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圣彼得堡的四月，冰雪初融。

涅瓦河面上的冰层裂开了，巨大的冰块顺流而下，碰撞着、碎裂着，发出沉闷的轰响。河风裹挟着芬兰湾的湿冷气息灌入城市，吹得行人缩起脖子，加快脚步。但阳光已经开始有了温度，照在人脸上暖融融的，街角的积雪正在悄悄消融，露出下面灰黑色的鹅卵石路面。

统桢在圣彼得堡大学的附近租了一套公寓，位于瓦西里岛第六街，是一栋五层楼房的顶层。房间不大，一间卧室带一间小书房，家具简朴。唯一的优点是窗户朝南，采光好。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涅瓦河的一角和远处海军部大厦的金色尖顶。

搬进去的第一天，统桢花了一个下午整理行李。他把书从箱子里取出来，一本一本摆在书架上。《资本论》德文版放在最顺手的位置，旁边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还有他在伦敦、巴黎、柏林陆续搜罗的各种书籍。俄文书籍不多，只有几本在国内时托人辗转买到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一本翻旧了的普希金诗集。

书摆好后，房间总算有了一点家的感觉。

晚上，统桢下楼找吃的。第六街是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两旁是灰扑扑的公寓楼，底层开着一些小店铺：面包房、杂货铺、旧书店、修鞋摊。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马车驶过，溅起泥水。统桢走进一家挂着“老伊万面包房”招牌的小店，柜台后面站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包着花头巾，面色红润。

“晚上好，太太。”统桢用俄语说，“还有面包吗？”

妇人愣了一下——这个东方人的俄语说得真好——然后咧嘴笑了：“有的，有的。黑面包、白面包，还有刚出炉的酥皮馅饼。先生要什么？”

统桢买了一个黑面包和两个酥皮馅饼。妇人麻利地用油纸包好，递给他，又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

“先生是从哪儿来的？中国人？”

“中国人。”统桢没有过多解释。在俄国，中国人、本人、朝鲜人，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东方人”。他不想在这里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圣彼得堡大学，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旁听生，登记的名字是“费奥多尔·朱·周斯基”。这是他给自己起的俄国名字。“费奥多尔”是俄国常见的教名；“朱”是他的本姓；“周斯基”则取自他的封号“周王”。这个身份虽然瞒不过真正的情报机构，但应付常交往足够了。

回到公寓，统桢就着凉水吃了面包和馅饼。馅饼是肉馅的，加了洋葱和香料，味道不错。他一边吃，一边翻看白天在大学领到的课程表。

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这一学期的课程有：罗马法、国家法、刑法、政治经济学、统计学。统桢对法律本身兴趣不大，但他知道，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法律是一个重要的窗口。他决定重点旁听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

第二天一早，统桢步行去大学。

圣彼得堡大学的主楼坐落在涅瓦河畔，是一排长长的淡黄色建筑，正面有十二白色的圆柱，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楼前是一片广场，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走过，有的穿着制服，有的穿着便装。统桢注意到，穿制服的大多是贵族子弟，穿便装的多半是平民学生。这两种人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贵族子弟昂首阔步，谈笑风生；平民学生低着头，脚步匆匆，仿佛在赶时间，又仿佛不想被人注意。

走进主楼，一股暖气扑面而来。走廊里弥漫着旧书、地板蜡和煤炉混合的气味。墙上挂着历任校长的画像，一个个神情严肃，仿佛在审视每一个走过的人。统桢找到国家法课程的教室，推门进去。

教室不大，坐了大约三十个学生。讲台上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正在翻看讲义。他抬头看了一眼统桢，目光在他东方面孔上停留了一瞬，然后面无表情地移开了。

统桢在后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这一堂课讲的是“君主制原则”。老教授用巴巴的声音念着讲义：“君主制原则，是俄罗斯帝国国家制度的本原则。据这一原则，全俄罗斯的皇帝是专制的、不受限制的君主。服从他的最高权力，不仅是出于畏惧，更是出于良心，这是上帝亲自规定的……”

