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1
安全屋在城郊一个废弃的工厂区里。顾言舟选的，说是以前办案时用过的地方，很偏，没有邻居，没有监控，唯一的出入口是一条两车道的土路。
孟晚睡在里间的行军床上。她睡了十个小时还没醒。护士来看过，说是长期服用镇静剂的戒断反应，身体在自我修复，让她睡。
我和顾言舟坐在外间的折叠桌旁，面前摊着那张关系网。方远给的银行流水，沈瑶的笔记，冷库的照片，孟晚的证词——所有的证据铺了一桌子，像一副没打完的牌。
“检察院的人明天上午来。”顾言舟说。他的声音很平，但握着咖啡杯的手在用力。
“来抓我？”
“名义上是‘了解情况’。但带队的是冯建国，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贺廷深的人。”
“你怎么知道？”
“小刘查的。冯建国和贺廷深有过三次私下接触。一次在高尔夫球场，两次在城东那家会所。”
“他会用什么罪名？”
“诬告陷害。贺廷深的律师团队已经准备好了材料，说你捏造证据、诽谤他人。”
“他们有证据吗？”
“不需要证据。只需要立案。一旦立案，你就会被限制出境，名下的资产会被冻结。更重要的是——你作为证人的 credibility 会受到质疑。你提供的所有证据，都会被重新审查。”
“那孟晚呢？”
“她现在是我们的证人。但如果你的 credibility 被质疑，她的证词也会受到影响。”
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贺廷深这一招很高明。他不直接我，不直接动证据，而是从子上挖掉我作为“证人”的资格。一个被指控“诬告陷害”的人说的话，法官会信吗？陪审团会信吗？舆论会信吗？
“明天上午几点？”我问。
“十点。”
“孟庆国的三天之期，到今天下午三点。”
“你觉得他会来吗？”
“不知道。但我在等。”
“如果他不来呢？”
“那就用孟晚。”
“孟晚只能证明贺廷深关了她五年。不能证明他了沈瑶。”
“但她可以证明孟庆国知道内情。”
“孟庆国不开口，知道内情也没用。”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的天色很暗。阴天，云压得很低，像随时要下雨。
“顾言舟。”
“嗯。”
“如果明天检察院真的逮捕我——”
“不会。”
“你怎么确定？”
“因为在那之前，我会把所有的证据交给省厅。”
“省厅？”
“对。不经过市局，不经过检察院，直接交到省厅经侦总队。贺廷深的关系网在市里，但到了省里，他的触角够不到。”
“你什么时候交？”
“今天下午。”
“孟庆国还没来。”
“不等了。”顾言舟站起来，“方远失踪了，孟庆国在犹豫，贺廷深在反扑。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下午三点，不管你等不等得到孟庆国，我都会把材料交上去。”
我看着他。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交了之后呢？”
“之后——就不是我说了算了。省厅会决定立不立案，立了案会交给谁办。我可能会被调离，可能会被停职，可能会被。”
“什么？”
“擅自泄露案件材料。”
“那是犯罪？”
“是。严重的话，够开除。”
“你愿意？”
“沈瑶的案子查了三个月，什么进展都没有。现在有了证据，有了证人，有了突破口——我不能让它烂在手里。”
他拿起桌上的档案袋，装好所有的材料。
“顾言舟。”
“嗯。”
“沈瑶说的那句‘别一个人扛’，不是说给以前的你听的。是说给以后的你听的。”
他看着我。
“我知道。”他说，“所以这次，我不一个人扛。我交给省厅，让更多人一起扛。”
2
下午两点半，孟庆国来了。
不是那扇木门后的老人。是另一个人——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拄着那拐杖，但今天没有用它来支撑身体，而是像握着一把剑。
他站在安全屋的门口，身后没有跟任何人。
“念初。”他叫我。
“孟叔叔。”
“我来兑现承诺。”
他走进来，看了一眼满桌子的材料，又看了一眼顾言舟。
“你是那个警察。”
“顾言舟。”
“你还在查这个案子？”
“在查。”
“不怕？”
“怕。但查。”
孟庆国在椅子上坐下，把拐杖靠在桌边。他从中山装的内兜里拿出一个信封，很旧，边角都磨毛了，封口用火漆封着，火漆上的印章已经模糊不清。
“这是什么？”我问。
“我父亲留下的遗嘱。”
“你父亲？”
“对。不是孟庆国。是另一个人——这座城市。”
我愣了一下。
“这座城市？”
“我父亲叫孟怀远。解放前是这座城市的商会会长。解放后，他把所有的产业都捐给了国家。但他留了一样东西——一本账。”
“什么账？”
“这座城市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账。谁拿了什么，谁给了什么，谁欠了谁。不是金钱的账，是人情的账。四十年，一代传一代，每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头有脸的人，都在这本账上。”
孟庆国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不是账本，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泛黄，边角卷曲。照片上是一栋老房子，门口站着两个人，都穿着长衫。
“这是我父亲和贺廷深的爷爷。”孟庆国说，“贺家在这座城市里的基，比你想象的要深。贺廷深的爷爷是当年最大的棉纱商人，我父亲帮他渡过了一次危机。贺家欠孟家一个人情。”
“所以贺廷深娶了孟晚，是为了还人情？”
“不。是为了把人情变成债。他娶孟晚，不是还人情，是让我欠他。孟晚嫁给他之后，他就开始用她来控制我。我做过的每一件事，他都知道。我收过的每一笔钱，他都有记录。”
“你收了他的钱？”
“收了。不是直接收的，是通过我老部下的公司、通过返点、通过各种各样的名目。但收了就是收了。我没有借口。”
