要知道”。

林砚伸手摸了摸因果簿的封面，温度不高，但那种跳动的感觉很清楚。他把寻人启事上的联系电话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然后转身走回了便利店。

周四海看见他回来，愣了一下：“你忘了拿什么东西？”

“四海姐，你今天先别走，帮我顶一会儿班。”林砚说着，从围裙口袋里拿出因果簿，翻开空白的一页。他把手指按在纸面上，闭上了眼睛。他在脑海里把寻人启事上的信息过了一遍——刘念，七岁，女，七月二十八下午四点，某某公园。

因果簿热了起来。温度比刚才高了一些，像一个人在发烧，又像是某种东西正在慢慢地、艰难地浮出水面。纸面上的空白开始变得模糊，像起了一层雾。那些雾慢慢地聚拢，慢慢地成形，最后变成了几行字。

林砚睁开眼睛，低头看。

因果簿上浮现出来的不是完整的记录。不是像赵远、孙德茂、沈思瑶那样密密麻麻的恶债条目。而是一些散碎的、断断续续的信息，像一张被撕碎又被勉强拼起来的纸——

“刘念。七岁。失踪。非仇非怨。非财非色。非亲属作案。现场无痕迹。案发地无监控。知情者沉默。”

林砚盯着“知情者沉默”四个字看了很久。因果簿不会说谎。它说“知情者沉默”，就意味着有人知道刘念的下落，但这个人没有站出来。不是不知道，是不说。为什么不说？害怕报复？参与了其中？还是在保护什么人？

林砚把因果簿合上，塞回口袋。他拿起手机，拨了寻人启事上的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哑的，像是已经哭了太多天，喉咙被眼泪泡坏了。但她的语气是克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礼貌的。这种有礼貌让林砚心里一紧——一个正常人在这种时候不应该还有礼貌。她一定是在这十二天里，接过了太多电话，每一个电话都带着希望，每一次希望都变成了失望。她已经学会了不在电话那头崩溃，因为她还要接下一个电话。

“您好，请问是刘念的家人吗？”林砚问。

“我是刘念的妈妈。”那个声音说，“您有消息吗？”

林砚沉默了两秒钟。他不是在想怎么回答，他是在想，他要说的话对这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说“我虽然不知道你女儿在哪里，但我能用一本本子查到一些信息”——这种话听起来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疯子。

“我暂时没有确切的消息，”林砚说，“但我有一些信息，不知道有没有用。”

“您说。”女人的声音变了。那种有礼貌的克制裂开了一条缝，露出里面巨大的渴望和同样巨大的恐惧——渴望是真的，恐惧是怕这一次又是假的。

“您女儿走失的当天，公园里有没有其他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有很多人。那天是周末，公园人很多。”

“有没有一个人，您不认识，但后来您打听过，发现他一直出现在那个公园附近？”

又是沉默。这次更长。林砚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在低声说话，然后女人开口了：“有个老头。每天都去公园下棋。我女儿走失的那天，他也在。警察问过他，他说他什么都没看到。”

“他叫什么名字？”

“姓方，叫方什么……方正？方山？我记不清了。警察说他就是一个普通老头，没有作案时间，也没有作案动机。”

林砚把“姓方”和“公园下棋”这两个信息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阿姨，您把他的全名和住址发给我，我去找他谈谈。”

“你是谁？”女人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她的声音里有警惕，但警惕底下是另一种东西——一个人已经没剩下多少可以失去的了，所以不介意把最后一点信任交给一个陌生人。

“我叫林砚。我是……”他顿了一下，“我在帮人找东西。”

他没有说“帮你找女儿”，因为他不敢给这个承诺。他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刘念。因果簿不是万能的，它显示的只是一些碎片，不是完整的答案。他能做的，只是把碎片拼起来。拼不拼得完整，他也不知道。

电话那头，女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像是在跟身边的人商量。过了一会儿，她对林砚说：“我发给你。”

短信很快到了。方正明，七十一岁，退休，家住某某小区某栋某室。地址就在公园附近，走路不到十分钟。

林砚把手机揣进口袋，跟周四海说了一声“今天可能不回来了”，推门走了出去。

阳光砸在他脸上，热得他眯了眯眼。他走在八月的街道上，蝉鸣像海浪一样一浪一浪地涌过来。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

方正明。七十一岁。知情者沉默。

林砚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因果簿。温度已经退下去了，恢复了正常。但他知道，因果簿不会无缘无故把一个人的名字浮现出来。它不是在说方正明是凶手，它只是在说——这个人知道一些事，而这些事，有人需要听到。

林砚加快了脚步。

他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他可能耳背，可能糊涂，可能本记不清那天的事情。他可能什么都不会说。他可能说了，但说了也没用。但林砚觉得，他必须去。

不是因为他是阴差，不是因为因果簿让他去的。是因为那个小女孩已经失踪十二天了。十二天，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太长了。她可能饿了，可能渴了，可能害怕了，可能在哭，可能已经不哭了。但不管她在哪里，她都在等一个人找到她。

林砚不是警察，不是侦探，不是超人。他只是一个便利店的夜班店员，口袋里有一本发黄的簿子，心里记着顾老头说过的话。

顾老头说过：“这世上最重的债，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漠视。”

林砚现在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一个七岁的孩子失踪了十二天，一定有人看见了什么，一定有人知道了什么，但那个人选择了沉默。沉默不是没有罪。沉默是一种罪。

他走到方正明住的那个小区门口，停下来，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他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