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天亮了。

但不是正常的亮。太阳升起来了，却被西边飘来的浓烟遮成了一轮暗红色的圆盘，挂在半空中像个正在溃烂的伤口。光线透过烟尘落下来的时候变成了铁锈色，把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种不真实的、末电影般的滤镜里。

春华路安安静静。菜店的卷帘门只拉了一半，露出里面被踩烂的青菜和打翻的豆腐筐。水果摊的塑料布彻底被风掀开了，橙子滚了一地，被什么东西踩得稀烂——不是人，人的脚印不会带着那么长的拖痕。便利店的灯箱灭了，玻璃门上有一道从上到下的裂纹，裂纹边缘沾着暗红色的手印。

我在五楼窗口站了整整二十分钟，把这条街从头看到尾。活着的人一个都没看到。死了的——或者说死了又站起来的——看到了三个。一个在街角原地打转，脑袋以一个不正常的角度歪向一边，每走几步就撞上路灯杆，撞上去，退回来，再撞上去。另外两个蹲在水果摊旁边，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知道它们在看什么。地上有血。

“吃早饭。”老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他端着一个饭盒，里面是热水泡开的压缩饼糊。卖相极其恶心，像一碗灰色的浆糊。他把饭盒塞到我手里，自己靠在窗边，一边嚼着压缩饼一边往楼下扫了一眼。他的目光在那三个丧尸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移开了，像是在看路灯上的小广告一样平常。

“你睡眠不够。”他说。

“睡不着。”

“睡不着也得吃。”

我低头看着那碗灰色浆糊，舀了一勺送进嘴里。没什么味道，只是咸，和一点点工业化的油脂香。我忽然想起上辈子在基地里饿到吃树皮的子，和眼前这碗压缩饼糊比起来，那才是真的难以下咽。我把整碗吃净了，连勺子上的残渣都舔掉。

老周看我没浪费，什么都没说，但他的下巴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

七点半，许招娣醒了。

她昨晚睡在四楼的一间空房间里，我们给了她一条旧毛毯和一个睡袋。她抱着毛毯走出来的时候头发还是乱糟糟的，眼眶的红肿退了一些，但嘴唇裂发白。她站在五楼门口，不敢进来，只是怯怯地往里探了半个身子。

“宋姐……我能不能帮忙做点什么？”

她说话的声音很小，但咬字清楚。昨晚那种崩溃的哭腔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意压制的镇定——十九岁，刚目睹亲妈变成丧尸，翻窗逃命，光着脚跑过一条街。现在她在问我能不能帮忙。

“你会做什么？”我问。

“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我在老家带过弟弟妹妹，三个。”

老周和马老二对视了一眼。马老二正在擦他那把土枪，闻言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些意外，也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洗衣做饭暂时用不上，”我说，“但你认路吗？”

“认。我在这片住了三年。”

“好。等会儿我们要做一次周边侦察，你跟我一组，你把附近的药店、超市、五金店、诊所的位置全部标出来。记得几个就标几个。”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用力点头。

八点整，全员。

我们在四楼临时训练室开了一个短会，四个人围坐在泡沫垫上。马老二在墙上贴了一张从汽修厂带来的城东区地图，上面已经用红笔标注了几个已知的危险区域。老周把对讲机分发给每个人，频道统一调到三。我把今天的任务逐条写在从春华路187号303室找来的空白笔记本上，字迹端正，一笔一划。

“今任务：第一，周边侦察。两人一组，我和招娣一组，周大哥和老马一组。侦察范围以东到环城路、西到大学城边界、南到加油站、北到高架桥为界。目标是搞清楚周边丧尸密度、幸存者分布、可用资源点。”

“第二，资源补充。昨天转移物资的时候，医药品只拿了一批基础急救包，真正的处方药和手术用品是空白。周大哥你和老马重点摸清楚附近有没有药店还没被洗劫。”

