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电影散场后的那一晚,刘建国失眠了。
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那种失眠,是本就不想睡。他躺在被窝里,把右手举在眼前,借着月光翻来覆去地看。那五手指,那一整片手掌,都还残留着雨菲手心的温度。他把手握成拳,又松开,再握成拳,像是在确认那不是一场梦。
张大军早就在上铺打起了呼噜,鼾声忽高忽低,像一首跑调的催眠曲。陈小勇不知道在梦里遇到了什么好事,嘿嘿笑了两声,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
刘建国把手放回被窝里,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电影院里那些细碎的片段——银幕上的光忽明忽暗,雨菲的侧脸在光影中安静得像一幅画,她的手从扶手上慢慢移过来,小指碰到小指时那一瞬间的电流,后来整只手覆上来时的温热和微微的汗湿。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嘴角压都压不下去。
第二天是星期天。
刘建国难得睡了個懒觉——七点才起床,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他洗漱完,去食堂打了碗稀饭、两个馒头,坐在角落里慢慢吃。食堂里的人不多,星期天大家都起得晚,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人,有的在吃早饭,有的在等午饭。
张大军端着一碗面条坐过来,眼睛下面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你怎么了?”刘建国看了他一眼,“昨晚没睡好?”
“你说呢?”张大军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半夜翻来覆去的,翻得床板吱呀吱呀响,我在上铺被你晃得像坐船一样。你是不是在梦里练游泳呢?”
刘建国不好意思地笑了:“对不起啊,我下次注意。”
“下次?”张大军咬着面条含糊不清地说,“下次你再这样,我把你绑起来扔走廊上去。”
吃过早饭,刘建国去了车间。
星期天车间里没人,安静得能听见墙角蜘蛛在织网的声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空气中的灰尘照得像金色的星星,一粒一粒地在光柱里飘浮。他走到自己那台车床前,打开工具箱,把里面的工具一件一件拿出来,用棉纱擦拭净,再一件一件放回去。擦完了自己的,又去擦旁边那台没人用的铣床。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车间活——今天是休息,没人要求他来。但他觉得闲不住,一闲下来就老想东想西,想雨菲,想那封信,想电影院里的那只手。想多了心就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就什么事都不好。
活能让心静。
他擦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机器,把车间里自己能摸到的设备都擦了一遍。棉纱用掉了好几块,手上沾满了黑色的油污,指甲缝里嵌着一圈洗不掉的脏。他在水池边用洗衣皂搓了好几遍,才把手洗净。
刚擦完手,车间门口传来脚步声。
陆师傅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工具包,走了进来。
“建国?你怎么在这儿?”陆师傅明显有些意外,“不是休息吗?”
“闲着也是闲着,过来擦擦机器。”刘建国把棉纱扔进废料桶里,“陆师傅,您怎么来了?”
“有个活儿急着要,赶一下。”陆师傅走到一台镗床前,打开工具包,从里面拿出一张图纸摊开看了看。他的动作不像平时那么利索,弯腰的时候右手撑着腰,眉头皱了一下。
刘建国注意到了。
“陆师傅,您的腰又犯了?”
“老毛病了,不碍事。”陆师傅摆摆手,但眉头又皱了一下。
“什么活儿?我来。”刘建国走过去,站在镗床旁边,“您在旁边指挥就行,动手的事我来。”
陆师傅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把图纸递给他:“一个轴承座,镗孔,精度要求高,你行不行?”
刘建国接过图纸,仔细看了一遍。图纸上标注的公差是H7,精度要求确实不低,但也不是他不了的。这几天陆师傅教他的东西里,就有镗孔的精加工技巧。
“我试试,您看着。”
他换上工装,检查了镗床的润滑情况,把工件夹紧找正,调整好镗刀的位置,开始进刀。切削液浇在工件上,吱吱地响,铁屑一圈一圈地卷起来,落在地上。他得很慢,每进一刀都要停下来用内径量表量一下尺寸,确认没问题了再进下一刀。
陆师傅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地看着。
最后一刀走完,刘建国拆下工件,用棉纱擦净,递给陆师傅。
陆师傅接过去,用内径千分尺量了一下,又看了看粗糙度,把工件放在工作台上,点了点头。
“行了。”
就两个字,但刘建国听出了这两个字里包含的东西——不只是“这件活儿完了”的意思,还有“你得不错”的意思。
“陆师傅,您腰不好就别硬撑了,以后有什么急活您喊我就行,我反正住得近。”刘建国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
陆师傅没接这个话,而是问了一句:“昨天的电影好看吗?”