孟庆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在抖。
“我帮贺廷深做了十年事。十年。从一个退休老部，变成了一个受贿的罪犯。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不是因为怕被抓，是因为怕我女儿知道她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她知道了。”我说。
“她知道了。”他抬起头，眼眶红了。“她知道了，但她还是叫我爸爸。”
他从信封里又抽出一张纸。这次是一份手写的供述，密密麻麻好几页，签名、按手印。
“这是我知道的关于贺廷深的一切。他的生意、他的人脉、他的保护伞、他的犯罪证据。我全部写下来了。”
他把那张纸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孟叔叔——”
“不要叫我孟叔叔。”他打断我，“叫我孟庆国。一个犯了罪的人。我写下来的这些东西，够把我自己送进监狱。但我不在乎了。我只在乎一件事——让我女儿回家。”
他站起来，拄着拐杖。
“孟晚在哪里？”
“在里间。她还在睡。”
“让她睡。睡醒了，告诉她——爸爸在外面等她。”
他转身，朝门口走去。
“孟叔叔。”我叫住他。
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谢谢你。”
“不用谢。”他说，“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女儿。也是为了——沈瑶。”
他推开门，走进阴天里。
背影很瘦，很驼，像一个被风吹弯的树。
但他在往前走。
3
孟庆国走后，我和顾言舟坐在桌前，一页一页地看他写的那份供述。
十页纸。密密麻麻。每一页都是货。
他写了贺廷深如何通过假洗钱，如何通过空壳公司转移资产，如何通过行贿获取土地和审批。他写了那些官员的名字、职务、收钱的方式和金额。他写了沈瑶被害前后，贺廷深给他打过的电话——三月十五晚上十一点，“沈瑶的事，我会处理”。三月十六上午八点，“处理好了”。
“够了。”顾言舟说。
“什么够了？”
“这些材料，足够立案了。”
他把孟庆国的供述和之前的证据放在一起，装进档案袋。
“我现在去省厅。”
“现在？”
“对。天黑之前送到。”
“我跟你去。”
“不行。你在这里陪着孟晚。她醒了之后，需要有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
“那你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人。”他看了我一眼，“省厅有我的老领导。他退休了，但他的学生还在。我已经联系过了。”
他站起来，拿起档案袋。
“顾言舟。”
“嗯。”
“小心。”
“你也是。”
他推开门，走了。
安全屋里安静下来。
只有里间传来孟晚平稳的呼吸声。
我坐在桌前，看着窗外。
天很阴，但一直没有下雨。
4
晚上七点，孟晚醒了。
她走出来的时候，脚步还有些虚浮，但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之前的火，是光——一种平静的、安定的、不再害怕的光。
“我睡了多久？”她问。
“十三个小时。”
“我好久没睡这么久了。”
“饿了吗？”
“有点。”
我从保温袋里拿出一份粥，放在她面前。她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喝，很慢，像在重新学习怎么吃东西。
“你爸爸来过了。”我说。
她的手停了一下。
“他写了供述。把贺廷深的事都交代了。”
“他……”
“他会去自首。但不是今天。他说，他在外面等你。”
孟晚放下勺子，低下头。
眼泪掉进粥里。
“他说什么了？”
“他说，‘告诉我女儿，爸爸在外面等她。’”
她哭了一会儿，然后擦眼泪，继续喝粥。
“林念初。”
“嗯。”
“谢谢你。”
“不用谢。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沈瑶。”
“沈瑶？”
“那个被贺廷深了的记者。她叫沈瑶。”
孟晚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我会帮她讨回公道的。”
“怎么讨？”
“上法庭。作证。说出我知道的一切。”
“你不怕？”
“怕。但怕也要做。因为如果我不做，我这辈子都睡不好觉。”
5
晚上九点，顾言舟打来电话。
“省厅接受了材料。明天上午开会讨论是否立案。”
“多久能有结果？”
“最快明天下午。最慢后天。”
“检察院那边呢？”
“冯建国知道省厅介入了，暂时按兵不动。但他不会放弃。贺廷深也不会。”
“我们还有多久？”
“不知道。但不会太久。”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
窗外很黑。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远处工厂的灯光，像萤火虫一样微弱。
“沈瑶。”
“嗯。”
“快了。”
“快了。”
“你怕吗？”
“不怕。”
“为什么？”
“因为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有人知道了真相。至少你的名字，会被记住。”
窗外起风了。
风吹过废弃的厂房，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某种古老的乐器。
“林念初。”
“嗯。”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还会记得我吗？”
“会。”
“一直记得？”
“一直。”
“那就够了。”
风停了。
安全屋里很安静。
孟晚在里间睡着了，这次没有做梦。
我在外间坐着，等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