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木床板。头顶是一张上铺的床板，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上面还贴着一张发黄的周慧敏海报。

刘建国愣住了。

他撑着胳膊坐起来，脑袋昏沉沉的，像宿醉了一夜。不对，他真的宿醉了——嘴里还残留着那种劣质白酒的涩味，胃里也翻江倒海的不舒服。

但这里不是出租屋。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水泥地上，亮得晃眼。窗台上放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泡着两双白手套，水已经凉透了。墙角立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空气里有洗衣粉的味道，还有柴油的味道，闻着闻着，他鼻子忽然一酸——这是八十年代的味道，是厂子里的味道。

这地方，他认识。

这是国营县机械厂的职工宿舍。

他二十岁那年住的宿舍。

“建国，你他妈醒了？”对面铺上探出一个脑袋来，是工友张大军，嘴里叼着一烟，眯着眼看他，“昨晚又喝多了？老李那两瓶地瓜烧，你可没少灌。”

刘建国张了张嘴，喉咙得像锯末，发不出声音。

“行了行了，别说他了。”另一个工友陈小勇从上铺跳下来，光着膀子翻了翻桌上的搪瓷缸子，倒了一杯水递过来，“喝点水，今儿个厂里放假，你接着睡吧。”

刘建国接过水杯，突然像是被雷劈了一样——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双手，没有老年斑，没有裂的纹路，手指粗壮有力，指甲缝里嵌着一圈黑色的机油。

这是年轻的手。

是他的手。

他猛然抬起头，目光像疯了一样在屋子里乱扫。

挂历。墙上的挂历。

一抬头，就看到了。

1985年10月1。

红色的数字，印在一张胖娃娃抱着鲤鱼的画上，左上角写着“恭贺国庆”，右下角写着“红星印刷厂印制”。

刘建国的手开始发抖，水杯里的水晃了出来，洒在被子上。他没有理会，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期。

1985年10月1。

他记得这一天。

这一天，是他第一次见到王雨菲的子。

“建、建国？”张大军被他的样子吓着了，“你咋了？见鬼了？”

刘建国没有回答。他慢慢抬起右手，摸到自己大腿内侧的嫩肉上，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拧了一把。

疼。

钻心的疼，从大腿直窜到天灵盖，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不是梦。

不是做梦。

“哎哟我，你嘛呢？”陈小勇被他这举动吓了一跳，凑过来看，“你这人有病吧？”

刘建国没搭理他，两只手撑着床沿，慢慢站了起来。腿有点软，但站得稳。他低头看自己的脚——穿着一双绿色的塑料拖鞋，脚趾头净净的，没有老茧，没有灰指甲。

他走到窗户边，推开窗户，初秋的风灌进来，带着一丝凉意，还有外面田埂上稻子收割后的秸秆味。

院子里有人在洗衣服，有人蹲在地上吃面条，远处传来广播体的音乐声，高音喇叭在播天气预报：“……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气温十四到二十六摄氏度……”

1985年。

他真的回到了1985年。

他活了，重新活了。

“建国？你没事吧？”张大军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是不是昨晚那个地瓜烧有问题？要不我陪你去卫生所看看？”

刘建国转过头看着张大军。

张大军，三十多年后他在酒桌上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人，那会儿张大军已经是个秃顶的老头了，带着孙子在广场上放风筝。他喊了一声“大军”，张大军认了他好一会儿。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张大军，浓眉大眼，头发又黑又密，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工装，正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刘建国忽然笑了。

不，不是笑，是哭。眼泪毫无征兆地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止都止不住。

“哎？建国！你咋哭了？”张大军慌了，“你到底咋了？”

“没什么。”刘建国用袖子擦了擦脸，声音还是哑的，但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大军，我问你件事。”

“你说。”

“今天是不是国庆节？”

“是啊。”

“厂里放假了？”

“放了，放三天呢。你不是说要回老家看你姐吗？又忘了？”张大军狐疑地看着他，“我说你今儿个是真的不对劲啊。”

刘建国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

“我不回去了。”他说，“我今天有事。”

“什么事？”

刘建国没回答。

他转过身，走到床边，弯腰从那辆二八大杠旁边的帆布包里翻出一件净的白色衬衣——那是他姐上个月给他做的，他嫌不好看，一直压在包里没穿。

现在，他拿出来，抖了抖，穿上了。

然后从床底下翻出那双一直舍不得穿的黑布鞋，套在脚上。

张大军和陈小勇面面相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刘建国对着窗户玻璃照了照自己：二十岁的小伙子，一米七八的个头，浓眉大眼，国字脸，腰杆笔直。除了眼下有点乌青、嘴角有点裂之外——这是昨晚宿醉的后遗症。

