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下午两点，顾维准时来了。

这一次她没有带四个随行人员，只带了一个。一个很年轻的女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齐耳短发，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的名字叫许菲，顾维介绍她时说“我们的数据专员”。

林深注意到许菲走进A09的时候，目光快速扫了一遍房间——门的位置、窗的位置、桌子的位置、林深的位置。那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习惯，那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的本能。他没有问许菲之前是做什么的。他不想知道。

顾维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黑色的直筒裤，平底鞋。她的头发没有盘起来，披在肩上，比昨天看起来年轻了一些，也随意了一些。但她的眼神没有变。还是那种冷静的、精确的、像激光测距仪一样的眼神。

“林深先生，昨天的会谈之后，我们内部做了一些讨论。”她在桌子对面坐下来，把几页纸放在桌上，推到林深面前，“这是修订后的方案。请你过目。”

林深拿起那几页纸。A4纸，单面打印，页眉上有一个红色的“机密”印章。第一页的标题是：《人类繁衍保障方案（修订稿）》。他快速扫了一遍。

一千，变成了五百。

他抬起头看着顾维。

“五百，”顾维说，“这是专家组给出的最低可行数量。低于这个数字，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将无法支撑长期繁衍。”

“这是谁的计算？”

“陈院士团队。你可以向他们核实。”

林深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继续往下看。方案的第二部分详细列出了志愿者筛选标准：年龄20-35岁，身体健康，无遗传病史，心理健康评估合格，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第三部分是时间安排：第一期（第1-6个月）完成100例，第二期（第7-12个月）完成200例，第三期（第13-18个月）完成200例。

十八个月。五百个孩子。

林深把方案放在桌上，手指按在纸张的边缘，没有松开。

“顾主任，你还记得昨天我说过的话吗？”

“每一句。”

“那你应该记得，我说五百和一千没有本质区别。问题不是数量，是比例。五百个同父的孩子，和一个父亲和五百个不同父亲的孩子，遗传多样性差了几百倍。”

“我记得。”顾维说，“但我也记得，我们没有五百个不同的父亲。我们只有一个。”

林深的手指在纸面上收紧了一些。

“所以你们就决定用这一个五百次。”

顾维看着他。她的眼神没有闪躲，没有愧疚，甚至没有犹豫。她不是不在乎林深的感受，而是她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在乎感受”的位置上。她是做政策的人，不是做心理疏导的人。她的职责是确保人类这个物种不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走向灭绝。至于林深是不是觉得公平，是不是觉得痛苦，是不是觉得被物化——那不是她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

“林深先生，”她说，“我们换一个角度。”

“你说。”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还有多少女性吗？”

林深没有回答。

“大约三十五亿。”顾维说，“三十五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性别比例。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男女比例大约是1:1。现在这个比例是0:1。全世界所有的男人，只有你一个。”

她的声音没有提高，但每一个字都变得更重了。

“三十五亿女性，和她们未来的孩子，都在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不一定是你的精子，但那个答案一定需要你的配合。我们需要时间——时间去做研究，去做实验，去攻克单性生殖的技术难关。而在我们争取到的这段时间里，人类不能停止繁衍。五百个孩子，不是因为我们贪婪，是因为我们需要足够大的样本量来观察、分析、优化。五百个孩子，是科学的需要，不是政治的需要。”

林深沉默了很久。

他在想一件事。一件他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想的事。

“顾主任，”他终于开口了，“你结过婚吗？”

顾维微微皱了一下眉。这是她第一次在林深面前出现不确定的表情。“这和方案无关。”

“有关。”林深说，“我想知道，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爱到不想和任何别的人生孩子的程度。”

房间里安静了。

许菲的双手停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没有敲下去。她的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着顾维，然后又移回屏幕。

顾维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两下。然后停下了。

“我爱过。”她说。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我爱了二十三年。他在周二早上走了。”

林深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顾维说，“你在想，这个女人没有资格要求你去做她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错了。正是因为我能做到——我能在失去丈夫之后，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所以我才有资格要求你也做到。”

她站起来，把桌上的那几页纸收拢，拿在手里。

“林深先生，我不会你签字。我也不会用任何强制手段。但我需要你明白一件事——你的选择不仅仅影响你一个人。它影响三十五亿人。”

她转身走向门口。许菲合上笔记本电脑，跟在她后面。

走到门口的时候，顾维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昨天问我，知不知道你父亲的名字。我记得。林国栋。六十二岁。退休工人。周二早上八点四十七分去世。”

她顿了一下。

“我父亲叫顾远山。七十二岁。退休教师。周二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去世。他在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走的。电话接通了，他没有说话。我以为他信号不好，喂了好几声。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信号不好。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她走出门。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林深坐在A09的灰色布艺沙发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桌上还有一瓶没有打开的矿泉水，一个一次性纸杯，和许菲忘记带走的一支圆珠笔——粉色的，笔帽上有一个小猫的图案，是一个年轻女人会喜欢的那种笔。

他拿起那支笔，在手指间转了一圈。笔很轻，塑料的，笔夹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字：许。

许菲的笔。她忘了带走。或者，她故意留在这里的。

他把笔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回A07。

方晴在房间里等他。她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那个小本子，但没有在写。她看到林深进来，抬起头，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两秒。

“你还好吗？”她问。

“顾维的父亲也走了。”林深说。

方晴没有回答。她已经知道了。或者，她猜到过。

林深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翻开笔记本。他的手停在空白的纸页上方，笔尖悬在离纸面不到一厘米的地方，像一只犹豫不决的、黑色的蜻蜓。

他想了很久。

然后他开始写。

第四天下午。顾维把数字从一千改成了五百。

她说这是科学的需要，不是政治的需要。

我不知道她说的对不对。但我知道，她说她爱了二十三年的那个人，在周二早上走了。她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

她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声音没有抖。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不抖，还是已经学会了在所有人面前不抖。

也许两者都是。

我想拒绝。

但我不知道拒绝了之后，我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

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会因为我今天的决定，失去什么。

苏晚说，她不要我当救世主。

但所有人都在看着我，好像在说：你必须是。

方晴说，你可以拒绝任何事，但他们可以让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变得代价高昂。

她说得对。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个选择，是代价不高昂的？

也许没有。

也许这就是活下来的代价。

他放下笔，合上笔记本，把它塞回枕头下面。然后他躺下来，面朝墙壁，把被子拉到肩膀上。

窗外，有人在喊什么。声音很远，听不清内容。但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年轻，尖锐，像一针扎进这块灰色的、安静的、被死亡浸泡过的天空。

和昨天一样的天空。

和明天一样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