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1990年12月,深圳。
林晓月站在深南大道旁,眼前是一栋毫不起眼的建筑——深圳证券交易所。它不高,外观朴素,与后来那座地标性的摩天大楼截然不同。但此刻,这栋楼却是全中国资本流动最为活跃的地方。
十二月的深圳,没有北方的严寒。湿润的海风拂面而来,带着淡淡的海腥味。林晓月穿着母亲为她缝制的藏蓝色棉袄,脚上是在北京花八块钱买的黑色棉鞋,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三样东西:一沓现金、一本存折,还有一本入门手册。
那本手册是她在北京王府井书店花两块钱买的,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存折上的数字是——一万二千元。
这是她过去三个月的积蓄。
从九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整整三个月,她在县城和省城之间往返了十几趟。每个周五下午,她从北京坐火车回省城,周六周摆摊,周晚上再乘夜车返回北京,周一早上直接去上课。
累吗?
累。
但每当看到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增加,身体的疲惫便化作了一种充实感。
摆摊的收入超出了她的预期。在县城十字街口的摊位,第一个月净利润有一千多元,第二个月翻了一倍,第三个月临近年底,生意格外红火,仅十二月上旬就赚了近两千元。
此外,吴德财的批发业务也逐渐有了起色。林晓月帮他开拓了两个周边县城的客户,他投桃报李,将给她的批发价又降低了百分之十。三个月下来,她手里攒了一万二千元。
一万二千元。
在1990年,这笔钱足够在省城买下一套小房子。
但林晓月没有买房。
她把所有的钱都带到了深圳。
因为她知道,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是中国股市的起点,也是她前世无数次在书本上读到、在梦中想象,却从未亲身参与过的历史时刻。
前世,她错过了这班车。
这一世,她要站在起跑线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人并不多。
与后世那种人山人海、喧嚣鼎沸的场景不同,1990年的交易所更像一个安静的银行营业厅。柜台后坐着几位表情平静的工作人员,墙上挂着一块电子显示屏,红色的数字在黑色的底板上跳动,宛如心脏的搏动。
大厅里稀稀拉拉地站着十几个人,大多是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偶尔有几个穿着夹克的年轻人。林晓月一走进来,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并非因为她的气质,而是因为她的年龄和打扮。
在一群中年男人中间,一个十八岁、穿着棉袄、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就像一朵误入丛林的野花,显得格格不入。
“小姑娘,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笑着摇了摇头,“这里是证券交易所,不是菜市场。”
林晓月没有理会他。
她走到柜台前,从一位工作人员手中拿了一张开户申请表,趴在旁边的桌子上开始填写。
姓名:林晓月。
性别:女。
年龄:十八。
职业:学生。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
当她写到“北京大学”四个字时,身后传来一阵窃窃私语。
“北大的?”
“这丫头是北大的学生?”
“十八岁的北大学生,那不成神童了吗?”
金丝眼镜男人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恢复了正常,只是看林晓月的眼神从轻视变成了好奇。
林晓月填完表,递回柜台。工作人员看了看表格,又看了看她,似乎在确认这个十八岁的女孩是否真的要把一万二千元投市。
“你确定要开户吗?”工作人员问道,“股市有风险——”
“我知道。”林晓月打断他,“风险越大,收益越大。”
工作人员不再多言,为她办理了开户手续。
林晓月拿着股东代码卡,走到交易柜台前,递上存折和填好的买入委托单。
买票:深发展。
买入数量:一千股。
买入价格:市价。
深发展,即深圳发展银行,是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它在1988年就发行了原始股,1991年正式上市交易。但此时的深发展尚未上市,交易是通过柜台进行的“柜台交易”——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交易方式,买卖双方通过交易所的撮合系统配对成交。
林晓月记得前世深发展的股价走势——1991年上市开盘价为四十元,到1993年涨到一百二十元,两年间涨了三倍。但那是上市以后的价格。现在是1990年12月,深发展还未正式上市,柜台交易价格在二十五到三十元之间波动。
她想买一千股深发展。
按二十五元一股计算,一千股就是两万五千元。
她手里只有一万二千元,资金不足。
但林晓月有办法。
她从帆布包里又掏出一张纸,递了过去。
“这是我的认购凭证。”她说,“深发展,一千股,原始股,认购价一元。”
工作人员接过那张泛黄的凭证,仔细查看,又与旁边的同事低声交流了几句,最后点了点头。
“这张凭证可以兑换成流通股,按照当前市价折算。”工作人员说,“凭证上的一千股原始股,按市价二十八元一股折算,价值两万八千元。加上你存入的一万二千元现金,总资产四万元。你想如何作?”
