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遇险实录

甩掉便衣特务

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不快不慢地走进了一九二六年。

这年秋天，北伐三路大军饮马长江，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先后迁移武汉，继续进行两党合作。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中国各地农民状况》的报告，提出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民运动，急需开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养农运人才。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主办的又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湘鄂赣农讲所招生启示发布以后，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知识青年纷纷来信要求投考。

为顺应各地农运同志的要求，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为由中央办理，命名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也同意把校址选在武昌城北的高级商业学校内。该高级商校前身是湖广总都张之洞创办的高等小学堂，后来该校并入武昌中山大学，校舍一直闲置未用。

中央农讲所的领导体制为常委负责制，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由于邓演达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要职，公务繁忙，所以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人主持全所工作。农讲所设有教务、训练、事务三处，分别由周以栗、陈克文和柳季刚分管。

富于办学经验的毛泽东亲自负责农讲所的招生工作。他十分注重学生的政治素质，凡来自乡间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均优先录取。农讲所入所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革命观点确定；二、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三、身体强健耐劳，能在农讲所服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四、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五、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在武昌高级商业学校内隆重举行。八百多名学员整齐肃立于操场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百余人莅临祝贺。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高语罕、邓初民、彭湃及法国人多理越、英国人汤姆、美国人白诺德、俄国人戈登女士均登台演说，他们希望农讲所学员能够“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政权问题、农民的武装问题”。

身着戎装、英姿焕发的邓演达在致辞中讲道：农讲所学生不是为求官而来，而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从农间来还是要回到农间去。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以求卸去我们的脏衣服，得到我们的一切。

农讲所喜庆典礼的爆竹声尚未沉落，毛泽东又添一喜——夫人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

当毛泽东走进医院产房时，小岸龙已来到人世三天了。几天来，毛泽东何尝不在挂念临产的妻子，何尝不想看看新生的儿子。但农讲所的各项工作要一件一件地抓紧落实，作为农讲所的主持人，他实在脱不开身啊。

毛泽东怀着内疚的心情，急急忙忙走进产房，拉着杨开慧那双给了他无限温情爱意的纤手：“霞，三天了，我都没能来看你，真对不住！”

开慧撑起虚弱的身子，有些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姿容越发灿烂动人：“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还是工作要紧啊！”

此时，毛泽东将襁褓里的小岸龙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那一份当父亲的喜悦和爱意溢于眉宇之间。他边看边说：“让我来看看，我的毛伢子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杨开慧幸福地笑了，周围的人也都发出了欢愉的笑声。毛泽东放下小岸龙，与开慧说了一会儿话，又匆匆离开了医院。

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央农委书记等要职，由于农讲所为他所倡办，因此他必须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参与制定教务方针、教学计划和选聘教员等诸多工作。

毛泽东创办武昌农讲所与他主持第六届广州农讲所的明显不同之处，就是更加重视开展对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要求教师要特别注重学生世界观的改造，帮助学生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他常常抽出时间深入到学生中了解情况，教导学员“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毛泽东寄希望于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寄希望于这批未来的农运骨干。育苗树木，还得整枝除虫。他郑重地提出了学员个人的思想改造问题，并和大家一起制定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农讲所开设“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主课占全部课时的百分之六十。

毛泽东还在农讲所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课那天，校内八百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及校外的群众把大教室和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毛泽东慷慨激昂、逻辑严谨、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讲演，给师生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农讲所的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们经常请贫苦农民到所里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洪山、石咀、咸宁、通山等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学生带着农讲所印制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和土豪劣绅的罪恶。

农讲所还引导学生学习当时农民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文件，如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宣言及决议案。农讲所还设有农民问题讨论会，组织教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如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等，研究农村的阶级关系，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探讨进行农村大革命的方法。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革命群众的严重时刻开办的。因此，农讲所非常注重军事训练，《规约》明确指出：“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刻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

农讲所设立的训练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学生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四个队部和一个特别训练队。学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他们像正规的军人一样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一枝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操练两小时，每周上一次军事理论课，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后来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小时。

正当农讲所的师生沉浸在一派欢乐之中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悄然举起了屠刀。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不顾反动当局重金悬赏要他人头的危险，仍然坚持在斗争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领导农讲所师生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赣州惨案”发生后，农讲所赣籍学生一百五十余人，结队渡江到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处决杀人凶手、释放被捕工人，并且要求中央政府致电责问蒋介石。

第二天，毛泽东不畏艰险，在农讲所校园内公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会后，又带领全体师生游行示威，要求惩办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下午，农讲所又隆重举行了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呼吁广大工农起来与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说在这革命势力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之事实，完全证明反动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我们要下定决心，向反动势力进攻，如期达到真正目的。

