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1878年4月，伏尔加河的冰层彻底裂了。巨大的冰块浩浩荡荡地向下游漂去，在河湾处堆积、碰撞、碎裂，发出隆隆的巨响。河岸上的白桦林开始返青，嫩芽从黑色的枝条里钻出来，远看像一层淡绿色的薄雾。

统桢站在喀山码头边，看着流冰。他三十二岁了。十六岁离开吕宋，在欧洲和俄国走了十六年。眼角有了细纹，鬓边冒出了几白发，但腰还是直的，眼睛还是那样。码头上那个被英国人炮弹炸断腿的老搬运工，今天没有来。他的系缆桩空着，烟灰缸里的烟灰被四月的风吹散了。

蒸汽电报车停在码头边上，锅炉烧着，发出低沉的突突声。统桢给沃洛佳发了电报。电文很短：“今抵喀山。码头见。”回电更短：“来。”

沃洛佳从河岸上走下来。他十七岁了，在喀山大学法律系读了一年，比去年高了一些，肩膀又宽了一点，穿着大学生的黑色制服，铜扣子擦得很亮。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褐色的，专注的，不躲闪。

“朱先生。”

统桢看着沃洛佳。一年不见，这个少年身上有什么东西变了。不是外表，是眼睛里的东西。去年入学时，那里面是期待和微微的忐忑。现在多了一层更沉的东西。

“大学怎么样？”

“上课。下课。读书。争论。”沃洛佳在河岸边的石墩上坐下，“去年冬天，我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马克思，读车尔尼雪夫斯基，读杜勃罗留波夫。开始只有五六个人，后来发展到十几个。我们在校外租了一间屋子，每星期聚会一次。上个月，学校督察找我去谈话。说有人举报我们‘传播有害思想’。我说，我们在读俄国作家写的书。杜勃罗留波夫是俄国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人。读俄国人的书，怎么叫有害？督察没话说。但我知道，他们在盯着我了。”

统桢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二十一岁在彼得堡大学旁听时，走廊里有便衣警察在巡逻。十一年了，什么都没变。

“你怕吗？”

沃洛佳想了想。“怕。但怕的不是被开除，是还没开始就被停下来。”

河面上，一块巨大的冰撞上了另一块，发出震耳的碎裂声。沃洛佳看着那些碎裂的冰。

“朱先生，您知道吗？去年冬天，喀山的纺织厂了。女工们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钱。厂主叫了警察，抓走了领头的三个人。彼得和谢苗组织工人募捐，给被抓的人家里送粮食。我去送过一次。被抓的一个女工叫阿库林娜，四十岁，在纺织厂了二十年，手指被梭子打残了四。她家里三个孩子，男人跑了。她被关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我去的时候，她的孩子站在警察局门口哭。”

他看着统桢。

“我在法律系的课堂上学罗马法，学查士丁尼法典。教授说，法律是正义的艺术。阿库林娜被关在地下室里，她的孩子在门口哭。这是正义的艺术吗？”

统桢没有回答。

沃洛佳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记名字的本子，翻到新的一页。上面写着：阿库林娜，喀山纺织厂，1878年2月，被捕。他的手指在那个名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把本子合上，放回口袋。

“朱先生。您三十二岁了。您在俄国待了十一年。您教识字，办读书会，铺电报线，见马克思，见恩格斯，见雨果。您做了这么多。可是阿库林娜还是被抓了。格里沙的胳膊还是断了。伊万爷爷的租子还是四六。”

他转过身，褐色的眼睛直视着统桢。“您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到底有没有用？”

统桢沉默了很久。伏尔加河上的冰块还在奔涌，碰撞声连绵不绝。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木王——沃洛佳十岁时刻的，王冠有点歪，底座不太圆，椴木的纹理在四月的光里温润如玉。

“你刻这枚王的时候，第一个不好，第二个也不好。第三个才勉强能看。你问过我：拉赫美托夫睡钉床，他真的需要这样做吗？我说，真正的坚定不是不疼，是疼的时候还能想清楚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

他看着沃洛佳。

“阿库林娜被抓了。但喀山纺织厂的女工们看见了她被抓。看见她的孩子站在警察局门口哭。她们心里有什么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格里沙的胳膊断了，但他每天晚上还来识字班，用那只伸不直的手握铅笔。他说，我胳膊断了，脑子没断。伊万爷爷的租子还是四六，但去年他带着乌斯宾斯科耶二十多户农民一起去找地主，说今年收成不好，租子能不能少交点。地主没答应，但地主记住了那二十多户人站在一起的样子。”

他把木王放回口袋。

“这就是用。不是今天用，是明天用。不是一个人用，是千千万万人用。”

沃洛佳低下头，看着脚下奔涌的伏尔加河。过了很久，他抬起头。

“我懂了。”