林晓月深吸了一口气。
四万块。
留下的一千块原始股,加上她三个月摆摊赚的一万二千元,总共四万。
她要把全部身家,都押在这一只上。
“全部买入深发展。”她说,“凭证兑换后的一千股不动,剩下的用现金买入。”
工作人员计算了一下:“现金一万二千元,按市价二十八元一股,可以买入四百二十八股。加上你原有的一千股,一共一千四百二十八股。”
“成交。”
委托单递了进去。
林晓月站在柜台前,看着工作人员在后面忙碌,心里像有一面鼓在敲——咚咚咚,一声比一声急促。
前世,她从未做过如此重大的决定。
前世,她所有的人生选择都是被别人安排的。上什么学校,是白梦瑶安排的;嫁给谁,是陈浩家安排的;做什么工作,是生活所迫。她从未主动选择过任何一条路,只是在别人铺好的路上行走,走到坑里,掉下去,便爬不出来了。
但这一世,不一样了。
这一世,每一分钱都是她自己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她自己做的。
赚钱还是赔钱,成功还是失败,都由她自己承担。
这种感觉,很令人不安,却也很畅快。
“成交了。”工作人员将交易确认单递给她,“深发展,一千四百二十八股,成交均价二十七块八。总市值三万九千七百元。”
林晓月接过确认单,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
她没有欢呼,没有激动,甚至没有微笑。
她只是转过身,走出交易所的大门,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深圳的空气是甜的。
那是自由的味道。
回到北京以后,林晓月的生活恢复了“正常”——白天上课,晚上泡图书馆,周末坐火车回省城摆摊。
但“正常”只是表面现象。
真正的生活,在暗中进行。
她开始密切关注股市动态。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APP,甚至连报价的电视节目都很少见。她获取股市信息的渠道只有两个——报纸和交易所的公告。
她订阅了两份报纸:《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每期都仔细阅读,并且做笔记。她用一个大本子记录每只的每收盘价、成交量、涨跌幅,绘制K线图,分析趋势。
宿舍里的赵红梅有一次看到她画K线图,好奇地问:“你在画什么呢?抽象画吗?”
“嗯,”林晓月面不改色地说,“是抽象画。”
她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在。
并非不信任他人,而是觉得没有必要。在1990年,在大多数人眼里就是“投机倒把”,是不务正业。她不需要别人的理解,更不需要别人的质疑。
何雨晴倒是多看了她两眼,但什么也没问。这个上海女孩天生有种距离感,从不主动过问别人的事情。
林晓月乐得清静。
十二月底,深发展的股价涨到了三十一元。
她的持仓市值从三万九千元涨到了四万四千元,半个月的时间,账面盈利五千元。
五千元。
她摆摊三个月才赚了一万二千元,而在股市里,半个月就赚了五千元。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但林晓月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她知道股市的残酷——上涨时有多迅猛,下跌时就有多惨烈。她前世虽然没有炒过股,但读过无数关于股市的书籍,知道那些在牛市中赚钱的人,大部分在熊市里都会连本带利地吐回去。
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她要做的,不是短线炒作、赚取快钱,而是长期持有、价值。她选择深发展,并非因为它今天涨了明天还能涨,而是因为她知道——两年后它会翻三倍,五年后它会翻十倍。
她要的不是眼前的小利,而是五年后、十年后的大局。
1991年1月,寒假。
林晓月没有回县城过年。
她在省城租了一间小房子,又找吴德财谈了一笔生意。
“你要做批发?”吴德财靠在柜台上,吐出一个烟圈,眯着眼看她,“你不是摆摊卖零售吗?怎么又想做批发了?”
“零售和批发并不冲突。”林晓月说,“我帮你开拓的下游客户,现在有四个县城的散户,每个月的拿货量在五百件左右。但这是你自己在跟进,我没有从中抽成。现在我想自己做批发——我从你这里拿货,再加价卖给那些散户。”
吴德财想了想,把烟蒂掐灭在烟灰缸里:“你想赚差价?”
“对。”
“你就不怕我直接跟那些散户对接,把你这道中间商给省了?”
林晓月笑了。
“吴老板,您要是能做,早就做了。”她说,“那些散户在县城,您在省城,您做的是批发生意,一次最少一百件起批。散户每次拿货只有几十件,您懒得搭理他们,他们也嫌您门槛高。我正好可以在中间搭个桥——我从您这里拿大货,分拆成小批量卖给散户,您赚您的大钱,我赚我的小钱,散户也省了路费和时间。三方都受益,不是很好吗?”
吴德财盯着她看了半天,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丫头,脑子是怎么长的?”他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由衷的佩服,“才十八岁,比我活了四十年都想得明白。”
“那您是同意了?”
“同意了。”吴德财伸出手,“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货你从我这里拿,价格比散户价低百分之十五。但你得保证每个月至少从我这里拿八百件货,不然这个价格我给不了你。”
八百件。
林晓月在心里默算了一下。八百件货,平均成本按八块算,总货款是六千四百元。她手里的现金不够——大部分钱都投在了股市里。
“我需要赊账。”她说。
吴德财的笑容收敛了起来:“赊账?”
“第一批货,先赊一半。”林晓月说,“一个月内结清。如果结不清,我那块银元就归您了。”
吴德财沉默了几秒钟。
“你那块银元,”他慢吞吞地说,“我后来找人看过,市价至少值五百块。你拿它做抵押?”