统桢静静地听着，手中的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他记的不是教授的话，而是自己的思考。

“所谓‘出于良心’，是把统治权力神圣化，让被统治者从内心深处接受被统治的地位。这比单纯的暴力更有效，也更隐蔽。”

“俄国的君主专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区别在于：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迫使君主分享权力，而俄国的资产阶级还很弱小，不得不依附于沙皇。”

一堂课下来，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旁边的同学好奇地瞥了一眼，看到那些方块字，露出困惑的表情。

下课后，老教授夹着讲义走了。学生们一哄而散，没有人跟统桢说话。他也不在意，收拾好东西，走出教室。

走廊里，有人在发传单。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叠油印的小报，向路过的学生递过去。大多数人摆摆手走开了，少数人接过来，匆匆看一眼，塞进口袋。

统桢走过去：“给我一份。”

年轻人抬头看他，有些惊讶——一个东方人要俄文传单？但他还是递过来一份。统桢接过，是一份名为《学生之声》的油印小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

统桢快速浏览了一遍。文章措辞激烈，指责教育部长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扼大学自治，要求恢复1863年大学章程中的自由权利。文末署名是“一群热爱自由的青年”。

“这是你办的？”统桢问。

年轻人推了推眼镜，警惕地看了他一眼：“你是谁？”

“费奥多尔·朱·周斯基，法律系的旁听生。”

“旁听生？”年轻人上下打量他，“从哪儿来的？”

“中国。”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判断这个人是否可信。最终，他低声说：“我叫谢尔盖·涅恰耶夫，自然科学系的学生。这份报是我和几个朋友办的。”

统桢点了点头。他在柏林时就读过一些关于俄国学生运动的材料，知道这几年彼得堡的大学里很不太平。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社会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大批青年学生涌向大学，接受了西欧传来的各种新思想——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然后陷入了深深的失望。现实中的俄国，仍然是一个警察国家，沙皇专制巍然不动，农民的处境甚至比改革前更加悲惨。这些青年满腔热血，却找不到出路。有些人转向了密谋和恐怖活动，1866年就有学生行刺沙皇未遂，被处以绞刑。有些人则试图通过宣传唤醒民众，像眼前这个涅恰耶夫。

“你的文章写得很有力。”统桢说。

涅恰耶夫眼睛一亮：“你认同？”

“我认同大学应该自治，学术应该自由。”统桢斟酌着措辞，“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就算大学自治了，学术自由了，能改变校门外那些工人的生活吗？能改变乡下那些农民的生活吗？”

涅恰耶夫皱起眉头：“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大学的自治和自由，是我们这些能够进入大学的人自己的要求。但绝大多数俄国人——工人、农民——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和我们需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涅恰耶夫的脸涨红了：“你是说我们自私？我们冒着被开除、被流放的危险办报、写文章，你说我们自私？”

“我不是这个意思。”统桢平静地说，“我是说，我们的斗争，应该和更广大的人群连接起来。否则，它就可能变成一种特权阶层内部的争吵——受过教育的人向统治阶层要求更多的自由，而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无关。”

涅恰耶夫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忽然冷笑一声：“你说话像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统桢没有否认，但也没有完全交底。

涅恰耶夫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他把剩下几张传单塞进统桢手里：“你帮我在东区发吧。我看你是个能做事的人。”

说完，他转身走了，瘦削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统桢看着手中的传单。涅恰耶夫这个人给他的感觉很复杂。他的热情和勇气是真实的，但眼神里有一种偏执的东西，像一把烧得太旺的火，可能烧到敌人，也可能烧到自己。统桢在柏林见过类似的人——那些最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那些把“破坏”本身当作信仰的人。

他把传单收好，走向下一间教室。

四月七，星期，东正教的复活节。

圣彼得堡到处是教堂的钟声。大大小小的教堂敲响了庆祝基督复活的钟，叮叮当当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城市的天空交织成一片喧闹的网。街上到处都是穿着节盛装的人们，互相拥抱、亲吻，说着“基督复活了”，回答“真的复活了”。