刘建国的手顿了一下,耳朵尖又开始泛红了。
“还行。”他说。
“还行?”陆师傅嘴角弯了弯,难得地开了一句玩笑,“那你怎么回来的路上骑车骑到沟里去了?”
“没、没骑到沟里啊?”刘建国一愣。
“大军说的,说你差点骑到路边的水渠里去。”
刘建国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想起来了——回去的路上,他确实有那么一会儿走神了,车龙头歪了一下,张大军在旁边喊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没想到这个细节被张大军记下来还跟陆师傅说了。
“那不是骑到沟里,就是晃了一下。”他小声辩解。
陆师傅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把工具包装好,拍了拍刘建国的肩膀。
“建国,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你师娘的一个表妹,在县城开了一家小百货店,最近想找个靠得住的帮手,帮忙看店、搬货、跑跑腿。你要是周末有空,可以去试试。不算正式的活儿,但一个月也能多个十几二十块的收入。”
刘建国愣住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活儿”的事情。师娘的表妹,那是师娘的亲戚。师娘愿意让他去帮忙,说明师娘在心里已经把他当成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了。这在人际关系盘错节的小县城里,意义远远大于那十几二十块钱。
“陆师傅,谢谢您和师娘。”他说,“我去。星期天行吗?”
“行,到时候让你师娘带你去认认门。”
从车间出来,刘建国的脚步轻快了许多。不是因为那每月多出来的十几块钱,而是因为师娘对他的态度——那道他一直小心翼翼想要翻越的防线,终于开始松动了。
十月二十八号,星期一,夜校上课。
周老师今天发了两件事:第一,上周的作业批完了,全班只有三个人的作业得了“优”,其他大部分是“中”或“良”,有四个人得了“差”,要重写。第二,下周要进行第一次单元测验,内容是前两周讲的所有知识点,成绩会记入期末总评。
刘建国得了“优”。他翻开自己的作业本,看到周老师在最后一页用红笔写了一个大大的“优”字,旁边还加了四个字:“继续努力。”
四个字,比任何表扬都让他觉得踏实。
张大军得了“中”。他拿着作业本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脸上的表情从担忧变成了惊讶,从惊讶变成了得意——“我的天,我竟然得了‘中’!我刘建国辅导了两天就从‘差’变成‘中’了!建国,你这辅导水平可以啊!”
“是你自己用功了。”刘建国说。这是实话——张大军这几天确实在认真看他的作业本,有时候还追着他问问题,虽然问的都不算难,但态度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
“那下周的测验怎么办?”张大军一想到要考试,脸上的得意又垮了下来,“我肯定不及格。”
“从今天开始,每天下课后我帮你补半小时。”刘建国翻开课本,“你把不懂的地方标出来,我一个一个给你讲。”
“建国,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张大军一把抓住他的手,感动得差点跪下。
“滚。”刘建国把手抽回来,但嘴角是弯的。
十月三十号,星期三。
刘建国收到了雨菲的第二封信。
这次不是寄到厂里的,是雨菲让陆师傅转交的。陆师傅早上把信递给他时,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像是在说“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掺和”,又像是在说“我闺女给你写信了你小子可别得意忘形”。
信封上写的还是“刘建国同志收”,但字迹比上一封更随意了一些,不是更潦草,而是少了那种刻意的工整,多了几分自然的流畅。他拆开信,在车间的角落里,借着窗外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刘建国同志:你好。上周六的电影很好看,谢谢你的瓜子和酥糖,大军哥也很风趣。回到学校后我跟同学说起你,她们都很好奇,问你是不是我对象。我说不是,只是普通朋友。但她们不信,说‘普通朋友谁会从厂里骑车四十分钟来请你看电影’?我也没法解释,就随她们去了。你不会介意吧?”