1878年5月，彼得堡传来消息：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圣斯特法诺条约》的修正版——《柏林条约》。俄国吐出了大保加利亚，英国得到了塞浦路斯，奥地利得到了波斯尼亚。喀山的报纸沉默了。没有号外，没有欢呼。打了十个月的仗，死了那么多人，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最后列强在柏林的一张桌子上，把巴尔重新切了一遍。俄国得到的是缩了水的比萨拉比亚和高加索的几个山口。沙皇的“斯拉夫兄弟”被列强重新分给了奥地利和土耳其。俄国的兵白死了，格里沙的胳膊白断了。

彼得在识字班里把报纸摔在桌上。“十个月，打到城门口。英国人一句话，吐出来了。咱们的命，是沙皇擦嘴的纸。”

格里沙坐在角落里，用那只伸不直的胳膊夹着铅笔，一笔一画地描字母。他没有抬头。阿库林娜被关了两个月，放出来了，没有判刑，但工厂把她开除了。她来识字班那天，彼得很久说不出话。她瘦得像一柴，头发白了一半，四十岁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岁。但她坐下来，拿起铅笔，开始描字母。

沃洛佳在喀山大学的读书会被学校正式警告了。督察把他叫去，桌上放着一本从读书会搜来的油印小册子——彼得和谢苗编的那本，封面画着锤子和镰刀。“这是你写的？”督察问。“不是。”“你传阅了？”“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沃洛佳看着他。“识字课本。教工人认字用的。教会也印识字课本。教会印的是圣经，这本印的是工人的事。都是教人认字。有什么区别？”

督察的脸涨红了。他拍了一下桌子。“乌里扬诺夫，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国民教育总监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哥哥萨沙已经在我们的名单上了。你也想上去？”

沃洛佳没有说话。

“最后一次警告。再有一次，开除。”

沃洛佳走出督察办公室时，走廊里很安静。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白桦树。五月的白桦，叶子嫩绿，阳光照在上面半透明。他在窗前站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记名字的本子，翻到空白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1878年5月。督察最后警告。”写完了，看着那行字。然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回口袋。

1878年6月，喀山大学放假了。沃洛佳回到辛比尔斯克，统桢驾驶蒸汽电报车带他去了乌斯宾斯科耶。

伊万比去年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一张弓，走路要拄拐杖了。但他站在村口等他们的样子没有变。沃洛佳把在喀山买的糖和茶叶递给伊万，伊万接过，树皮一样的手在纸包上摸了摸。“你长大了。”沃洛佳没有说话。

伊万把他们让进屋里。木屋还是那座木屋，泥炉子，木桌，圣像。墙角堆着几个麻袋，印着“辛比尔斯克省地方自治会”。统桢问起今年的收成。

“去年冬天雪小，开春旱。苗出得不齐。”伊万的声音很平，“今年怕是又要欠收。”

“租子呢？”

“还是四六。”

沃洛佳站起来，走到门口。六月的麦田在阳光下绿中泛黄，风吹过去像波浪一样起伏。他转过身。“伊万爷爷。去年您带着二十多户人去找地主。他记住你们了。今年再去。”

伊万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再去？”

“再去。不是二十多户。是三十多户。全村。”

伊万沉默了。窗外，麦浪在风里翻滚。

“我老了。”

“您老了。您的儿子呢？您的孙子呢？他们还要种地，还要交四六租。”

伊万低下头，看着自己树皮一样的手。过了很久，他抬起头。

“再去。”

1878年7月，伏尔加河水位涨到最高。统桢在喀山的码头上又见到了费奥多尔。老纤夫坐在系缆桩上，麻绳搭在膝盖上，旁边坐着几个老家伙——谢尔盖，伊格纳特，库兹马。还有几个年轻的，二十出头，刚拉纤没几年。

“朱先生。”费奥多尔招了招手。

统桢走过去，在系缆桩上坐下。沃洛佳坐在他旁边。

“今年的工钱怎么样？”

“二十三。船东没降。”费奥多尔咧嘴笑了，露出几颗黄牙。“他试过。开春的时候说今年要降到二十。我们这段河的纤夫，加上装货的、卸货的、修船的，两百多号人，都不动。他的货在码头上堆了三天。第四天，他说二十三就二十三。”

统桢点了点头。

费奥多尔把烟斗叼在嘴里，没有点燃。“朱先生，你下个星期还来吗？”

“来。”

“我介绍你认识几个从阿斯特拉罕来的纤夫。他们那段的工钱还是二十。想学我们。”

统桢看着他。这个拉了三十年纤、肩膀被麻绳磨出一道深沟的老纤夫，现在在教别的纤夫怎么站起来。

沃洛佳忽然开口了。“费奥多尔爷爷。您拉纤多少年了？”