统桢没有去教堂。他不是基督徒，对这些仪式没有兴趣。但复活节是俄国最重要的节，学校放假三天，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他无处可去，便沿着涅瓦大街散步。

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繁华的街道，宽阔、笔直，两旁是精美的建筑。今天这里格外热闹。富人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女士们穿着巴黎最新款式的裙子，戴着缀满鲜花和羽毛的帽子。军官们穿着笔挺的制服，佩剑叮当作响。商人们带着家眷，体面而矜持地走过。乞丐们跪在街角，伸出手，不断地说着“看在基督复活的份上”。

统桢注意到，在乞丐和富人之间，还有另一群人。他们穿着净的旧衣服，面色苍白，脚步不紧不慢。他们是小职员、穷学生、低级文官——既不属於花天酒地的上流社会，也不属於饥寒交迫的底层。他们在夹缝中小心翼翼地活着，既怕跌落，又爬不上去。

走到喀山大教堂前的广场时，统桢停下了脚步。

喀山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巨大的弧形柱廊像双臂一样环抱着广场。今天，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正在等待主教的祝福。人群中，一个中年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人身材不高，穿着朴素的黑色大衣，头发和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的面容温和而睿智，眼睛是浅蓝色的，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专注的神情。他身边站着几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大约十三四岁，最小的女孩只有三四岁，被父亲抱在怀里。旁边是一位端庄的妇人，显然是孩子们的母亲。

统桢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两眼。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家人吸引了他。也许是因为那个父亲看孩子的眼神——温柔、耐心，又带着一丝隐约的忧虑。也许是因为那几个孩子虽然穿着朴素，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质，尤其是那个最大的男孩，目光明亮而沉稳，不像普通的少年。也许只是因为在这个充满节庆喧嚣的广场上，这一家人显得格外安静和庄重，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他们与周围的喧闹隔开。

中年男子似乎感觉到了统桢的目光，转过头来，与他对视了一瞬。统桢微微点头致意，中年男子也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和孩子们说话。

就在这时，一个乞丐挤过人群，向中年男子伸出手。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枚戈比，放进乞丐的手心。乞丐千恩万谢地走了。

那个最大的男孩仰头问父亲：“爸爸，为什么我们要给乞丐钱？”

父亲想了想，说：“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基督在这一天复活了。基督教导我们要帮助穷人。”

男孩又问：“可是，只给几枚戈比，能帮到他们什么呢？他们明天还是穷，后天还是穷。”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摸了摸男孩的头：“萨沙，你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给钱只能解一时之急，不能从本上改变他们的处境。要真正帮助穷人，光靠施舍是不够的。”

“那要靠什么？”

“靠教育。”父亲说，“让穷人的孩子能读书识字，学到本领，他们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男孩似乎不太满意这个答案，但没有再追问。统桢在一旁听到这番对话，心中暗暗称奇。这个男孩不过十三四岁，却已经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他问的不是“为什么要给钱”——大多数孩子只会问到这个程度——而是“给钱有什么用”。这不是一个关于个人品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社会效果的问题。

统桢忍不住走上前，向那位父亲微微躬身：“请原谅我的冒昧。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您和您儿子的对话。您说得很好，教育确实是本。但您儿子的追问也很有道理——如果社会的本制度不改变，教育本身可能也无法真正普及。”

中年男子看着他，眼神中既有惊讶也有兴趣：“您是？”

“费奥多尔·朱·周斯基，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

“外国人？”

“从中国来的。”

中年男子点点头，似乎对“中国”这个词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他伸出手：“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国民教育总监。”

统桢与伊利亚握了手：“很高兴认识您，乌里扬诺夫先生。您刚才说您从事国民教育？”

“是的。”伊利亚说，“我在教育部任职，负责辛比尔斯克省的学校事务。这次是来彼得堡述职，顺便带孩子们来过复活节。”

