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远望”号在海上航行了整整四个月。

从吕宋出发，向南穿过苏禄海，经爪哇，入印度洋。统桢第一次见识了大洋的辽阔。没有边际的海水，复一的蓝天白云，偶尔飞过的海鸟，夜间满天的星辰。他常常站在船头，望着西沉的太阳，想象那个即将到达的世界。

船过好望角时，遇到了风暴。黑色的浪头如山一般压来，“远望”号在波谷间颠簸起伏，仿佛随时会被吞没。水手们忙着收帆、加固缆绳，统桢却站在甲板上，任凭雨水和海水浇透全身。

鲍尔在舱门口喊他：“殿下！快进来！危险！”

统桢没有动。他望着那些黑色的巨浪，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这是大自然的力量，无情而壮美。人类在这力量面前，渺小如蝼蚁。可就是这些渺小的人类，却建造了能够穿越风暴的船只，绘制了能够指引方向的星图，创造了能够解释风雨的科学。

“人，真是了不起。”他在风雨中喃喃自语。

风暴持续了一天一夜，终于平息。“远望”号虽然受损不轻，但总算挺了过来。统桢帮着水手们修补船帆、清理甲板，手上磨出了血泡，却毫不在意。

水手长是个老海员，姓林，福建人，在海上漂了三十年。他见统桢不摆亲王架子，愿意粗活，心中暗暗佩服。一天晚上，两人坐在船头，望着星空，林水手长给统桢讲起了海上的故事。

“殿下，您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跟过一艘贩奴船。”

统桢身体一震：“贩奴？”

“是啊。从非洲西海岸，装了黑奴，运到美洲去卖。一个黑奴在非洲值几串珠子，到了美洲能卖几十两银子。暴利啊。”林水手长叹了口气，“那船上，黑奴们像货物一样塞在底舱，几百号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每天都要死几个，死了就往海里一扔。”

“你……你做了多久？”

“一趟。就一趟。”林水手长望着远方，“我亲眼看见一个黑奴母亲，她的孩子病死了，她抱着孩子的尸体，不吃不喝，就这么坐着。第三天，她也死了。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眼神。”

统桢沉默了很久。他读过关于奴隶贸易的资料，知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有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但那些只是数字。现在，一个亲身参与过的人坐在他面前，告诉他那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后来呢？”他问。

“后来我就不了。我宁可少挣钱，也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林水手长苦笑，“可您知道吗？我不，有的是人。我不贩奴，别人贩。我一个人不，改变不了什么。”

统桢看着老水手长粗糙的双手，忽然说：“不，你改变了一件事。”

“什么事？”

“你改变了自己。”统桢说，“你选择不做恶。这个选择，也许对整个世界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你自己，对那些你被贩运的黑奴，它是有意义的。如果每个人都做出你这样的选择，奴隶贸易就不会存在。”

林水手长怔住了。他显然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良久，他咧嘴笑了：“殿下，您说话真有意思。不像个王爷，倒像个……像个学堂里的先生。”

“我不是王爷。”统桢说，“我只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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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七月，“远望”号抵达伦敦。

统桢站在船头，望着泰晤士河两岸的景象。灰色的天空下，密密麻麻的建筑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工厂的烟囱吐出滚滚黑烟，与河面上的雾气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有的昏黄色调。码头上，搬运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起重机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马车、手推车、行人混杂在一起，喧嚣而混乱。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工业文明的心脏。

光宪帝的国书发挥了作用。英国外交部派了一名官员前来迎接，安排统桢入住位于肯辛顿的一处宅邸。但统桢婉拒了官方的接待，只说自己是以私人身份游学，不必劳烦。他带着鲍尔，在伦敦东区租了一套简朴的公寓，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这个选择让英国官员大惑不解。一个来自东方的亲王，不住豪宅，不乘马车，偏偏要住在穷人聚居的东区？但统桢坚持，他们也不便强求。

统桢入读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这所大学成立于1826年，是英国第一所不设宗教限制的大学，思想氛围相对开放。统桢的导师是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教授，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朋友。