费奥多尔想了想。“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您从工钱三十五拉到二十，又从二十拉到二十三。您觉得，以后还会降吗？”

费奥多尔沉默了一会儿。伏尔加河上的风吹过来，把他烟斗里的烟灰吹散。“会。船东不是善人。今年不降，明年不降，后年还会想降。轮船越来越多，纤夫的活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

费奥多尔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朱先生教过我一句话：一个人去找，门都不让进。两百个人站在一起，船东就要坐下来谈。纤夫的活少了，但码头上装货的、卸货的、修船的、开轮船的——他们的活不会少。把他们都找来，不止两百，两千。”

他看着沃洛佳。

“你问以后还会不会降。会。但以后来谈的人，不是我。是你，是那些年轻的。我拉了三十多年，够了。接下来是他们的事。”

沃洛佳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十七岁的手，还没有磨出老茧，但已经开始有握笔的茧了。他伸出手，握住费奥多尔那只被麻绳磨出深沟的手。老人的手和少年的手，在伏尔加河畔的夕阳里握在一起。

1878年8月，俄国社会弥漫着一股沉闷的空气。俄土战争打完了，沙皇得到了缩水的比萨拉比亚和几个山口，但俄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尖锐。战争期间被压制的工人、学生运动、农民动，在战争结束后重新抬头。沙皇政府开始转向国内镇压。8月4，彼得堡总督颁布命令，扩大警察对集会、出版的审查权力。8月中旬，喀山警察局搜查了彼得和谢苗的识字班，没收了油印小册子和识字课本，带走了三个人。彼得不在场，谢苗被关了一夜，第二天放出来，脸上多了一道淤青。

统桢在修理厂的小屋里见到了谢苗。谢苗坐在椅子上，用一块湿布敷着脸。他没有说话，统桢也没有问。过了一会儿，谢苗把湿布拿下来。

“他们问我，小册子是谁印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打我。我还是说不知道。”

“后来呢？”

“关了一夜。早晨放出来了。没说为什么抓，也没说为什么放。”

统桢沉默。警察在试探，在摸底，在警告。识字班被盯上了。

“朱同志。识字班还办不办？”

统桢想了想。“办。但换方式。小组再分小，三个人一组。地点不固定，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小册子不要放在固定的地方。”

谢苗点了点头。他把湿布重新敷在脸上。

沃洛佳站在门口，听着。他走过来，在谢苗面前蹲下。“谢苗叔叔。您脸上这道伤，我记着。”

谢苗把湿布拿下来，看着沃洛佳。“你记着什么？”

“记着是谁打的。记着为什么打。”

谢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湿布折好，放在桌上。“你记着。我也记着。总有一天，不是我们记着他们，是他们怕我们记着。”

1878年9月，喀山大学开学了。沃洛佳升入二年级。课程更重了，国际法、民法、刑法、法哲学。他在课堂上学着法律如何划分财产、规定权利、惩罚犯罪。下课以后，他去工厂区，听彼得和谢苗讲工人怎么被克扣工钱、怎么被工头殴打、怎么被警察带走。两套法律，一套写在法典里，一套写在工人的背上。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沃洛佳在喀山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了从彼得堡辗转流传过来的一份秘密印刷品——土地与自由派的纲领。土地与自由是俄国最大的民粹派秘密组织，主张把土地交给农民、废除专制制度。但纲领的字里行间有一种他不太舒服的东西——对农民的理想化，对村社的过度信任，对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否认。

他合上纲领，从口袋里掏出记名字的本子，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土地与自由。民粹派。把希望寄托在村社上。”然后他画了一个问号。

走出图书馆时，天已经黑了。喀山九月的夜风很凉，白桦叶子开始变黄。他沿着校园的石板路走，在杰尔查文铜像前站住。诗人沉默地立在夜色中。

“乌里扬诺夫。”

沃洛佳转过身。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站在他身后，穿着旧大学生制服，头发很长，眼睛在路灯下亮着。沃洛佳认得他，费奥多尔·伊里奇，法律系三年级，读书会的成员之一。

“你看了土地与自由的纲领？”

沃洛佳点了点头。

“你觉得怎么样？”

沃洛佳想了想。“他们说得对，土地应该归农民。但他们说得不对，村社救不了俄国。”

费奥多尔皱起眉头。“为什么？”

“因为村社已经被资本主义蛀空了。富农把穷农的地一块一块吃掉。年轻人往城里跑。留在村社里的，是伊万爷爷那样的人——种了一辈子地，交了一辈子租。村社不是社会主义的种子，是地主和富农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最后一绳子。”

费奥多尔沉默了。夜风把白桦叶子吹得沙沙响。

“那你说怎么办？”

“不是靠村社。是靠工厂。靠那些已经从村社里跑出来、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他们离开了土地，再也回不去了。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们才是最先站起来的人。”