“第三，外部信息。我们目前在楼里的信息源是零。手机信号已经开始不稳了，但无线电应该还能收到一些东西。周大哥，你上辈子教我的那个方法——”

“守听，”他接口道，“FM频段，每隔整点守听十分钟。我来做。”

“好。”我合上笔记本，环视三人，“任何异常情况，对讲机联系。十二点之前全部归队。”

马老二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关节咔咔作响。“没问题。不过有一点——出去归出去，万一碰上活人怎么办？”

“不主动接触。”

“如果对方主动找上门呢？”

我看着他的眼睛：“你觉得是好人还是坏人？”

“看不出来。”他说。

“那就先假定是坏人。”

马老二沉默了一下，然后嘴角歪向一边，露出那个标志性的痞笑。“行，听你的。”

八点四十分，出发。

出门之前老周给每个人发了一副防割手套和一把匕首。我的格洛克19已经在腰间，枪管上拧着他连夜做的简易消音器——一截短的钢管里面塞了钢丝球，效果有限，但至少能让枪声听起来不太像枪声。许招娣没有枪，老周给了她一铝合金棒球棍，是之前从五金店买的那批物资里翻出来的。

“会用吗？”老周问她。

她双手握着球棍，挥了一下。姿势不对，力道也不对，但方向是对的。

“往下砸，不是往旁边挥，”老周纠正她的姿势，用手把她的手腕往下压了压，“丧尸最有效的打击点是头顶和后脑勺。你个子矮，正合适。”

许招娣咬着嘴唇，又挥了一下。这次好了很多。

单元门打开的时候，外面的空气灌了进来。我深吸了一口，肺里立刻充满了烟尘、焦臭和一种难以名状的甜腥味。这是末世的味道，上辈子我闻了整整一年，这辈子重新闻到，竟然有一种扭曲的熟悉感。

街上比从楼上看的时候更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没人的安静，而是所有正常的声音都消失了的安静——没有汽车引擎声，没有音乐，没有人说话的声音。只有风，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闷响，和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断断续续的哭声。

许招娣走在我的左边，双手握着球棍，指节白得跟骨头一个颜色。她的呼吸很急促，但脚步没停。老周和马老二已经贴着墙往西边去了，两个人的身影在烟雾和铁锈色的光线里越变越小，像两个移动的剪影。

“宋姐，”许招娣小声说，“我们去哪？”

“先找药店。”

“我知道两家，”她说，“一家在春华路往东拐角，是连锁的，门面很大。还有一家在前面巷子里，是个老中医开的，没挂牌子，但附近的老人都在那拿药。”

“先去大的。”

药店离得不远，步行大概七分钟。我们贴着建筑物的墙走，尽量避开开阔地带。经过那家便利店的时候，我看到玻璃门上的裂纹更多了，门是半开的，里面黑黢黢的没有一丝光。门口的地面上有一滩暗红色的液体，已经半了，上面趴着无数苍蝇。

许招娣攥紧了我的衣角，没有叫，但是手在抖。

我们绕了过去。

转过街角的时候，我看到了连锁药店。门面确实很大，蓝色的招牌斜了一半挂在门头上，橱窗玻璃碎了满地。门口停着一辆被砸烂车窗的私家车，车门大开，驾驶座上没有人，但方向盘上有一道暗红色的手印。药店里面传来轻微的窸窣声，像有人在纸箱里翻找什么东西。

我拉着许招娣蹲下来，藏在一辆报废的公交车后面。

“里面有人。”我用气声说。

“活人还是——”她不敢说那个词。

“不知道。从声音判断是一个，动作很慢，不像活人找东西那么有目的性。”

我侧身探出半个头，从公交车碎裂的车窗缝隙里观察。药店的货架倒了三排，药品撒了一地。在第三排货架后面，我看到一个人的背影——穿着白色大褂，应该是药店的员工。但他的站姿不对，重心歪向一边，脑袋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垂着，肩膀偶尔抽搐一下，像是在被看不见的线牵着。