凯尔恩斯第一次见到统桢时，颇感意外。他原以为这位东方亲王不过是想镀一层金，混个文凭。但统桢提交的入学论文——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让他大吃一惊。

“朱先生，”凯尔恩斯在办公室里接见了统桢，“您的论文我看了。老实说，我很震惊。您对马克思的理解，超出了我的大多数学生。”

统桢微微欠身：“教授过奖了。我只是有一些粗浅的想法。”

“粗浅？”凯尔恩斯摇头，“您提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虽然揭示了剥削机制，但未能充分解释技术进步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这个问题，我本人也思考过。您是怎么想到的？”

统桢想了想，说：“我在来英国的船上，看到水手们用滑轮组吊装货物。一个人借助滑轮，可以吊起十个人才能抬动的重量。我就想，这个多出来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工人的劳动中来，而是从机器中来。马克思说一切价值来源于劳动，但机器显然也创造了某种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它和劳动的关系是什么？”

凯尔恩斯听得入神。这个东方青年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像一个初学者。他的问题直指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矛盾之一。

“朱先生，”凯尔恩斯郑重地说，“如果您愿意，我希望您能做我的研究助理。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统桢欣然同意。

在伦敦大学的三年，统桢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白天上课、研讨，晚上在图书馆读书到深夜。他不仅读政治经济学，还读历史、哲学、法学、社会学。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论自由》、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他追踪《经济学人》杂志上的最新讨论，关注英国议会关于工厂法、工会法、选举改革的辩论。

他也在观察英国社会。

伦敦东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里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区，街道狭窄肮脏，房屋低矮破败，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和污水的臭味。统桢常常在课余时间走街串巷，与工人、小贩、流浪汉交谈。他看到七八岁的孩子在火柴厂做工，手指被磷毒腐蚀得溃烂；看到女工在纺织厂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累得形销骨立；看到失业者蜷缩在墙角，眼神空洞如行尸走肉。

这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最贫穷的国家。这是工业文明的摇篮，也是人间。

一天傍晚，统桢路过一家纺织厂，正赶上工人下班。成百上千的工人从厂门涌出，男女老少都有，个个面色灰白，衣衫褴褛。一个小女孩走在人群中，大约八九岁的样子，赤着脚，身上的裙子破了好几个洞。

统桢走上前，蹲下身问她：“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警惕地看着他，不说话。

统桢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递给她。小女孩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慢慢吃，别噎着。”统桢说。

小女孩吃完面包，舔了舔嘴唇，这才开口：“我叫安妮。”

“安妮，你在工厂做什么？”

“接线头。”安妮伸出手，统桢看到她的手指上全是细小的伤口和茧子，“线断了，我把它接上。机器不停，我就不能停。”

“你一天工作多久？”

“天亮进去，天黑出来。”安妮说，“有时候赶货，要到半夜。”

“疼吗？”统桢看着她手指上的伤口。

安妮点点头，又摇摇头：“习惯了。”

统桢心中一酸。这个八九岁的孩子，本该在学校读书、在田野玩耍，现在却在暗无天的工厂里耗尽童年。而这座城市的西区，富人们正在准备晚宴，女士们穿着华丽的裙子，先生们谈论着和殖民地。

“安妮，你想读书吗？”

安妮的眼神亮了一下，随即黯淡下去：“读书？那是小姐们的事。我爸说，咱们穷人家的孩子，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统桢站起来，目送安妮消失在街角。他站在那里，久久没有动。

鲍尔找到他时，天色已完全黑了。统桢还站在那家工厂门口，望着黑沉沉的厂房。

“殿下，您怎么了？”

“鲍尔先生，”统桢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在想，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生下来就什么都有；另一种人，生下来什么都没有。这不是因为他们谁更聪明、谁更努力，只是因为他们出生的家庭不同。”

鲍尔沉默了一会儿，说：“殿下，您能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很多人，生在富贵之家，一辈子也不会想这些问题。”