“爸爸是我们省所有学校的总负责人。”那个最大的男孩话道，语气中带着骄傲。

“萨沙，不要炫耀。”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她是一个端庄的女人，面容温和，目光中透着坚毅。统桢后来才知道，她是皈依东正教的德意志人与瑞典人的后裔，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精通德文、法文和英文。

“这不是炫耀，妈妈。这是事实。”萨沙认真地说。

统桢笑了。他蹲下身，与男孩平视：“你叫萨沙？”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男孩郑重地报出全名，然后补充道，“但大家都叫我萨沙。这是我弟弟沃洛佳。”

他指了指身边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那个男孩个子不高，有一个宽阔饱满的额头和一双异常明亮的褐色眼睛。他一直在静静地观察着统桢，目光中带着这个年龄的孩子少有的专注和审视。

“沃洛佳”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你好，沃洛佳。”统桢说。

“您好。”男孩说。他的声音清晰、平稳，不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含混或羞怯。

“你今年几岁？”

“八岁。”

“上学了吗？”

“爸爸在家里教我们。”沃洛佳说，“我读完了克雷洛夫寓言，正在读普希金。”

统桢微微挑眉。八岁读完克雷洛夫寓言不算稀奇，但“正在读普希金”就有些不同寻常了。普希金的诗歌语言虽然优美，但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并不容易理解。

“你喜欢普希金吗？”

沃洛佳想了想：“有的懂，有的不懂。不懂的，我问萨沙。萨沙也不懂的，我问爸爸。”

统桢点点头。这个孩子说话有条有理，不怯生，也不炫耀，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这种沉稳的气质，在他这个年纪很少见。

统桢站起身，对伊利亚说：“乌里扬诺夫先生，您有一个很出色的家庭。”

伊利亚笑了，那是一个父亲听到孩子被夸奖时的欣慰笑容：“谢谢。他们都是好孩子。朱先生，您一个人来的彼得堡？”

“是的。我来俄国游学，想了解这里的法律和教育制度。”

“哦？”伊利亚的眼睛亮了一下，“您对教育感兴趣？”

“很感兴趣。”统桢说，“我在英国和德国都考察过那里的学校制度。俄国的教育，我了解得还很少。”

伊利亚显然被这个话题触动了。他是一个把毕生心血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的人，遇到一个对教育感兴趣的外国青年，话匣子便打开了。两人站在喀山大教堂的广场上，竟然聊起了俄国的教育状况。

“俄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覆盖面太小。”伊利亚说，“全国识字率不到百分之十。农村几乎全是文盲。我管的辛比尔斯克省，几十万人口，只有几十所学校。我每年都在申请经费，每年都在新建学校，但速度太慢了。”

“经费不足？”

“不只是经费。”伊利亚摇头，“还有观念。很多农民认为读书无用，孩子能活就行了。贵族们则害怕农民识字后会变‘刁’。上面拨的经费，经过层层盘剥，到省里已经剩不下多少。我只能靠地方自治会和私人捐助勉强维持。”

统桢听得认真。他在书上读到过俄国的教育状况，但听一个在一线工作的人亲口讲述，感受完全不同。那些数字——百分之十的识字率、几十所学校——背后是无数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人。

“乌里扬诺夫先生，”统桢说，“如果方便的话，我能否和您多聊聊？我对您的工作很感兴趣。”

伊利亚有些意外，但他是一个温和好客的人，便点点头：“当然可以。不过现在我要带孩子们去吃东西了。如果您愿意，明天下午可以到我住的旅馆来。我们住在铸造厂大街的莫斯科旅馆，二楼六号房。”

“我一定拜访。”

统桢目送乌里扬诺夫一家离开。萨沙走在最前面，昂首挺，像一个护旗手。安娜牵着妹妹的手。沃洛佳落在最后，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看了统桢一眼。

那一眼里，有好奇，有思索，还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

统桢向他微微点了点头。沃洛佳转回头，跟上了家人。

喀山大教堂的钟声还在响着。复活节的人群在广场上流动，像一条彩色的河流。统桢站在原地看着那一家人的背影渐渐远去，心中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预感——仿佛今天这次偶然的相遇，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产生某种他还无法预料的意义。