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诬蔑农民运动“过火”、“胡闹”，就是想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向我们贫苦农工民众进攻”，阳新、赣州的惨案就是一个例证。宣言号召农友、工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农村大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中四处奔走。在他领导下的农讲所师生差不多每天都分成几个小组，打着红旗，深入街道、工厂、农村，发表演说、表演戏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惨杀农工的罪恶行径。就在此时，毛泽东的名字与另外一百九十七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名字一起被列入“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通缉令上，要求“务获归案重办”。

五月十七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变，偷袭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大多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作战，在此危难之时，毛泽东果断地将农讲所四百余名武装学员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有力地配合了叶挺部队反击夏斗寅叛军的进攻。

夏斗寅叛乱被平息之后，湖北境内时有土匪、叛军骚扰，麻城的反动派还勾结土匪捣毁农协，残杀农民。六月初，农讲所三百余人奉命开赴麻城剿匪。训练有素的武装学员旗开得胜，当地土匪望风而逃。学员凯旋归来，第二天照常上课。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讲所还开展了肃反运动，清洗了混入农讲所的“AB团”、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成员，还发动了学员捕捉外省外县逃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湖北松涛县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逃亡武汉，被农讲所学员捕获、游街后，送归原籍处理。

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战斗，农讲所的学员已锻炼成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六月十一日，农讲所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毛泽东向农讲所全体学员颁发了刻有“农民革命”四个字的金光闪闪的铜质五星证章，勉励他们到农村去，开展农村革命。

七月末的一个黄昏，烈日已没，余威尚存。江城的气温很高，毛泽东的热情更高。他身着工人装，为回乡的农讲所学员送行。当他回来路过六渡桥时，有两个中年男子向他走来。面对这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已有警觉的毛泽东打算拐进另一条巷子回避，但又怕引起对方的怀疑。于是，心一横，大摇大摆地与他们迎面走去。

这两个家伙果然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他们的任务正是在搜捕被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毛泽东。当毛泽东与两个特务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个特务突然拦住毛泽东问：“喂，你看见毛润之没有？”

毛泽东心中一怔，随即又镇静下来。从问话中可以判断对方并不认识他们要找的“通缉犯”，于是佯装不知：“毛润之？”

另一个特务说：“他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共党，平时爱穿灰布长衫。看你像个书呆子，怎么连毛润之都不晓得。”

毛泽东临危不惧，急中生智：“我刚才看到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

“对，就是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快说！” 特务急不可待地追问。

“刚从这里走过，向那个方向去了。” 毛泽东指着旁边的一个小巷。

特务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小巷追去。毛泽东一刻也不敢怠慢，转身钻进另一条巷子，拐了几个弯来到码头，赶紧上船过江，抄近道回到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他站在家门口向四周扫视一下，发现没人跟踪，这才举手敲门。

“谁？”屋里传来杨开慧的声音。

“快开门！”毛泽东急切地说。

门开了，毛泽东转身又向后面扫了一眼，侧身闪入，杨开慧迅速把门关上。

看到毛泽东慌慌张张的举动，杨开慧甚感诧异：“出什么事了？”

“喂，刚才碰到两个便衣，好险啊，差点被他们抓去了……”毛泽东把刚才与特务狭路相逢、化险为夷的情形述说一遍。

“天天在外边跑，要多加小心啊！”虚惊之后的杨开慧极为关心丈夫的安全。

毛泽东笑道：“这些饭桶，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吃这碗饭的！我毛泽东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邀功请赏的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溜走了，哈哈哈……”

“还笑呢，多危险啊！” 杨开慧心有余悸地说，“大概他们嗅到了什么，知道你就住在这一块。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带着三个孩子……”

毛泽东打断妻子的话：“不用了！为了保存党的实力，我们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安排。现在革命的重点是要深入农村，搞武装斗争。”

杨开慧不无担心地问：“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又要分开吗？”

“不，我们一起回湖南。”毛泽东面色严峻，“同凶恶的反动派斗争，就得用枪杆子！他们举起了屠刀，我们就得拿起武器。临山的上山，濒湖的上船，能隐藏的转入地下，能公开的就面对面，采取各种形式，同他们斗！”

杨开慧点点头，一往情深地望着毛泽东，一双机灵有神的大眼睛扑闪着亮光，饱含着理解、信任和敬重。

当天晚上，毛泽东带着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来到火车站。车站的里里外外有不少军警、特务走来走去，毛泽东见势不妙，就低声对杨开慧说：“我们一起走目标太大，你带孩子们先走，我另想办法进站。”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启动了，却不见毛泽东的身影。杨开慧着急得坐立不安，直到在长沙车站的站台上看见毛泽东以后，她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去。原来毛泽东和杨开慧分手后，巧妙地绕开车站上的军警特务，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乘一辆货车提前赶到了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