丧尸。而且是刚转变不久的那种，动作还不利索，但已经不再是人。

“走，”我压低声音，“这家不行。”

许招娣拼命点头。

我们原路撤回，拐进了许招娣说的那条巷子。巷子很窄，两边是老式居民楼的夹墙，地面坑坑洼洼，积着几天前的雨水和不明来源的暗色液体。巷子尽头是一扇不起眼的铁门，门上的漆已经掉光了，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门上没有招牌，只在门框上方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了三个字——“济民堂”。

“就是这里。”许招娣说。

我试了试门把，锁着。从门缝往里看，里面很暗，但隐约能看见一排中药柜和一截柜台。没有动静，没有声音，没有人——也没有丧尸。

我拿出撬锁工具。门锁是老式弹子锁，比金茂仓储中心那把还简单，几下就开了。推门的瞬间，一股浓烈的中药味扑面而来，苦中带甘，在满是焦臭味的空气里显得格外不真实。

药房不大，但保存得很完整。中药柜占了整面墙，每一个小抽屉上都用毛笔写着药名。西药柜台在另一边，玻璃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盒装的感冒药、消炎药和止痛片。柜台后面的货架上还有几箱没拆封的生理盐水、葡萄糖注射液和一次性输液器。

最让人惊喜的是柜台下面有一个小冰柜，接在应急电源上还亮着灯。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胰岛素、肾上腺素注射液和几盒需要冷藏的抗生素。

“招娣，”我说，“你认识这些中药吗？”

“认识一些，”她走到中药柜前面，指着上面的抽屉一个一个地念，“甘草、黄芪、当归、金银花、板蓝……这些我都认识，以前我妈——”她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以前我妈生病的时候我给她抓过药。”

“好。你现在做一件事——把你不认识的药全部挑出来放在一边，把认识的、常用的、治发烧感冒消炎的全部装袋。注意看看有没有虫蛀和发霉。”

“那你呢？”

“我清点西药。”

我们两个人在这间与世隔绝的小药房里沉默地忙碌了将近二十分钟。我把柜台里的西药按类别分装进背包，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注射液用泡沫纸包好放进硬盒子里以防颠碎。冰柜里的胰岛素我全拿了——末世里糖尿病患者活不过第一周就会因为缺药而死，但胰岛素本身是硬通货，可以用来交换任何东西。肾上腺素我拿了六支，止血带拿光了，消炎药和抗生素装了一整包。

许招娣那边效率也很高，她手脚麻利得让我有些意外。中药抽屉被她一个个拉开，认识的药材分类装袋，不认识的单独放一堆。她还从柜台底下的柜子里翻出了几大包板蓝冲剂和两箱医用酒精，自己一个人全搬到了门口。

“宋姐，棉球和纱布要不要？”

“要。有多少拿多少。”

“还有几盒针灸针，要不要？”

我想了想：“拿上。”

她把东西全部装好之后直起腰，额头上已经沁出了一层薄汗，但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兴奋，而是一个人在绝望中忽然找到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之后，那种短暂的、珍贵的踏实感。

十点十分，我们背着两大包药品从济民堂退出来，锁好门，原路返回。经过连锁药店那条街的时候我远远地多看了一眼——药店门口多了两个丧尸，正站在原地打转，像是在等人，又像是在等人死。

回到春华路187号的时候，老周和马老二已经回来了。

他们蹲在单元门口，面前摊着一张从汽修厂带来的帆布，上面摆满了他们的收获——三箱矿泉水、两箱罐头、一袋大米、一把消防斧、两把菜刀、一卷高强度绳索、一个工具箱、四节全新的汽车电瓶。还有一盒没拆封的万宝路。

马老二把那盒万宝路拿起来晃了晃，咧嘴一笑。“超市仓库里翻出来的。没敢拿多，就一盒。”

“你戒烟多少年了？”老周面无表情地问。

“七年。”