费奥多尔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

“乌里扬诺夫。下星期读书会，你来讲。”

1878年10月，俄国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土地与自由派在彼得堡召开秘密会议，辩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转向政治斗争，要不要采用恐怖手段。一部分人坚持“到民间去”，认为革命的主力是农民，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唤醒农村。另一部分人认为，在沙皇专制下，任何和平宣传都不可能，必须先打击专制机器本身——刺沙皇、大臣、宪兵头子。会议没有达成一致。裂痕像伏尔加河上的冰缝，表面上还连在一起，下面已经分开了。

统桢从彼得堡的克鲁格洛夫那里得到了会议的消息。克鲁格洛夫用电报发来了一段简短的暗语：“家族分家。老大要种地，老二要打猎。过年见分晓。”统桢翻译给沃洛佳听。

沃洛佳沉默了一会儿。“种地的是民粹派。打猎的是谁？”

“恐怖派。他们要刺沙皇。”

沃洛佳站起来，走到窗前。十月的喀山，白桦叶子落了一地。“朱先生。您认识涅恰耶夫。他就是走这条路的。”

“是。”

“他后来怎么样了？”

“1872年在喀山见过一面。他瘦得像一把刀。眼睛里全是火。他说，‘人民惩治会’散了，自己被警察追了三年。他还在走那条路。”

“您怎么看他？”

统桢想了很久。“涅恰耶夫等不了。他看见工人受苦、农民受苦、学生被抓、教师被流放。他等不了十年、二十年。他要立刻、全部、彻底。做不到，他就把自己烧了。”

“他错了吗？”

“不是错。是不够。一个人把自己烧了，能照亮多少人？能照亮多久？”

沃洛佳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光秃秃的白桦树。过了很久，他转过身。

“朱先生。我不想把自己烧了。我想做一块煤。烧得慢，烧得久。一块煤不够，就十块。十块不够，就一千块。把整个锅炉烧起来，把蒸汽机推动。”

统桢看着他。十七岁的少年，在喀山十月的夜晚，说要做一块煤。

1878年11月，喀山下了第一场雪。

统桢在修理厂的小屋里，给沃洛佳讲了一个故事。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解放法令，全俄国的教堂敲钟庆祝。农民们跪在地上，朝彼得堡的方向磕头，说沙皇是再生父母。后来他们知道，解放了，地要给钱。赎金分四十九年还清。很多农民到死都没还完。他们跪在地上磕头的时候，不知道沙皇给他们的是锁链，不是钥匙。

沃洛佳听完，沉默了很久。窗外，十一月的雪正在落下。

“朱先生。您说，沙皇为什么废除农奴制？”

“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打败了。俄国被英法联军打得抬不起头。沙皇知道，不改革，俄国就要亡。不是他想给农民自由，是他怕亡国。”

“所以，改革的动力不是上面的人发了善心。是下面打败了，上面害怕了。”

“是。”

沃洛佳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笔。“普列文打赢了，沙皇就不怕了。不怕了，就不改革了。还反过来镇压。”

他看着统桢。

“所以，要让上面改革，不能靠打赢。要靠下面让他怕。”

统桢没有说话。沃洛佳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1878年12月，土地与自由正式分裂了。

一部分人成立了“黑分派”，坚持原来的路线，到农村去，把土地分给农民。另一部分人成立了“民意党”，主张用恐怖手段打击沙皇专制，刺沙皇本人。消息传到喀山时，彼得和谢苗在识字班里争论了很久。彼得说，一个沙皇，还会有下一个沙皇。谢苗说，不打掉沙皇，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工人们分成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

沃洛佳坐在角落里，没有参与争论。他记着每个人说的话。散会后，他和统桢走在伏尔加河岸上。十二月，河面完全封冻了，冰层上覆着雪。他在冰面上站住。

“朱先生。黑分派要种地，民意党要打猎。他们都说自己是对的。谁是对的？”

统桢想了想。“都对。都不全对。黑分派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但忘了农民现在最想要的不是土地，是活下去。民意党看到了专制的残酷，但忘了刺一个沙皇，换不来千百万人的觉醒。”

“那什么才是对的？”

统桢蹲下来，用手指在雪地上画了一条线。线从脚下开始，向前延伸，分成两条，又合成一条。“没有一条从一开始就对的路。路是走出来的。黑分派走一条，民意党走一条。走着走着，也许发现两条路都通不到终点。但走过的人留下了脚印，后面的人看着脚印，会少走一些弯路。”

沃洛佳看着雪地上那条线。他蹲下来，用手指在线的尽头画了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前方。

“那我就继续走。”

他站起来，沿着伏尔加河的冰面向远处走去。统桢站在原地，看着十七岁少年的背影越来越小，融进十二月的白色里。河面很宽，冰层很厚，但下面有水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