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周一上午，沈墨到事务所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多了一辆小推车。推车是那种老式的铁架子折叠车，轮子很小，把一个纸箱从门口推到楼下，纸箱上贴满了快递单和胶带，最上面一张快递单的寄件地址是外省的一个县城，收件人写着“留白事务所”，没有具体姓名。

苏晚蹲在纸箱旁边，手里拿着一把美工刀，正在划开胶带。她看到沈墨进来，招了招手。“你来得正好，新案子。东西刚寄到，我还没打开。”

沈墨走过去，帮她把纸箱的盖子掀开。里面塞满了泡沫和旧报纸，报纸的期是两周前的，版面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油墨蹭了一手。泡沫中间裹着一幅画，画框是木质的，深棕色，边缘磨损严重，有的地方木头已经发黑，像是被水泡过又被晒，反复了很多次。画框的背面贴着一张泛黄的标签，上面手写着“王秀莲”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小学刚毕业的人写的。

苏晚把画从纸箱里取出来，小心地撕掉外面包裹的保鲜膜。画不大，大约四十乘五十厘米，画在一种不太常见的纸板上，表面有细密的纹路，像布又像纸，吸水性很强，颜料已经渗透到了纸板的纤维深处，从背面都能看到隐隐约约的色块。

画面是一个房间。不是客厅也不是卧室，是一个类似杂物间的地方，光线很暗，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开在墙的高处，窗玻璃上糊着报纸，报纸发黄，字迹模糊。房间的地上堆满了东西——旧衣服、铁皮盒子、搪瓷盆、断了腿的椅子、摞起来的书、落满灰的塑料花。房间的正中央有一张桌子，木头的，桌面坑坑洼洼，上面放着一样东西，但被一层深色的颜料盖住了，看不清是什么，只能看到一团浓重的、涂抹了很多遍的暗色，像墨渍，又像涸的血。

沈墨把那幅画举到光线下仔细看。画面的色调很沉，几乎都是棕色、灰色、深绿色，只有一处例外——那扇糊着报纸的高窗，有一小块玻璃没有被报纸完全遮住，透进来一束光。光束很窄，倾斜着打在桌子边缘，照亮了桌面上一个很小的角落。在那个被光照亮的角落里，能看到一朵花的轮廓。很小，很淡，像是用指甲盖蘸了颜料轻轻按上去的，不仔细看本注意不到。

“谁寄来的？”沈墨问。

苏晚从纸箱底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封信和几张折叠的纸。信纸是那种老式的横格信纸，抬头印着“某某县某某乡卫生院”的红字，纸张已经泛黄，边缘脆了，打开的时候要很小心。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但用力很重，有些字把纸都戳破了。

“王秀莲的女儿写的，”苏晚说，“老太太上个月去世了。这幅画是她临终前画的，画完第二天就走了。她女儿说她妈以前从来没画过画，这是她这辈子画的第一幅，也是最后一幅。没人知道她画的是什么，画里的东西都被涂掉了。她女儿在网上查了好几天，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有人推荐了咱们事务所。她就寄过来了。”

沈墨接过信，读了一遍。信的内容很简短，大意是——母亲王秀莲，七十二岁，上个月因肺心病去世。生前独居，父亲早逝，她只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工作。母亲去世前两个月突然开始画画，用家里的纸板和从隔壁借来的颜料，画了一幅很奇怪的东西。画完之后就不再碰了，放在床底下，直到去世。女儿整理遗物时发现，不知道这幅画代表什么，但觉得母亲临终前特意画的东西一定很重要，希望有人能看懂。信的最后留了一个手机号。

沈墨把信折好，放回塑料袋里，又看了看那几张折叠的纸。其中一张是王秀莲的病历复印件，诊断是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后面附着死亡证明。另一张是一份手写的委托书，签字歪歪扭扭的，“王秀莲”三个字里有两个字写错了又划掉重写，笔画断断续续的，像是一个人在很费力地握着笔。

“陆老师看过了吗？”沈墨问。

“看过了。他说这个画境的评估结果是C级，深度很浅，结构简单，可能只有一个场景，不需要时间循环。但他也说了，C级不一定比B级A级容易处理。有时候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反而更不好下手。”