他伸手理了理头发，转过身，大步流星地朝门外走去。

“建国！你去哪？”陈小勇在后面喊。

“去大路上。”刘建国的声音从走廊里传回来，带着一种他们从没听过的坚定，“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张大军挠了挠头，“大国庆节的，不去走亲戚，去大路上溜达溜达？这人脑子是不是让酒烧坏了？”

陈小勇爬到上铺，探出脑袋往窗外看了一眼，看到刘建国骑上那辆二八大杠，风风火火地出了厂大门。

“他骑车的方向……好像是去大路那边。”陈小勇嘟囔了一句，“大路上有啥好看的？”

有啥好看的？

刘建国骑着车，蹬得飞快。

路两边是秋天的田野，刚收完水稻的田里剩着金黄的稻茬，偶尔有几只白鹭落在田里啄食。远处有人赶着一群鹅，鹅群摇摇摆摆地走在田埂上，嘎嘎叫着。空气里是泥土翻过的味道，是成熟的庄稼的味道，是——他也说不上来——是活着的感觉。

他骑得越快，风就越大，吹得他的白衬衣猎猎作响。

他其实不急着去那条大路。

因为他知道准确的时间。

1985年10月1这天，他是先回了一趟姐姐家，吃了午饭，下午两点多才骑车往回走。在回厂的路上，经过那条大路的时候，他遇见了王雨菲。

也就是说，现在才早上八点多，距离那个时间点，还有差不多六个小时。

但他还是骑得飞快。

因为他等不了了。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天爷跟他开的一个玩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恩赐收回去。他要早点到那条路上等着，哪怕是等上一天、两天、三天，他都要站在那里，等着她来。

这条路他太熟悉了。

从厂里出来，经过一座小石桥，拐过一片小树林，再骑十五分钟，就到那条大路了。大路两边种着两排白杨树，秋天的时候叶子开始发黄，风一吹哗啦啦地响。路的那一头通往县城，这一头连着国道。

前世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王雨菲的。

那天他刚在姐姐家吃了一肚子饺子，打着饱嗝骑车回来，路过这条路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个姑娘走过来。

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秋天的阳光把她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色，她梳着马尾辫，额前有几缕碎发被风吹起来。上身一件蓝色的外套，下身一条米白色的裤子，脚上一双白球鞋。皮肤白得发光，不是那种病态的白，是像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白里透着一层淡淡的粉。

她走过来的时候，两只手在外套口袋里，步子不快不慢，眼睛看着前方，嘴唇微微抿着。

他当时就傻了。

不是夸张，是真的傻了。嘴巴张着合不拢，眼睛瞪得像铜铃，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

她就那么跟他擦肩而过，一眼都没看他。他后来跟工友描述那姑娘的长相，说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反正就是好看，我说不上来。”

工友笑他没出息。

他不在乎。

从那天起，他就像着了魔一样，想方设法往师傅家跑——因为他后来打听到了，那个姑娘是师傅的大女儿，叫王雨菲，在县一中读高三。

在师傅家挑水、扫院子、帮忙搬东西，得比谁都勤快。冬天的时候下大雪，他天不亮就去师傅家扫房顶的雪，师傅说“不用不用”，他说“闲着也是闲着”。下了班就去师傅家打转，有时候赶上饭点，师娘留他吃饭，他也不客气，坐下就吃，吃完把碗一推，又跑去跟雨菲说话。

雨菲刚开始不怎么搭理他。

他长得不丑，但也不帅，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工人，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雨菲是高中生，长得又好看，追她的人能从县一中排到火车站。她凭什么看上他？

可他就是不死心。

雨菲高中毕业进了厂，他就天天找各种理由去他们车间串门。雨菲上夜班，师傅让家里的大黑狗黑子接送，他就跟在黑子后面，黑子走他也走，黑子停他也停。时间长了，连黑子都知道他在后面跟着，有时候回头看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你又来了？”

后来雨菲终于被打动了。

她嫁给他那天，师父师娘气得三天没跟她说话，同学写了好几封信劝她再想想，可她就是铁了心。

新婚之夜，她穿着红裙子坐在床边，低着头，脸红得像苹果。

他说：“我这辈子会对你好。”

她抬起头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说：“我信你。”

他没有做到。

他一件都没做到。

现在，他的白衬衣被风吹得鼓起来，骑车的腿蹬得发酸，鼻尖上全是汗，可他一点都感觉不到累。他把自行车骑得像要飞起来一样，路过小石桥的时候，桥下的小河还在哗哗地流，河边的柳树已经黄了大半，有一群鸭子在河里扎猛子。

他过了桥，拐过小树林，把车停在路边一棵大槐树下，支好。

然后他看了看手表——八点四十二分。

还有差不多六个小时。

他走到路上，找了一块净的石头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

烟味钻进喉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前世这个时候，他已经学会抽烟两年了，一天两包，雷打不动。后来得了糖尿病，医生让他戒烟，他说不抽烟不如去死。一直抽到死的那天晚上，床头还放着大半包没抽完的红塔山。