刘建国读到这儿,笑了一下。他怎么可能会介意?他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在追她。
“我爸在电话里跟我说,你周末又去车间加班了,还帮我爸了一个急活。我妈说她表姐的百货店你答应去帮忙了,她觉得你现在‘像個大人的样子了’。我跟她说你本来就挺成熟的,她说我以前看人不准,现在好像准了一回。”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刘建国读了两次。
“她说我以前看人不准,现在好像准了一回。”
这句话里藏着太多的信息。师娘说“以前看人不太准”,那是在说她以前对刘建国的印象不好,觉得他不是个靠谱的人。而现在她觉得“准了一回”,说明她对刘建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本性的转变——
这个转变,比他预想的来得快得多。
他继续往下读。
“这周我们学校期中考试,我考得还可以,数学和语文都是班里前几名,英语差一些。你在夜校也要考试了吧?我听说你数学作业得了优,真厉害。你的字也比以前好看了,上一封信我特意看了一下你的笔迹,虽然还称不上漂亮,但比你以前写的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强多了。继续练啊,下次我要看到你写一封完整的信给我,不许找人代笔。——你的朋友,王雨菲。1985年10月28。”
刘建国把信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贴近心脏的位置。
她说下次他要写一封完整的信给她,不许找人代笔。
好,他写。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到空白页,掏出钢笔,拧开笔帽,想了想,在第一行写下:
“雨菲同志:你好。”
写完之后他又把“雨菲同志”四个字看了一会儿,划掉,在旁边重新写了一遍——
“雨菲:你好。”
“同志”去掉,只剩下名字,中间没有任何称呼。这在1985年,在男女之间的通信里,已经是一个相当亲密的距离了。
他写得很慢,差不多一个字要停下想一会儿。他不确定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不像那些会写情书的人一样能洋洋洒洒写好几页。他知道自己笨,嘴笨,笔也笨,不会拐弯抹角地说那些漂亮话。
可他想,也许笨有笨的好处。
漂亮话谁都会说,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谁都能给的。
他在信里写了这几天的生活:上班、学技术、上夜校、帮陆师傅了个急活、答应去师娘表妹的百货店帮忙、夜校作业得了“优”、下周要单元测验。写得巴巴的,没什么文采,但每件事都是真的,每件事都和他要变成的那个“更好的人”有关。
最后他写了一句:“我会继续练字,争取下次写得更工整一些。你不用急着回信,学习要紧。周末如果回来,我请你吃面。我知道镇上有一家面馆,肉丝面做得好,比县城的好吃。——刘建国,1985年10月30。”
他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还是太巴了,但也实在写不出更花哨的话。就这样吧,实实在在的,比她那些女同学收到的华丽情书可能差远了,但这就是他。他现在能给的,就是这些笨拙的、真实的、一天一天积攒起来的东西。
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写上“县一中高三(二)班王雨菲收”,贴上邮票,打算等下课后去镇上寄。
夜校的数学课,周老师讲的是二元一次方程组。
刘建国听得很认真,每一个例题都跟着算,算完了还要验算一遍。张大军在旁边咬着笔头,眉头皱成一团,像是在跟一道题拼命。刘建国侧头看了一眼,发现他在解方程组的时候把两个方程直接加减错了,便悄悄地在他草稿纸上写了一个提示:“先把两边的项对齐,再消元。”
张大军看了提示,茅塞顿开,刷刷刷地重新算了一遍,这次对了。他激动地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笑脸,旁边写着“建国万岁”。
刘建国哭笑不得。
下课后,他去邮局寄了信。邮局已经快关门了,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正要收拾东西下班,看到有人进来,不耐烦地说:“快点快点,要关门了。”
刘建国把信递过去,工作人员看了一眼地址,“啪”地盖了个邮戳,扔进邮袋里。
从邮局出来,夜风吹在脸上,有些冷。深秋的夜晚,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把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他骑上车往回走,路过那条大路的时候,放慢了速度。
白杨树的叶子掉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夜空,像无数只枯的手指。月光从树枝间漏下来,洒在地上,斑斑驳驳的。
他停下车,站在路边,点了一烟。
吸了一口,又掐灭了。
他在戒。但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不是馋那一口烟,是心里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需要用一种方式来消化。前世他用酒,这辈子他不想再用那个方式了。烟虽然也不好,但总要一步步来。
他把掐灭的烟头揣进口袋,重新骑上车。
下一次见面,大概要等到十一月中旬了。雨菲期中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周末,她说应该能回来。
还有大概两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里,他要做的事情:单元测验考好、百货店的活好、字再练好一点、技术再多学一点。
每一样都比前世多那么一点,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刘建国。
他把车蹬得飞快,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
厂区的灯光在远处亮着,星星点点的,像是在对他说——
回来吧,这里有人在等你。
不是现在,但在不久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