沈墨把那幅画放在桌上，退后两步，重新打量。画中的房间里堆满了东西，每一件东西都在诉说什么——摞起来的书、铁皮盒子、搪瓷盆、断了腿的椅子。这些不是随便画的，是记忆里的实物。王秀莲把她一生的零碎物件全部塞进了这间小小的杂物间，像一个人在临死前把所有的行李打包好，整整齐齐地堆在站台上，等着那趟不会来的列车。

但桌子上的那样东西被涂掉了。整个画面的重心是一团漆黑的、反复涂抹的、看不清形状的暗色。像一扇被焊死的门，或者一个被堵住了嘴的人在拼命地想要说什么。

沈墨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桌子腿上，靠近地面的位置，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签名。不是“王秀莲”，是一个字母——“W”。大写，后面跟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笑脸的眼睛是两个点，嘴巴是一个半圆。这个签名比桌面上被涂掉的东西还要小，小到如果不是他把画拿到窗边借着自然光看，本发现不了。

一个七十二岁的、从来没画过画的老太太，在画上签了名，还画了一个笑脸。

沈墨把画放下来，看着那个笑脸看了很久。笑脸画得很稚拙，像小孩子在作业本上画的那种，眼睛一大一小，嘴巴的弧度也不均匀，左边的弯比右边的高一些。但这张笑脸里有种东西，不是技巧，是态度——是“我画完了，我觉得还可以”的那种坦然的、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的态度。

“星期二给她女儿打个电话，”沈墨说，“我想多问一些情况。”

苏晚点了点头。她把画重新包好，放到了一楼入画房间的保险柜里。沈墨上了三楼，敲了陆鸣的门，没人应。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管道的流水声，咕噜咕噜的，像一个人在水下叹的气。他推开自己的小房间，坐进去，打开笔记本，开始整理王秀莲案子的已知信息。

年龄七十二岁。去世原因肺心病，病程应该不短——肺心病是慢性病，从确诊到死亡通常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逐渐恶化。独居。早年丧偶。女儿在外地工作。生前从未画过画，临终前突然画了一幅。画的内容是一间堆满旧物的房间，只有一扇糊着报纸的高窗透进来一束光。桌上有一件被反复涂掉的东西，看不清是什么。签名旁边有一个笑脸。

沈墨在这些信息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在横线下方写了一个问题：她到底藏了什么？

周二上午，苏晚拨通了王秀莲女儿的电话。沈墨坐在旁边听。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四十多岁，语速不快但很清晰，带着一点外省的口音。

“你好，我是王秀莲的女儿，我叫陈红。”

苏晚开了免提。沈墨听到电话那头有小孩在哭的声音，陈红低声说了句“等一下”，然后是脚步声，门关上的声音，小孩的哭声变小了，像被一扇门隔在了外面。

“不好意思，我外孙。你们说。”

苏晚介绍了事务所的情况，说明了打电话的来意。陈红没有表现出惊讶，似乎已经对“有人能解读这幅画”这件事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妈这个人，”陈红的声音慢下来，像是在挑拣词语，“她不太会表达。她年轻的时候在供销社上班，后来供销社没了，她就回家种地、养鸡、带孩子。我爸走得早，我九岁的时候他就没了。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供我读书，供我到外地上大学。我毕业以后留在外面了，结了婚，生了孩子，回去的次数不多。她一个人住在老家的房子里，住了几十年。”

“她身体状况怎么样？”沈墨问。

“肺不好。年轻的时候在供销社，那个环境灰尘大，她又抽烟——她抽了很多年烟，后来戒了，但肺已经坏了。最后几年走几步路就喘，上楼梯要歇两回。我让她来我这边住，她说不想离开那个家，说‘你爸还在那个家里’。”

“你爸？他不是去世很多年了吗？”

“对，”陈红的声音低了一些，“但我妈一直觉得他在。她觉得他就住在那个家里，在她身边。她不跟我说这些，是我有一次回去，看到她吃饭的时候摆了两个人的碗筷。我问她给谁摆的，她说‘给你爸’，语气很平常，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沈墨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这句话。

“你妈后来画画的事，你能多说一点吗？”