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散了。他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笑。一个在异国街头偶然结识的教育官员家庭，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自己大概是太久没有和人好好交谈，有些多愁善感了。

他转身，沿着涅瓦大街继续走去。

第二天下午，统桢如约来到铸造厂大街的莫斯科旅馆。

这是一家体面而不奢华的中等旅馆，住的大多是来彼得堡办事的外省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统桢上了二楼，敲响六号房的房门。开门的是安娜。

“爸爸，那位中国先生来了。”安娜回头喊了一声，然后礼貌地把统桢让进屋里。

套间不大，客厅里摆着沙发、茶几和几把椅子。伊利亚从里屋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他戴着老花镜，显然刚才正在工作。

“朱先生，请坐。”伊利亚摘下眼镜，示意统桢坐下，“茶还是咖啡？”

“茶就好，谢谢。”

安娜去沏茶了。统桢环顾房间，看到茶几上摊着几本书，有教育学的专著，也有几本儿童读物。其中一本是克雷洛夫寓言，封面已经磨破了边，显然被翻过很多次。

“您在准备教材？”统桢问。

“是的。”伊利亚在对面坐下，“我这次来彼得堡，除了述职，也是为新学校采购图书。辛比尔斯克省地广人稀，许多村子连一所学校都没有。我打算今年新建十五所乡村小学，需要大量教材和读物。”

“新建十五所？”统桢有些惊讶，“经费从哪里来？”

伊利亚苦笑了一下：“省议会的拨款很有限。一部分靠地方自治会的支持，一部分靠私人捐助，还有一部分……”他顿了顿，“靠我自己省下来的薪水。”

统桢肃然起敬。这个中等身材、面相温和的人，正在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一点一点地为俄国的穷孩子打开知识的大门。他不是革命者，但他的工作比许多空谈革命的人更有意义。

安娜端了茶进来，放在统桢面前。茶是俄式的，用玻璃杯泡的，加了糖和一片柠檬。统桢道了谢，安娜微微一笑，退到一边，但没有离开，而是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拿起一本书假装看，耳朵却明显在听大人们的谈话。

“乌里扬诺夫先生，”统桢端起茶杯，斟酌着措辞，“昨天您说，俄国的教育覆盖面太小，经费不足，农民观念落后。我想问一个可能不太礼貌的问题——这些问题，靠您一个人建十几所学校，能解决吗？”

伊利亚沉默了。安娜在角落里抬起头，看着父亲。

良久，伊利亚叹了口气：“朱先生，您说得对。靠我一个人，建再多学校，也只是杯水车薪。俄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是贫困的问题。农民太穷了，穷到顾不上孩子的教育。我在辛比尔斯克建了那么多学校，但入学率始终上不去。有些村子，学校建好了，教师派去了，可只有七八个孩子来上课。其他孩子都在地里活，或者在富农家当佣工。”

“那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没有能力解决。”伊利亚坦率地说，“我只能尽量降低入学的门槛。比如，农忙时缩短上课时间，让孩子们可以上午上学、下午活。比如，给贫困家庭发放小额补贴，弥补他们‘损失’的劳动力。比如，在村子里办夜校，让成年人也能识字。但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统桢看着他，问道：“治本的办法是什么？”

伊利亚也看着他，目光深邃：“朱先生，您是一个明白人。治本的办法，不是教育能解决的。”

两人对视了一瞬，彼此都明白了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话。

伊利亚没有继续说下去。他站起身，走到窗口，望着外面的街道。过了一会儿，他转回头，用一种更加私人的语气说：“朱先生，我不知道您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一个中国青年，不远万里来到俄国，对俄国的社会问题如此关心，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读欧洲最新的思想著作——您不是普通人。”

统桢没有否认。

“我也不问您的真实身份。”伊利亚继续说，“我只想说，我本人做的是教育，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尽可能做有益的事。但我理解那些想要改变框架的人。我有四个孩子，”他看了一眼角落里的安娜，“我希望他们将来能生活在一个更公正、更自由的社会里。如果有人能为那样的社会而奋斗，我不会阻拦。”

