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煤矿养乌鸦

去找老黄之前，周小川需要先拿到一样东西——他爹办公室的钥匙。

镇公所的办公室一共三间：一间档案室，常年锁着，钥匙在老王那儿；一间财务室，管工资的会计每天准时五点下班，从不加班；最后一间是镇长办公室，他爹周建国的那间。那间办公室的后墙有一道暗门，直通西矿区的老矿道。这是他从第七次重生时就怀疑的事，老黄证实了升降机到地面的那段路径，暗门连接的位置正好与老黄运行路线重合。父亲每次下井都走暗门，不必绕后山井口，也避人耳目。

钥匙有两把。一把父亲随身带，一把藏在书房抽屉的夹层里。周小川知道夹层在哪——小时候偷溜进书房翻父亲的禁书柜，不止一次看见过那个抽屉底部的暗格。他现在需要找一个父亲不在家的时间段，钥匙平时放在哪里他最清楚。

机会来得比预想快。午饭时分，矿上调度室打来电话，三号矿井的通风扇出了故障，需要父亲去现场看一眼。周建国扔下筷子戴上安全帽就往外走，周小川目送父亲出门，默默数了三十秒——这是以防周建国忘带东西会折回来，然后起身上二楼书房。

那个抽屉夹层很容易找。拉开最下层那只黄杨木抽屉，把抽屉整个卸下来翻到底面，用手掌平贴着木板斜向一推，夹层就会从侧面滑出来。小时候他从这里偷过父亲藏着的连环画，现在再从同一个地方摸出来的东西，让他指腹一凉。钥匙。还有一本他从未见过的存折。

他先拿钥匙。铜质钥匙磨得锃亮，显然经常使用。翻开存折，所有的存取记录都很清晰，每季度固定转出一笔等额的款项，收款方不是银行户头，而是邮政汇票——每张汇票都是一个名字，有的签了姓，有的只有工号。泛黄纸页上那些手写的汇款备注更刺眼：“抚恤”、“遗孀生活费”、“丧葬补助”。累计下来一共三十七份，和西三巷道的人数完全吻合。

存折留在原处，钥匙在手心里发烫。他正准备出书房，手机忽然一震，一条短信从陌生号码跳出来：“别开那个保险箱。你爹藏的东西，是留给警察的，不是留给你的。——看完删掉。”周小川站在书房门口，犹豫了不到两秒，删掉了短信。删完之后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空白，忽然觉得后背有一双眼睛透过窗纱正对着楼梯口。

他没有回头，径直下楼，穿过院子，往镇公所走去。路上乌鸦从歪脖子枣树飞过来，劈头一句：“有人给你发短信了。号码我记下了。”

“谁的？”

乌鸦说出那句话时，他脚步都没顿一下：“张大山的手机。他在镇上买了张预付费卡，就是那个蹲在杂货铺门口蹭公共电话的家伙昨晚刚买的。”

镇公所中午十二点空无一人，这是周小川算好的时间。财务室的会计下班回家了，档案室常年锁着，整条走廊只有他皮鞋踩在瓷砖上的回音。镇长办公室门上挂着一块木头名牌，写着“周建国”三个字，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他把铜钥匙进锁孔，转动的手感很顺，门锁显然经常保养。

办公室比他想象中更简陋。一张旧办公桌，一把转椅，一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黑石镇矿区的规划图，图上的西矿区被用红笔圈了好几圈，红色墨水已经褪成褐色。文件柜最下层确实有一个暗门——和整面后墙连在一起，用文件柜当掩饰。他没有试图打开它，而是走到父亲的办公桌前，拉开了最下面的抽屉。

里面放着一只保险箱。很小，老式的机械密码箱，外壳暗绿色，把手上的漆早已磨光。周小川蹲下来盯着那只保险箱，心跳比下井遇到土豆藤时还快。他不知道密码，但他知道自己七岁那年父亲曾教过他一个应急暗号——“如果你遇到什么事需要找爸爸，就打这组数字。”

那组数字是他母亲的生。他拨了：零六二一。锁簧弹开的声响在空办公室里轻而脆。保险箱里没有钱，没有存折，没有账本。只有一沓照片和两封信。照片最上面那张，是他母亲的侧影。她站在西矿区井口，穿着那件后来被埋进土豆地的矿工服，头发扎成低马尾，对着镜头笑。阳光很烈，把她额头的碎发晒成金色。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父亲的字迹：“对不起。”

他终于懂了父亲为什么要说“对不起”。这张照片不是随便拍的。母亲身上的矿工服不是她自己的——那是她下井去找丈夫和周建国撞上王福贵时的装束。拍照的人大概率是张长河，因为在萤火虫记忆中，张长河当时就在井口旁。

照片下面还有两张翻拍的片——X光片上清晰的骨折线，病人名字被抹掉了，只留下一个病历号，期是矿难前一星期。再往下翻，一枚铜质工牌，编号M037，张长河。张长河的工牌，比遗骨埋得更深，却在保险箱里躺了二十年。

周小川把工牌翻过来。工牌背面贴着一张折叠的小纸条，拆开后上面只有一行很急促的钢笔字：“周建国，名单我留了一份在井下。你下不去，但有人下得去。——张长河。”

两封信并排放在保险箱最底层。第一封是父亲的笔迹，写满整张纸，字越来越潦草，显然写的时候情绪濒临崩溃。“我坦白：二十年前三号矿井瓦斯爆炸并非意外，矿主王福贵为掩盖私自开采行为，封锁西三巷道，导致三十七名矿工死亡。本人在其胁迫下伪造了死亡人数报告，并长期代为发放非法抚恤金。全部证据存放于此箱。不予销毁，留待追责。”署名是他自己的名字，期是三天前的深夜。

第二封没有署名，纸质很新，叠得整整齐齐。信纸上只有一句话：“别信张大山——他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隐瞒的也比你知道的多。我盯着他。”

周小川把信纸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落款，没有期。但这笔迹他认得——刘拿鞋底追他满巷子跑那两年，他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圆圆的、带点小学生练字味道的字体。当年他爬树偷枣从墙上滑下来，后妈扶他起来，塞给他一张创可贴，创可贴包装纸背面写着“下次别爬”。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只是换了语气。后妈的警告信小心地夹在父亲自白书的下方，两封信在同一个保险箱里做了二十年的邻居。

他把所有东西原样放回去，重新关好保险箱，锁上办公室的门。他拿到今天要确认的东西了——父亲没有毁掉证据，父亲留着证据等追责。而提醒他“不要开保险箱”的张大山，和警告他“别信张大山”的后妈，这两个人中有人在说谎。

走出镇公所的时候，正午的阳光明晃晃地打在脸上。乌鸦从二楼窗台飞下来，落在他肩上。

“你脸色很差。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两张脸。”周小川说，“一个是后妈从未让我看过的，一个是张大山从未提到过的。而现在这两人当中有一个在告诉我不要信另一个。”

电话声骤然响起。这次是刘梅，语气焦急，声音发抖：“小川……你爹刚刚在矿上摔了一跤，被送回家躺着。他说要见你。他说有件东西必须亲手交给你。保险箱里的……你都看到了？”

他握紧电话，没作声。刘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最后小声说了一句：“我今早给他喝的水里没放东西。换作两个月前，那杯水他本端不起来。你快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