“值多少不重要,”林晓月说,“重要的是您信不信我。”
吴德财看着她,看了很久。
最后他点了点头。
“行。”他说,“就冲你这份胆量,我信你一次。八百件货,你先拿去卖,一个月后结账。卖不完的可以退货,但不能把货弄脏弄坏。”
林晓月伸出手:“愉快。”
吴德财握住她的手,粗糙的大手包裹住她纤细的手指,用力地握了一下。
“林晓月,”他第一次叫她的全名,“你以后,肯定不是一般人。”
林晓月笑了笑,没有谦虚,也没有得意。
她知道自己不是一般人。
她是要成为首富的人。
寒假期间,林晓月一边跑批发业务,一边密切关注股市。
一月中旬,深发展的股价涨到了三十五元。
她的持仓市值从四万四千元涨到了五万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涨了六千元。
但她依然没有卖出。
她知道,真正的暴涨还没有开始。
一月底,她又从省城去了一趟深圳,用批发业务赚的钱追加购买了两千股深发展。
这一次,她没有用现金,而是采用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融资。
1991年的中国股市,尚未有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但“民间配资”已然存在。一些资金充裕的个体户,愿意借钱给股民,并收取高额利息。林晓月经深圳交易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认识了一位姓陈的配资老板。
“你要借多少?”陈老板四十多岁,留着板寸头,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看起来像个暴发户。
“两万。”林晓月回答。
“利息怎么算?”
“月息三分,借三个月。”
陈老板算了算:“月息三分,两万块,一个月利息六百,三个月就是一千八。你拿什么做抵押?”
“我手里现有的深发展,共三千四百二十八股,按市价三十五元一股算,市值十二万。”
陈老板的眼睛顿时亮了一下。
“你用十二万的做抵押,只借两万?”
“对。”
“这账怎么算都不亏啊。”陈老板挠了挠头,“你直接卖掉几百股不就有钱了?何必还要借钱呢?”
因为我不想卖。
林晓月在心里默念。
但她嘴上说的是:“我对这支有信心,不想减仓。”
陈老板看了她一眼,似乎在判断这个十八岁的女孩是真懂,还是只是运气好赶上了牛市。
“行,”陈老板最终点了头,“两万块,明天到账。三个月后还本付息,一共两万一千八。到时候要是还不上,你的就归我了。”
“成交。”
林晓月用借来的两万块,又买入了五百七十股深发展。
至此,她持有的深发展总数达到了四千股。
四千股。
按市价三十五元一股计算,总市值十四万。
而她的实际投入成本——留下的一千股原始股成本一千元,摆摊赚的一万二千元,加上批发业务赚的几千块,总共不到两万块。
不到两万块的成本,撬动了十四万的市值。
七倍的杠杆。
这就是金融的力量。
1991年2月,春节。
林晓月回县城过年。
她给父母买了不少东西——给母亲买了一件三百块的羊绒大衣,给父亲买了一双八十块的牛皮鞋,还为家里添置了一台一千二百块的十四寸彩色电视机。
林母看到那件羊绒大衣时,忍不住哭了。
“你哪来这么多钱?”她一边擦眼泪一边问。
“做生意赚的。”林晓月说。
她没有提的事。
林父坐在新电视机前,目睛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他不太会用遥控器,林晓月教了他三遍,他还是记不住哪个键是换台。
“没事,爸,”林晓月笑着说,“您就看这一个台,看完我帮您关。”
林父点了点头,目光始终没离开电视屏幕。
那天晚上,林晓月坐在院子里,仰望天上的星星。
县城没有雾霾,星星格外明亮,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空。她找到了北斗七星,找到了北极星,也找到了银河。
她想起前世,也是这样一个夜晚,她站在监狱的放风场上,望着同样的星空。那时她觉得星星很远,远到遥不可及,远到与她毫无关系。
现在她觉得星星很近,近到仿佛伸手就能摘下来。
不是星星变了。
是她变了。
春节过后,林晓月回到北京。
三月初,深发展股价突破了四十元。
她的四千股市值达到了十六万。
四月初,股价涨到了四十八元。
市值十九万。
四月中旬,她卖掉了第一批——一千股,成交价五十二元,获利五万二千元。她用这笔钱还清了陈老板的借款和利息,又用剩下的钱在省城租了一个小仓库,将服装批发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五月底,深发展股价涨到了六十五元。
她陆续卖出了两千股,套现十三万元。
剩下的最后一千股,她不打算卖了。
并非贪心,而是她知道——深发展的股价会涨到一百二十元。她要等到那一天。
手里有了十几万现金,林晓月开始规划下一步。
1991年6月,她在省城的西湖市场租下了第一个固定摊位。
这不再是摆地摊,而是一个正规的、有营业执照的固定摊位。
月租金一百五十元,位置在市场一楼入口处,人流量最大。
她雇了两个人——一个是她母亲,林母已从纺织厂辞职,专门帮她看摊子;另一个是张小明——那个她辅导过的男孩,今年高考成绩不错,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课余时间来打工。
摊位的名字叫“晓月女装”。
这是林晓月名下第一个正式注册的生意。
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
因为这意味着,她从一个摆地摊的小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个体户。
而个体户,在1991年,是一个新时代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