统桢听懂了他的意思。这个父亲，在用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对变革的同情。他不会亲自参与，但他理解，甚至可能在内心深处支持。

“您的孩子们很幸运，有您这样的父亲。”统桢说。

伊利亚摇摇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幸运。萨沙……我那大儿子，您昨天见过了。他今年十三岁，已经读了很多书，思想比我年轻时还要激进。我有时候担心，他会走上一条危险的路。但我不阻止他。一个人应该走自己选择的路，只要那是一条正直的路。”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安娜跑过去开门，进来的是萨沙和沃洛佳。兄弟俩手里各拿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刚买的东西。

“爸爸，我们把您要的墨水买回来了。”萨沙说。然后他看见了统桢，“哦，是您。”

“你好，萨沙。你好，沃洛佳。”

沃洛佳点了点头，把纸袋放在桌上，然后退到哥哥身边，继续用那双褐色的眼睛观察着统桢。

伊利亚说：“朱先生，您昨天对我儿子提的问题很感兴趣。萨沙，你把昨天的讨论继续下去怎么样？”

萨沙眼睛一亮。他在统桢对面坐下，认真地问道：“朱先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您说的话。您说，如果社会制度不改变，教育本身也无法真正普及。我想问，您说的‘社会制度’，具体指什么？”

统桢有些惊讶。这个十三岁的少年，竟然真的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想了想，尽量用简单的语言解释：

“社会制度，就是一群人组织在一起的方式。比如，在一个村子里，土地是谁的？是地主的。农民种地，打下的粮食大部分要交给地主。这是土地制度。农民辛苦一年，所得仅够糊口，哪有余力送孩子上学？这是经济状况决定了教育状况。要真正普及教育，首先要改变这种土地制度——要么让农民有自己的土地，要么让土地归大家共同所有，收益由大家共同分配。”

萨沙点点头，又问：“那怎样才能改变土地制度呢？”

“这是一个更难的问题。”统桢说，“在大多数国家，土地制度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律背后是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要改变土地制度，就必须改变法律。要改变法律，就必须改变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这就涉及政治制度。”

“所以，归结底是要改变政治制度？”

“可以这么说。”

萨沙皱起眉头，努力消化这些话。沃洛佳站在哥哥身后，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统桢，嘴唇微微抿着。

忽然，沃洛佳开口了。

“如果改变政治制度，由谁来改变呢？”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一个人能改变吗？还是需要很多人？如果需要很多人，谁来把他们组织起来？”

统桢怔住了。

一个八岁的孩子，问出了政治变革中最核心的组织问题。

他认真地看着沃洛佳，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人当然改变不了。需要很多人。至于谁来组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需要少数觉悟高的人来领导，有人认为应该让大多数人自发地组织起来。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在争论，还没有定论。”

沃洛佳想了想，又问：“那您认为应该是哪种？”

统桢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他在英国看到费边社的做法，是一批知识分子用研究和宣传来影响政策。他在德国看到尔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的争论，一方主张依靠现有国家，一方主张工人阶级独立斗争。他在巴黎听老工人杜邦讲述1848年的教训——各派分歧导致分裂，最终被政府军各个击破。

“我认为，”他终于说，“既需要少数觉悟高的人来发起和引导，也必须让大多数人真正参与进来。少数人关起门来密谋，脱离了群众，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大多数人是力量的源泉，但如果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指给他们方向，他们的力量就是分散的、盲目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沃洛佳听得很认真，虽然有些词他可能不完全理解。然后他问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问题：

“如果结合起来那么难，是不是应该先想清楚了再做？还是先做起来，边做边想？”