“光想有什么用？”统桢转过身，眼中映着路灯昏黄的光，“我要找到改变它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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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第二年，统桢通过凯尔恩斯教授的介绍，结识了费边社的几位核心成员。

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等等，现在是1863年，费边社还没有正式成立。但统桢接触的是一群信奉渐进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成为费边社的骨。这群人包括剧作家萧伯纳、社会学家西德尼·韦伯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韦伯、作家H·G·威尔斯等。

统桢与萧伯纳尤其投缘。萧伯纳当时三十多岁，已是小有名气的音乐评论家和剧作家，同时热衷于社会主义运动。他身材高大，红发红须，说话语速极快，充满了爱尔兰人的热情和机智。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韦伯家的沙龙里。萧伯纳听说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亲王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立刻凑了过来。

“您是亲王？”萧伯纳上下打量统桢，“老实说，您看起来不像。亲王应该穿着绸缎，戴着珠宝，前呼后拥。您这身打扮，像个大学生。”

“我本来就是大学生。”统桢微笑。

“一个读《资本论》的大学生亲王。”萧伯纳摇头赞叹，“这可以写一出戏了。您是怎么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我是说，您生来就是亲王，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消灭王权，您图什么？”

统桢想了想，说：“萧伯纳先生，您出身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并不富裕。您成为社会主义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不。”萧伯纳正色道，“是为了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那么，我也是。”统桢说，“我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我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

萧伯纳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大笑起来，伸出手：“朱先生，我们交个朋友吧。”

两人成了忘年交。萧伯纳带统桢参加各种集会、演讲、辩论，让他见识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全貌。统桢发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与他在书上读到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有很大不同。他们更温和，更注重议会斗争，更倾向于渐进改良而非暴力革命。

在一次费边社的聚会上，统桢与韦伯夫妇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讨论。

西德尼·韦伯是费边社的灵魂人物，他主张通过民主选举、立法改革、市政社会主义等方式，逐步将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他认为，暴力革命不仅不现实，而且会带来巨大的破坏。

“朱先生，”韦伯说，“我读过您写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您似乎倾向于革命。但您想过没有，革命之后呢？打碎旧机器容易，建立新机器难。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结果迎来了拿破仑的军事独裁。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最后全被镇压。革命的代价太大，而成功率太小。”

统桢认真听完，然后说：“韦伯先生，我理解您的担忧。但我有两个疑问。第一，您说的渐进改良，前提是统治阶级愿意让步。如果统治阶级不愿意让步呢？如果他们用军队、警察、法律来镇压一切改良运动呢？第二，即使统治阶级愿意让步，改良的速度跟得上资本主义剥削的速度吗？工人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孩子们在工厂里被榨，他们能等多久？”

韦伯夫妇对视一眼。比阿特丽斯·韦伯开口了：“朱先生，您说的第一点，在英国并不成立。英国的统治阶级确实在让步。工厂法、工会法、选举改革，都是让步的结果。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理性的、组织化的努力，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

“那是因为英国有殖民地。”统桢平静地说。

场面一时安静下来。

统桢继续说：“英国的工人阶级，享受着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印度农民的血汗、非洲黑奴的苦难、中国战争赔款中的每一两银子，都在补贴英国工人的面包。如果有一天，殖民地没有了，英国的统治阶级还会这么慷慨吗？”

韦伯的脸色变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二十岁的东方青年，看到了他们许多人忽略的、或者故意回避的问题。

萧伯纳打破了沉默：“朱先生，您让我们无地自容了。”

统桢摇头：“我不是要指责谁。我只是想指出，任何一国的社会主义，如果建立在对别国的剥削之上，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解放，必须是全人类的解放。”

这句话，后来成为统桢一生坚守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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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1864年）秋天，统桢离开伦敦，前往巴黎。

巴黎给他的第一印象与伦敦截然不同。伦敦是灰暗的、沉重的、工业的；巴黎是明亮的、轻盈的、艺术的。塞纳河两岸的咖啡馆里坐满了文人、艺术家、学生，街头的报摊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人们热烈地讨论着政治、文学、哲学。