“她大概是去世前两个月左右开始画的。我不知道她怎么想起来画画的。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红红，我想画画，你帮我买点颜料’。我以为她开玩笑，没当真。过了几天她又打，说‘颜料买了吗’。我就去买了，水彩颜料、画笔、还有一包画纸。寄回去以后过了大概一个月，她又打电话，说‘画完了，你给我看看’。我当时忙，没看。后来等我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陈红的声音在这里顿了一下。那头的安静里，沈墨听到了她深吸一口气的声音。

“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不知道她在画什么。那个房间我认出来了，是我妈卧房旁边的一个小隔间，我们家以前放杂物的地方。我小时候经常进去翻东西，找一些我爸留下来的书。但桌上的东西我看不清，被涂掉了。我妈涂掉的，她不想让别人看到。”

“你小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桌上放过什么特别的东西？”

陈红想了很久。“我记得桌上放过一个铁盒子。我爸的东西。我妈不让我碰。后来我长大以后，那个铁盒子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我妈放在哪了。”

铁盒子。沈墨记下来。

“最后一个问题，”沈墨说，“你爸叫什么名字？”

“陈建国。”

沈墨挂了电话以后，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一行字：画境的核心可能不是那件被涂掉的东西，而是涂掉这个行为本身。一个人为什么要涂掉一样东西？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但她在临终前画了这幅画，意味着她又想让别人知道——或者，想让自己知道。

他下楼去找陆鸣。陆鸣在三楼的书房里，正在整理档案。

“陆老师，我想周五入画。”

陆鸣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么急？”

“C级画境，深度浅，不需要太多准备。王秀莲的女儿还在等一个答案。我不想让她等太久。”

陆鸣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空白的画师入画登记表，推到沈墨面前。沈墨填了期、委托人姓名、画境编号，在“预估时长”一栏写了“两小时以内”，签了名，把表推回去。

“注意安全，”陆鸣说，“不管多浅的画境，都有出不来的可能。你在里面待太久了，出来记得做记录。”

沈墨应了一声，走出书房。

周五上午，天气晴了。这是入秋以来第一个阳光通透的子，天空蓝得不像是真的，云很少，薄薄地铺在天边，像被人用刮刀刮开的一样均匀。沈墨到事务所的时候，苏晚已经把画挂好在一楼的房间里，窗帘拉了一半，留下另一半让阳光照进来，给画布上一层薄薄的、温暖的色温。

沈墨站在画前，看了很久。他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住了——小窗户上的旧报纸，报纸上隐约可见的铅字，铅字的内容大概是几十年前的地方新闻，字迹模糊到几乎无法辨认。地上的搪瓷盆，盆底有一个缺口，缺口的形状像一片叶子，边缘画了阴影，看得出王秀莲在画这个缺口的时候很用心。摞起来的书，最上面一本的书脊上有两个字，第一个字已经完全看不清了，第二个字隐约能看出是“义”或者“意”，笔画很细，像是用淡墨写的。铁皮盒子上有一个褪色的商标，商标的图案是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孩，女孩的脸已经模糊了，只有裙摆的红色还很鲜明。

然后他的目光回到了桌子上的那团暗色。被涂掉的东西。在自然光的照射下，那团暗色下面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更深的笔触，像是很多条线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一个中心点。不是随便的涂抹，是有意识的、反复的、近乎偏执的覆盖。颜料在同一个地方涂了至少五六层，最底层的颜色已经彻底看不出来了。

沈墨伸出右手，指尖在画布上方两厘米的地方悬停了几秒。他能感觉到画布表面细微的温度变化——颜料层厚的部位比薄的部位温度稍微高一点，大概是因为阳光照射的角度不同，吸热程度不一样。这种感觉很微妙，像用手指去读盲文，每一个凸起和凹陷都在说话。

他把手掌按在了画布上。

触感很粗糙。纸板的纤维和颜料颗粒混在一起，指尖像是贴在一面老旧的墙上，能摸到时间的痕迹。一瞬间，他感觉到了一股很轻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拉力，不是往下拽，是往里面吸，像一个人在很温柔地拉他的手指。

然后他站在了那个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