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早上七点五十分，有人敲门。

林深已经醒了。他几乎一夜没睡，在床上翻来覆去，被子掀开又盖上，枕头翻了个面又翻回来。天快亮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很大的空房间里，四面的墙壁都是白色的，没有门，没有窗，他喊了一声，回声从四面八方涌回来，把他的声音撕成碎片。

他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有几掉落的头发。

“请进。”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人，二十五六岁，圆脸，扎着一个低马尾，手里拎着一个很大的银色医疗箱。她的牌上写着“李薇，检验科”，名字上面有一张她自己的照片——照片里她笑得很灿烂，露出两颗小虎牙，和现在这个一脸严肃、眼圈发黑的女人判若两人。

“林先生，我是来抽血的。”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好像林深是一件易碎品，声音大了就会裂开。

林深坐起来，把睡衣袖子卷上去，露出左臂肘窝。“抽多少？”

李薇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八管。还有一些指尖血和毛囊样本。”

“八管？”林深微微皱眉，“你们要做全基因组测序？”

“我不太清楚具体的检测，”李薇打开医疗箱，取出一止血带，一边扎在林深上臂一边说，“我只负责采样。”

林深看着她动作。她的手很稳，消毒、找血管、进针——一气呵成。暗红色的血液顺着软管流进采血管，在标签上写下他的名字。这是昨天出事以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血。颜色很正常，流速很正常，和任何一个健康的三十五岁男性一样正常。

但林深知道，他的血不可能“正常”。一个正常男人的血不会让他活过昨天。

“李薇，”林深看着那正在被血液填满的试管，“你们昨天收治了多少病人？”

李薇的手顿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继续换下一试管。“很多。”

“男性呢？”

“没有。”她的声音变得很平，“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和“没有”之间，差了一个“都”字。林深注意到了这个字。这意味着，在事发后的第一个二十四小时里，全市所有的医院——不，全国的、全世界的医院——没有收治任何一个活着的男性病人。不是因为医院不收，而是因为没有活着的男性可以被收治。

第八管血抽完了。李薇拔出针头，用棉球压住针眼，动作熟练得像做过一万次。“按住五分钟。”

林深按住棉球，看着李薇把八管血整整齐齐地放进医疗箱的试管架上。每一试管上都贴着他的名字，像八张小小的身份证。

“还要取毛囊？”他问。

“头发和指甲。”李薇从箱子里取出一把小小的不锈钢镊子和一个密封袋，“需要大概二十带毛囊的头发。”

林深低下头，用手指在头顶拨了几下，找到几看起来比较粗的，捏住，一拔。头皮传来一阵短暂的刺痛。他把头发递给李薇，她把它们放进密封袋里，在袋子上写下他的名字和期。

“还有指甲。”她说。

林深伸出双手。李薇用镊子在他右手食指的指甲边缘刮了几下，收集了一些细小的碎屑。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手指离林深的手指只有几厘米。他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不是害怕。是累。是一种已经超出了体力极限、完全靠意志力在维持运转的、透支的累。她的手在做着精确的动作，但她的身体在说：我需要睡觉，我需要停下来，我需要一个不用再看到任何人的血的、哪怕只有十分钟的休息。

“你值了多久的班？”林深问。

李薇把镊子放回医疗箱，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神有些涣散，聚焦花了一点时间。“从昨天早上到现在。”

“三十多个小时？”

“差不多。”她合上医疗箱，站起来，“林先生，采样结束了。结果出来后会有医生来跟你解释。”

她转身要走。

“李薇。”

她停下来。

“谢谢你。”林深说。

李薇站在门口，背对着他。她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然后她轻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太小了，林深差点没听清。

“你是唯一一个我还能抽到血的男人。”

她走了。

林深坐在床上，按住棉球的手已经松开了。针眼处渗出一小滴暗红色的血，在皮肤上凝成一个小小的圆珠。他看着那滴血，看着它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变、变色、变成一个深褐色的小点。

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男人的血。至少，是最后一个还能从血管里自己流出来的血。

早餐是方晴送来的。一碗白粥，一个水煮蛋，一小碟咸菜，还有一杯温热的豆浆。食物被放在一个托盘里，托盘被放在书桌上，书桌上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白色瓷碗的边缘画出一道道细长的金色条纹。

“你昨晚没睡好。”方晴说。她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卫衣，看起来比昨天更随意一些，但那种“被训练过的温和”依然在她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里若隐若现。

“能睡着才是怪事。”林深坐到书桌前，端起粥碗。粥还烫，他吹了吹，喝了一小口。米粒已经煮化了，在舌头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温暖的膜。

方晴在床边坐下来——今天她没有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而是选了床沿，这是一个更靠近、也更“非正式”的位置。林深注意到了这个变化。

“你昨天说你是心理学在读博士，”林深一边喝粥一边说，“研三。你的导师呢？”

方晴的睫毛颤了一下。“不在了。”

“男的吗？”

“嗯。”

林深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他知道方晴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问过“你还好吗”“你难过吗”“你需要聊聊吗”，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都是一次重新打开伤口的过程。他不想成为那个帮她打开伤口的人。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方晴问。

“周敏说会有医生来跟我谈。”

“是陈院士。”方晴说，“陈兰院士，生殖医学领域的权威。她今天上午会从北京飞过来。”

“飞？”林深放下粥碗，“民航还在运转？”

“运输机。应急指挥部调度的。”方晴停了一下，“她是你今天要见的第一个人。下午可能还会有其他人。”

林深把鸡蛋拿起来，在桌上轻轻磕了一下。蛋壳裂开一条缝，他用拇指沿着裂缝掰开，露出里面的蛋白。鸡蛋是溏心的，蛋黄微微流动，像一只半闭的眼睛。

“方晴。”

“嗯。”

“你觉得我能帮到他们吗？”

方晴没有立刻回答。她在想。林深能看出来她在想——不是在想答案，而是在想应该说多少真话。

“从科学的角度，”她最终说，“我不知道。我不是学生物的。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我能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你现在被放在了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位置上。你不是普通人，也不是英雄。你不是囚犯，也不是救世主。你是所有这些身份的叠加，但又什么都不是。”她看着他，“这种状态，人的心理是撑不了太久的。”

林深咬了一口鸡蛋。蛋黄从缺口处溢出来，流到他的手指上，粘稠的、温热的、金黄色的。

“那你有什么建议？”他问。

“找到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方晴说，“然后去做。不要等别人告诉你你是谁。你自己先搞清楚。”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至少三个。脚步声在A07的门前停下来。

林深咽下最后一口鸡蛋，用纸巾擦了擦手指。

敲门声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