但统桢不是来欣赏巴黎风光的。他是来寻找巴黎公社的遗迹。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没有发生——现在是1864年。但1848年革命的记忆在巴黎依然鲜活。统桢找到了几位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老工人，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战斗。

老印刷工人皮埃尔·杜邦是其中之一。他年近七十，满头白发，但说起1848年，眼睛依然闪着光。

“那时候，整个巴黎都起来了。”杜邦坐在咖啡馆里，用粗糙的手比划着，“工人、学生、小市民，大家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和政府军打了整整四天。四天！我们差点就赢了。”

“为什么失败了？”统桢问。

杜邦沉默了一会儿，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咖啡很苦，他没有加糖。

“因为农民没有站在我们这边。”他终于说，“巴黎的工人革命了，可外省的农民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政府说我们是暴徒、是强盗，农民信了。没有农民的支持，巴黎是一座孤岛。孤岛是守不住的。”

统桢默默记下这段话。巴黎工人的教训，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分析如出一辙：工人阶级如果没有与农民结成联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杜邦又说：“还有，我们自己也不够团结。有共和派、有社会主义派、有布朗基派、有蒲鲁东派。大家各有各的主张，在街垒后面还要争吵。政府军打来的时候，我们还在争论该不该选举一个统一的指挥部。”

“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有什么分歧？”

“布朗基派主张少数人密谋暴动，夺取政权，然后实行革命专政。蒲鲁东派主张废除国家，建立互助的自由社会。两派人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

统桢若有所思。这些分歧，在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依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团结与民主、集中与自由、暴力与和平——这些张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杜邦看着统桢年轻的面孔，忽然问：“年轻人，你是哪国人？为什么对1848年感兴趣？”

“我从东方来。”统桢说，“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这个世界。”

杜邦笑了，露出一口被烟草熏黄的牙齿：“我活了快七十年，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找到办法。也许是你，也许是别人。只要有人还在问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就有希望。”

统桢在巴黎逗留了半年。他拜访了蒲鲁东的追随者，了解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他旁听了法国议会的辩论，观察了第二帝国的政治运作。他走进圣安东郊区的工厂，看到法国工人的处境并不比英国工人好多少。他也走进拉丁区的咖啡馆，聆听大学生们热情洋溢的争论。

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这个组织刚刚于1864年9月在伦敦成立，马克思是它的灵魂人物。统桢对这个组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回到伦敦后进一步了解。

但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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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统桢抵达柏林。

当时的柏林，是普鲁士王国的首都，也是德意志统一运动的中心。铁血宰相俾斯麦正在用战争和外交手腕一步步统一德意志各邦。柏林的气氛与巴黎又不同：更严肃、更秩序、更军事化。大街上随处可见穿军装的普鲁士军官，步伐整齐，目不斜视。

统桢入读柏林大学，主修哲学和法学。他选择柏林大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接触马克思的朋友和追随者。马克思本人此时流亡伦敦，但他在德国仍有许多同志和学生。

在柏林大学，统桢结识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两人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比统桢年长二十岁，参加过1848年革命，流亡伦敦时与马克思密切交往，回到德国后致力于工人运动。他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说话慷慨激昂，充满感染力。

李卜克内西第一次见到统桢时，听说这位东方青年是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刻来了兴趣。

“您是中国人？还是本人？”

“我是明室宗亲。”统桢说。

“明室？”李卜克内西有些困惑。他对东方历史了解不多，只知道中国现在是清朝统治，不知道海外还有一个明朝朝廷。

统桢简单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李卜克内西听罢，大为惊叹：“一位亲王，千里迢迢来德国学习马克思主义？这简直是一出戏剧！马克思同志一定会对您感兴趣的。”

通过李卜克内西的介绍，统桢与居住在伦敦的马克思取得了联系。他开始给马克思写信，请教《资本论》中的问题。马克思当时正在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工作极为繁重，但他仍然抽出时间给这位“来自东方的青年同志”回信。