“那你拿它嘛？”

“换东西，”马老二把烟揣进口袋，“以前一条烟能换一个人情，现在一条烟说不定能换一条命。”

老周想了想，没有反驳。

我们把药品搬上楼，在四楼医务室里分类储存。胰岛素放进我们自制的地窖式冷藏箱——一个泡沫箱里放了制冷剂，压在阴面墙角。西药按类别上架，中药挂在了通风的窗户旁边。许招娣完这些之后主动去整理我们带回来的所有物资清单，用我的笔记本和笔，字迹虽然歪歪扭扭但条目清楚。老周看了一眼她的工作成果，没说什么，但把午饭多分了她半包压缩饼。

午饭后，无线电收听时间。

老周把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放在桌上，拉长天线，调到FM频段。收音机里先是滋啦滋啦的电流噪音，然后是断断续续的音乐——某个电台还在自动播放，放的是一首十年前的老情歌。歌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甜腻而伤感，和窗外的焦烟、血迹、丧尸的低吼形成了某种荒诞的对比。

然后音乐断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语速很快，努力维持着镇定但尾音在发颤：“这里是FM89.7城市应急广播，目前频率由临时应急指挥部接管。重复，这里是城市应急广播——请所有幸存者注意，丧尸病毒已确认通过空气传播，全球范围内同时爆发。政府已启动紧急响应机制，军队正在城市外围建立安全区。请幸存者留在家中锁好门窗，等待救援。不要外出。不要外出。等待救援。”

然后是漫长的电流噪音。

老周把收音机音量调低，靠在椅背上，双臂交叉在前。马老二坐在窗台上，手里转着那盒万宝路，没有说话。许招娣抱膝坐在角落里，盯着收音机，像是在等那个声音再响起来。

“等待救援。”马老二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语气里没有嘲讽，也没有期待，只是一种巴巴的复述。

“上辈子也有这样的广播，”我说，“播了两天，第三天没了。”

“军队呢？”

“来了。但不是在安全区。”我闭上眼睛，回忆着上辈子的片段，“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政府和科研机构，城市外围的安全区容量有限。等他们有能力深入城区搜救的时候，城里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没有人再说话。

窗外的铁锈色阳光慢慢移动，从五楼的西墙移到了东墙。远处又响起了爆炸声，一声，隔了很久又一声，像是有人在用炸药清理某个区域。浓烟从西边不断升腾，已经把半个天空都遮住了，太阳彻底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暗红色光斑。

下午四点，楼下来了第一批活人。

不是丧尸。是一家三口——男人扛着一棒球棍，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孩子，三个人浑身是灰，衣服被撕破了好几处，脸上全是汗和泥。男人站在单元门口，仰头看着楼上，犹豫了很久，终于抬起手敲了敲单元门。

我们从五楼窗口看到了这一切。

许招娣趴在窗边，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话。马老二站在她旁边，手臂上的肌肉绷紧了，但也没有说话。老周在我身后，他的沉默是最沉的那种——不是犹豫，而是已经把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我。

楼下的男人又敲了几下，开始喊。他的声音沙哑而恳切：“有没有人？求求你们，我孩子一天没吃东西了。我们就借住一晚，明天就走。求求你们了——”

女人怀里的孩子被吵醒了，开始哭。哭声在空旷的街道上传得很远，也把街角那几只游荡的丧尸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两只丧尸同时转过头，歪着脑袋，开始朝单元门的方向缓缓移动。

“宋姐。”许招娣小声叫了我一声，没有往下说，但她的意思全在眼睛里了。

我看着楼下那个男人绝望地又敲了两下门，看着他回头看到远处正在靠近的丧尸，看着他握着棒球棍的手开始发抖。他旁边的女人把孩子抱得更紧了，脸埋在孩子的头发里，肩膀在抽动。那个孩子——大概三四岁，脸上脏兮兮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还在含含糊糊地叫着“爸爸”。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睁开。

“老马。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