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们亚洲 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 河像热血流

我们亚洲 树都连

我们亚洲 云也手握手

……”

1990年，整个北京都在说同一件事：亚运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蹬板儿的师傅、胡同口卖西瓜的大妈，嘴里都能哼两句“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

胡同口写上了“团结、友谊、进步”六个大字。居委会的大妈挨家挨户发传单，号召中小学生当“小小志愿者”，在路口做文明引导。那个举着金牌奔跑的熊猫，在亚运会前100天就开始“跑”进胡同了。民族文化宫门前，有人扮成盼盼发宣传单，孩子们挤着去领，领回来贴在自家冰箱上、糊在课本扉页上。胡同里的老太太不一定分得清亚运会和奥运会，但都知道“那个熊猫叫盼盼，盼着咱中国好”。

晓东报了名，雨桐也报了名。

发制服那天，雨桐把白衬衫叠了三遍才装进书包。那是崭新的衬衫，领口挺括，衣角还带着折叠的印痕。她长这么大，没穿过这么新的衣服。

“好看吗？”她站在镜子前，小声问。

把她的衣领翻好，又退后两步端详，眼眶忽然湿了。

“好看，”说，“像你妈妈。”

雨桐低头摸了摸前别着的亚运会徽章，没有说话。

胡同口的文明引导岗设在公交站旁，每天下午放学后值两个小时班。晓东和雨桐分在一个组，任务是引导行人走斑马线、帮老人过马路、给问路的人指方向。

第一天上岗，雨桐紧张得攥紧了手里的文明旗。旗面是三角的，红底黄字，印着“北京欢迎您”。她把它举得直直的，胳膊酸了也不敢放。

“你不用一直举着，”晓东说，“歇会儿。”

“不行，”雨桐认真地摇头，“居委会阿姨说，旗子要一直举着，外国友人看见了才知道我们是志愿者。”

“外国友人还没来呢。”

“那也要举着。”

晓东拿她没办法，只好由她去。

半小时后，外国友人真的来了。

那是个高鼻深目的中年男人，背着大大的摄影包，站在站牌前茫然四顾。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纸条，又抬头看了看路牌，眉头越皱越紧。

雨桐的呼吸都停了。

她看见那个男人朝他们走过来，他弯下腰，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

“Excuse me, where is the Workers’ Stadium?”

雨桐张了张嘴，喉咙像被堵住一样，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她学过的英语只有“Good morning”“How are you”“Fine, thank you”，没有工人体育场。

男人的表情开始困惑。

雨桐急得快哭了。

就在这时，晓东从她手里抽走文明旗，在地上比划起来。他画了一条横线代表长安街，又画了一条竖线，在交叉点重重一点。

“Here,”他说，“We are here.”

他又在竖线北边画了一个圈。

“Workers’ Stadium, here. Go straight, turn left.”

男人低头看着地上那幅歪歪扭扭的地图，忽然笑了。

“Chinese children, very good!”他竖起大拇指，又用蹩脚的中文加了一句，“谢谢。”

晓东绷着脸点点头，一副“这没什么”的表情。直到男人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他才长长吐出一口气，蹲在地上擦汗。

“吓死了，”他小声说，“下辈子一定好好学英语。”

雨桐看着他，忍不住笑了。

“你画得挺好的，”她说，“那个叔叔看懂了。”

“那是他聪明。”晓东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粉笔灰，“我的英语就会那几句。”

“够了，”雨桐说，“够用了。”

晓东看了她一眼，没有反驳。

从那以后，雨桐每天上学都带着英语课本。她把单词抄在小卡片上，装在书包侧兜里，等公交车的时候背，排队打水的时候背，连睡觉前都要默念一遍。

“你今天背了第几课？”晓东问。

“第八课，”雨桐头也不抬，手指点着书页，“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encil……”

“你背这些什么？考试又不考。”

雨桐沉默了一会儿。

“万一再来外国友人呢，”她说，“万一他问的不是体育场呢。”

晓东看着她。

“你想当翻译？”

“不知道，”雨桐说，“就是觉得，会多一点……多一点办法。”

晓东没再问。第二天，他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英语九百句》，旧书，书脊都散了，用牛皮纸包着。

“一起学，”他把书放在雨桐桌上，“一个人背没意思。”

1990年9月22，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

晚上，居委会在院子里架起黑白电视机，全院人都搬着小板凳来看。王大爷早早占了好位置，李婶端来一盆煮花生，后院的小张师傅买了瓶北冰洋，喝一口，传给旁边的人喝一口。

雨桐和晓东挤在最前面，膝盖抵着膝盖。

当火炬手高举火炬跑进体育场时，院子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

“中国！中国！中国！”

王大爷老泪纵横，不住地用袖子擦眼睛：“我活了六十八，没想到还能在中国看见亚洲运动会……”

雨桐听不懂这些话的分量，但她知道这是大事。她扭头看晓东，发现他也眼眶红红的，举着拳头，跟着大家一起喊“中国”。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原来大人也会激动，也会哭，也会像孩子一样喊叫。

烟花是在运动员入场时放的。

电视屏幕上，五彩斑斓的火树银花绽开在体育场上空。院子里，孩子们仰着头，对着天空发出“哇”的惊叹——虽然北京的夜空什么也没有，但他们仿佛真的看见了焰火。

“好看吗？”晓东问。

“好看。”雨桐说。

“以后还会更好看。”晓东看着电视，“老师说，2000年咱们国家会更强。”

2000年。雨桐在心里默默数了数，那还要等十年。

十年好长，长得像一辈子。

但此刻，在九月的夜风里，在老老少少的欢笑声中，十年好像也没那么远了。

她悄悄看了一眼身边的男孩，又低下头去。

很久以后，雨桐才知道，1990年亚运会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这一年，北京城不大，北四环还是庄稼地，很多人一辈子没进过工人体育场，但他们擦亮了自家的窗户，挂上了红旗，把硬币摞整齐，把歌学会了。

亚运会像一扇窗，让世界看见了北京，也让北京看见了世界。

而她和晓东，只是那个夏天里，两个举着文明旗的小孩。

渺小，认真，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