这辈子，他得戒了。

他把手里这烟抽完，把烟头摁灭在地上，揣进口袋。

然后抬起头，看着远处那条弯弯曲曲的路，等着那个姑娘出现。

秋天的太阳慢慢升起来，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

他等啊等，等了不知道多久，感觉时间像是被拉长了。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赶着牛车的老汉，有挑着担子去镇上卖菜的大婶，有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夫妻。

都不是她。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馒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揣在身上的，硬邦邦的，啃了两口，又喝了一点水壶里的凉白开。

太阳从东边挪到了正头顶，又从正头顶慢慢往西边斜。

下午两点十五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整理了一下白衬衣的领子，把黑布鞋上的灰抖了抖。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看向路的尽头。

白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

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人。

远远的，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马尾辫，蓝色外套。

他的手开始抖。

那个人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给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光，像一幅画，像一场梦，像老天爷送给他的一个天大的礼物。

刘建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的手在发抖，腿在发抖，嘴唇在发抖，连呼吸都在发抖。

二十四岁的王雨菲。

梳着马尾辫，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来，蓝色的的确良外套，米白色的长裤，白球鞋，两只手在口袋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那么不紧不慢地走来。

皮肤白得发光，五官精致得像画出来的，一双杏眼又大又亮。

她比记忆中还要好看。

好看一百倍。

不，一千倍。

她走过来了。

刘建国张了张嘴，想说话，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她越来越近，十米，五米，三米。

前世，他们擦肩而过，她看都没看他一眼。他在原地站了很久，傻了整整半个小时，才骑上车回去。后来他打听了一个多礼拜，才知道她是谁。

但这辈子，他不想这样了。

“你好。”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条安静的大路上，清晰得像一滴水落在玻璃上。

她脚步微微一顿。

她偏过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瞬间，刘建国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人狠狠攥了一下。

二十四岁的王雨菲，十九岁的王雨菲，未来的他的妻子，他两个女儿的母亲，那个被他辜负了一辈子的女人——正看着他。

“你好。”她微微点了点头，声音不大，带着一点疑惑。她不认识他。

“我叫刘建国。”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站得笔直，像一个士兵在向长官报告，“在县机械厂上班。”

她微微皱眉，看了他一眼，眼睛里有一丝警惕——在八十年代的小县城，一个陌生男人在大路上拦住你自报家门，这确实不太正常。

“哦。”她说，然后打算继续往前走。

“你别误会。”他连忙说，声音有点发颤，“我就是……就是看到你，想跟你说句话。”

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歪了歪头。

那个动作，他记了几十年。

“你想跟我说什么？”她问。

刘建国张着嘴，脑子里一片空白。

说什么？他准备了六个小时，可此时此刻，面对面看着这张年轻的脸，他脑子里什么都没了。

千言万语堵在口，堵在嗓子眼，堵在他的每一次呼吸里。

他想说：雨菲，我是你未来的丈夫。

他想说：雨菲，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一辈子。

他想说：雨菲，你看看我，上辈子你嫁给我吃了那么多苦，这辈子我重新来还你。

他什么都没说出来。

因为——这是1985年，王雨菲才十九岁，还不认识他。他还是个陌生人。她说的话都对，语气也冷静，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她说完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好像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但也没再多想。

刘建国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

马尾辫一晃一晃的，蓝色的外套在秋天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好看。

他看着她走了很远很远，远到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蓝色点。

她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白杨树的叶子还在哗啦啦地响。

刘建国蹲了下来。

他把脸埋进双手里，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无声无息。

这一次，不是因为悲伤。

是因为他终于又见到她了。

是因为这一次，他有时间了。二十八年的时间，从头来过的二十八年。

他有时间做一个好丈夫，有时间看着女儿们长大，有时间把前世欠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还给她。

他在路边蹲了很久，直到阳光从金色变成了橘红色，才慢慢站起来。

他推着自行车往回走。

走到小石桥的时候，桥上站着一个钓鱼的老头，看了他一眼，问：“小伙子，咋哭了？”

刘建国擦了擦脸，笑了。

“没有。”他说，“就是高兴。”

老头摇了摇头，心想这年轻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

刘建国跨上自行车，踩着脚踏板，迎着夕阳往回骑。

天边烧起了晚霞，红得像火，把整条路都染成了橘红色。田野里的稻茬在夕阳下闪着金色的光，远处的村庄升起了一缕缕炊烟。

他知道，从这里开始，一切都不同了。

不，不是在这里。

从凌晨两点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一切就注定不同了。

他用这辈子都还不完的亏欠，换来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王雨菲，这辈子，换我来疼你。

不是说说而已的那种。

是拿命来疼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