马克思的第一封回信写于1865年6月。信中，他回答了统桢关于价值形式理论的几个问题，并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信的末尾，马克思写道：

“您出身于一个没落的王朝，却能超越阶级局限，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这证明了一个真理：一个人站在哪一边，不取决于他的出身，而取决于他的认识和选择。”

统桢把这封信视若珍宝，反复阅读，并在空白处写下密密麻麻的笔记。

在柏林大学，统桢还旁听了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课程，了解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脉络。他开始系统地研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试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源。

这段学习对他影响深远。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也不仅是政治学说，而是一整套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法的思想尤其让他着迷：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矛盾不是需要消除的障碍，而是推动发展的动力；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

他把这些思想与自己的人生经验结合起来思考。他想到自己，一个亲王，却成为社会主义者——这在常人看来是矛盾，但在辩证法的视角下，这正是阶级社会走向崩溃的征兆。旧秩序的裂缝，首先从它的内部出现。

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经常邀请统桢参加工人集会。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正处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的激烈争论中。尔派主张依靠普鲁士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派则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斗争。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由尔派控制；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致力于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

统桢旁观了这些争论，有时也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派，但对尔派的主张也有同情式的理解。他认为，尔派的错误不在于主张利用国家，而在于对普鲁士国家的性质认识不清。普鲁士是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期望这样的国家主动实行社会主义，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些见解，他写在给马克思的信中。马克思回信称赞他“有敏锐的政治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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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俾斯麦领导普鲁士，在短短七周内击败奥地利，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主导地位。统桢亲历了这场战争，看到了战争动员如何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也看到了工人阶级如何在民族主义的狂中保持清醒。

战争期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战言论遭到迫害。李卜克内西被剥夺了在报社的工作，倍倍尔被监禁了数月。统桢利用自己的亲王身份，为被捕的工人领袖提供法律援助和生活资助。他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一个外国亲王预德国内政，会引起外交——但通过鲍尔和可靠的中间人，他的资助源源不断地送到被捕者家属手中。

战争结束后，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德国统一迈出了关键一步。民族主义的热席卷全国，连一些工人也被感染。统桢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德意志工人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俾斯麦用铁和一了德国北部，许多人把他当作民族英雄。民族主义的迷雾，可能遮蔽阶级意识的光芒。如何让工人既热爱自己的民族，又不被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所利用？这是一个难题。”

马克思的回信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说：“这个问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在实践中探索。”

1867年初，统桢在柏林的学习告一段落。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返回伦敦，参与第一国际的工作？还是继续留在德国？或者，去他一直想去的俄国？

他想了很久。

俄国，那个他从小就在书上读到、在心中想象的国家，那个有最专制的沙皇和最激进的革命者的国家，那个背负着沉重农奴制遗产却又孕育着巨大变革可能的国家——它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他。

鲍尔看出了他的心思。一天晚上，两人在柏林街头散步，鲍尔忽然说：“殿下，您想去俄国，对吗？”

统桢停下脚步，看着鲍尔。这位德意志学者陪伴他已经十一年了。从吕宋到伦敦，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柏林，鲍尔一直在他身边，亦师亦友。

“是的，鲍尔先生。我想去俄国。”

“那就去吧。”鲍尔说，“您从十四岁开始读俄国历史，从十六岁开始学俄语。您研究农奴制改革，研究虚无党运动，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您的心早就在俄国了。”

统桢有些愧疚：“可是您……”

鲍尔笑了：“殿下，我追随您，不是因为您是亲王，而是因为您是一个真心想改变世界的人。这五年，我看到了您的成长。您已经不需要我了。去俄国吧，那里有您真正要做的事。”

统桢紧紧握住鲍尔的手。街灯昏黄，柏林的夜空阴沉沉的，但他的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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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统桢从柏林出发，乘火车东行。

火车穿过波兰平原，向俄国边境驶去。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偶尔闪过几座村庄，木屋、教堂、白桦林，与西欧的景象迥然不同。

