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992年冬，林建国下岗了。

消息是晓东放学回家时知道的。他推开院门，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门槛上，脚边是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母亲不在，屋里黑着灯。

“爸？”

林建国抬起头，眼白布满血丝，嘴唇裂起皮，像生了一场大病。但他的声音很平静：“放学了？饿不饿？你妈一会儿就回来做饭。”

“爸，”晓东指着编织袋，“这是什么？”

林建国沉默了很久。

“你爸下岗了，”他最终说，“厂里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工人‘内退’，每月给六十块生活费。”

晓东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十二岁的他还不太懂“下岗”的全部含义，但他知道父亲这半年来很少笑，知道母亲偷偷把存折藏在床板底下，知道饭桌上的肉越来越少了。

“这个呢？”他又问，指了指编织袋。

林建国拉开拉链。

里面是各种小商品：袜子、手套、发卡、钥匙扣、塑料梳子、搪瓷杯……满满当当塞了一袋子。

“从夜市进的货，”林建国说，“明天开始，你爸是个体户了。”

他试图笑一下，嘴角只牵出一个苦涩的弧度。

那天夜里，晓东听见父母在帘子那边的低声交谈。

“秀珍，我对不住你，”林建国的声音沙哑，“说好让你过好子，结果……”

“说什么呢！”王秀珍打断他，“当年在湖南那么苦都过来了，现在怕什么？不就是摆摊吗，又不是没手没脚。”

“可是……”

“可是什么？我明天跟厂里请个假，陪你去。两个人吆喝总比一个人强。”

“你厂里的事……”

“请一天假扣两块钱，咱们卖几双袜子就赚回来了。”

帘子那边安静了很久。晓东以为他们睡了，正要翻身，又听见父亲的声音。

“秀珍，晓东这孩子懂事。我今天在门口坐了一下午，他回来什么都没问，就去写作业了。写完作业还帮我把货按大小码了一遍。”

“他随你。”

“随我？我有什么好的。”

“随你扛得住事。”王秀珍说，“男人不怕穷，就怕扛不住事。他能扛，像你。”

第二天放学，晓东没有直接回家。

他背着书包，穿过两条胡同，找到了父亲说的那个夜市。

天还没有全黑，摊位已经陆陆续续摆出来了。卖羊肉串的支起铁皮炉子，卖衣服的挂起塑料模特，卖磁带的大声放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他挤在人群中，从东头走到西头，终于在最角落的位置看见了父亲。

父亲站在摊位后，穿着那件洗褪色的蓝棉袄，手里捏着几双袜子。母亲在旁边，正对一个大妈介绍着什么。

“这是纯棉的，您摸摸，软和。五块钱三双，比商场便宜一半还多……”

大妈挑了半天，最后买了三双。

父亲笨拙地收钱、找零，把硬币一枚一枚数进那个旧铁盒里。灯光下，他两鬓的白发格外扎眼。

晓东站在暗处，看了很久。

他想起五岁那年，父亲刚返城，背着他穿过北京站的人，指着远处的天安门说：“晓东，以后咱们就在这儿过子了。”

他想起七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前门看灯，把他架在脖子上，一走就是两站地。

他想起九岁那年，父亲送他那套绘图工具，说“工具不在新旧，在于用的人”。

他想起很多很多。

然后他转身，跑回家。

存钱罐是只陶瓷猪，还是他七岁生时雨桐送的。他从床底下翻出来，摇了摇，沉甸甸的。硬币倒出来，哗啦啦铺了一桌——一分、两分、五分，一角、两角、五角，最大面额是一块。他数了三遍。

十三块六毛。

他又跑出去，敲开西厢的门。

“雨桐，帮我个忙。”

晚饭时，晓东把十五块钱放在桌上。

“爸，这是我同学想买的。他爸是开小卖部的，说你的货质量好，想长期要。”

林建国愣住了：“什么同学？”

“就是……同学。”晓东低头扒饭，筷子夹菜夹了三回没夹起来。

王秀珍和林建国对视一眼。

“哪个同学？叫什么？”林建国问。

“说了你也不认识。”

“哪个小卖部？”

晓东不说话了。

雨桐在旁边小声开口：“林叔叔，是我们胡同口的利民小卖部。王叔叔说让先拿十五块钱的货试试，卖得好以后还要。”

林建国看着两个孩子，看着那叠叠得整整齐齐的零钱，眼眶慢慢红了。

他没有追问。

“好，”他说，“明天爸把货送过去。”

那天晚上，晓东看见父亲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他没有出去，也没有问。他只是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听着父亲偶尔的咳嗽声，听着母亲轻手轻脚给父亲披衣服的动静。

很多年后，晓东才从母亲那里知道，那天父亲并没有去找那个“王叔叔”。他拿着那十五块钱，在胡同口站了半个小时，然后去了夜市。

那个月的营业额，是四十七块。

减去成本，净赚十九块五。

林建国用那十九块五给晓东买了双新棉鞋，给王秀珍买了条围巾，还剩两块，存进了给雨桐攒学费的铁盒里。

晓东知道这些，已经是二十年后。

他早已不再追问“王叔叔”的事。父亲也从未提起。

他们父子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有些话不需要说出口，有些爱不需要宣之于口。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腊月里下了三场雪，雪压得槐树的枝断了几节，胡同里的水管冻裂了两回，好在水缸里还有点水。

但晓东穿着那双新棉鞋，脚一直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