在边境车站，俄国海关官员检查了他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朱统桢”，身份是“明国周王”。官员皱起眉头，显然从未听说过“明国”，也不知道“周王”是什么级别的贵族。他叫来上级，上级又叫来上级，最后，一位穿着文官制服的中年人走过来，用流利的法语对统桢说：

“阁下，您的护照……有些特殊。请问您的身份是？”

“我是明国宗室，封周王。”统桢平静地说，“此次来俄国，是为了游学考察。”

“明国？”文官思索了一下，“是……南洋的那个明国？光宪皇帝的国家？”

“正是。”

文官的态度立刻变得恭敬起来。海外明室虽然偏安一隅，但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尤其与英、法、荷等国有外交关系。俄国虽然与明室交往不多，但也不是一无所知。

“失敬了，殿下。”文官躬身行礼，“我这就为您办理入境手续。”

手续办妥后，文官亲自送统桢登上前往圣彼得堡的列车。火车汽笛长鸣，缓缓启动。

统桢坐在车窗边，望着俄罗斯广袤的原野。四月了，但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残雪覆盖着黑色的土地。白桦林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色的天空，像一幅铅笔画。

他想起母亲说的那个梦。赤龙从西方飞来，化作火焰。

现在，他到了西方。接下来，火焰会燃烧吗？

火车向东，又向北，奔驰了整整两天两夜。第二天黄昏，涅瓦河出现在窗外，河面上漂浮着冰块，反射着落的余晖。远处，圣彼得堡的尖塔和穹顶渐渐清晰。

火车缓缓驶入尼古拉耶夫车站。站台上人来人往，有穿军装的军官，有穿皮大衣的商人，有裹着头巾的农妇，有拉着手风琴的流浪艺人。空气里弥漫着煤烟、雪水和一种说不清的、混合着香料和皮革的异国气息。

统桢提起行李箱，走下火车。

他的脚踏上了俄国的土地。

这一年，他二十一岁。

他不知道，他将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八十七年。

他不知道，他将见证沙皇的覆灭、革命的狂飙、内战的鲜血、大清洗的恐怖、卫国战争的烽火。

他不知道，他将与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男孩成为朋友，而那个男孩长大后，将改变整个世界。

此刻，他只是一个二十一岁的东方青年，站在异国的站台上，望着陌生的城市，心中充满期待和微微的忐忑。

一个车夫走过来，用俄语问：“先生，要车吗？”

统桢用流利的俄语回答：“去圣彼得堡大学。谢谢。”

车夫愣了一下——这个东方人的俄语说得真好——然后殷勤地接过行李箱，引他走向马车。

马车驶出车站，融入圣彼得堡的暮色中。涅瓦大街两旁是宏伟的巴洛克建筑，街灯刚刚点亮，行人在薄暮中匆匆走过。远处，彼得保罗大教堂的尖顶刺向天空，像一支金色的长矛。

统桢坐在马车里，透过车窗看着这一切。这座城市与伦敦、巴黎、柏林都不同。它有西欧城市的宏伟，又有东方城市的深沉。它既有欧洲最先进的文明，又背负着亚洲最沉重的传统。它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就像鲍尔说的那样。

马车在一栋公寓楼前停下。统桢租下了顶层的一个房间，推开窗，可以看到涅瓦河的一角。

他站在窗前，看着河水在夜色中流淌。一百多年前，彼得大帝在这里建起了这座城市，打开了俄国通向欧洲的窗口。现在，他——朱统桢，一个来自南洋的明室亲王——站在这个窗口上，准备投入一场更伟大的事业。

他打开行李箱，从最底层取出一个油纸包。纸包里是一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扉页上有马克思亲笔写的一句话：

“给朱统桢同志：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是马克思在李卜克内西的请求下，赠给统桢的礼物。

统桢把书贴在前，深深吸了一口气。

窗外，圣彼得堡的夜空渐渐暗下来，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悠远而深沉。

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