房间里安静下来。伊利亚看着自己的小儿子，眼神复杂。萨沙也转头看着弟弟，似乎没想到弟弟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统桢沉默了很久。这个孩子的问题，一层比一层深。从“改变什么”到“谁来改变”，再到“想和做的顺序”——他不仅在问政治，他是在问行动的方法论。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标准答案。”统桢终于坦诚地说，“有的人想得多，做得少，最后什么都没改变。有的人做得多，想得少，最后方向走偏了。我想，应该是边想边做，边做边想。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做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想法。”

沃洛佳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拿着的东西——是一匹木头雕的小马，大概是刚才和哥哥逛街时买的。

统桢忽然有一种冲动。他问伊利亚：“乌里扬诺夫先生，我能不能和沃洛佳下一盘棋？昨天我看见房间里有棋盘。”

伊利亚笑了：“您会下国际象棋？”

“会一点。”

安娜从柜子里取出一副国际象棋，摆在茶几上。统桢和沃洛佳分坐两边，摆好棋子。萨沙站在弟弟身后观战，伊利亚和安娜也围了过来。

统桢让沃洛佳执白先行。男孩伸出手，用食指和中指夹起王前兵，向前推了两格。动作净利落，毫不迟疑。

统桢应了一手。两人你来我往，很快进入中局。统桢发现，这个八岁男孩的棋风很有特点：他不喜欢保守的开局，常常走出人意料的变着；他不怕弃子，有一次为了打开局面，竟然用马换了一个兵；他的计算还不够深远，但直觉很好，常常能感觉到棋盘上的关键位置在哪里。

中局时，沃洛佳发起了一轮猛烈的进攻，车马象配合，直统桢的王城。统桢不得不认真应对，花了些功夫才化解了攻势。但沃洛佳在进攻中消耗了太多子力，残局时已经处于劣势。

统桢没有故意放水。他想看看这个孩子面对败局时的反应。

沃洛佳的棋子越来越少，局势越来越被动。但他没有慌乱，也没有放弃。他皱着眉头，每走一步都思考很久，试图在绝境中寻找机会。最后，他被将死了。

他盯着棋盘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我输了。”

声音平静，没有沮丧，没有借口。

“你下得很好。”统桢真诚地说，“尤其是中局那波进攻，很有想象力。如果再磨练几年，一定能赢萨沙。”

萨沙在后面哼了一声：“他先赢了我再说。”

沃洛佳没理会哥哥的挑衅，而是开始复盘。他把刚才的对局一步步重新摆出来，问统桢：“您第十三步的时候，为什么不走这里？”他指了一个格子。

统桢看了看，心中暗暗吃惊。那个变着他当时确实考虑过，但觉得风险太大，没有采用。这个八岁的孩子，竟然在复盘时发现了。

“那一步也可以走，但我觉得后续的变化太复杂，不容易掌控。”统桢说。

“但您如果不走那一步，就只能一直防守。”沃洛佳说，“有时候，冒险是必要的。”

统桢看着这个男孩褐色的眼睛，沉默了一瞬。然后他笑了：“你说得对。有时候，冒险是必要的。”

伊利亚在一旁看着这一幕，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骄傲——为儿子的聪慧。也有忧虑——为儿子这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深沉。

天色渐晚，统桢起身告辞。伊利亚送他到楼梯口，握着他的手说：“朱先生，和您谈话很愉快。如果您在彼得堡待得久，欢迎您常来坐坐。等我们回了辛比尔斯克，也欢迎您来做客。”

“我一定去。”统桢说。

他走下楼梯，出了旅馆。铸造厂大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洒在湿漉漉的鹅卵石路面上。统桢走了一段路，回头望了一眼莫斯科旅馆二楼的窗户。灯光透过窗帘，映出一个矮小的身影——是沃洛佳，正站在窗前，不知在看什么。

统桢转回头，继续向前走去。

这个下午的谈话，这盘棋，这个八岁的男孩——它们会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什么痕迹，他还不知道。但他隐隐觉得，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似乎找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不是同志，而是……

他说不清是什么。

涅瓦河的风吹过来，带着冰雪消融的湿意。四月夜空中，几颗最亮的星已经显现。统桢裹紧大衣，加快脚步，向瓦西里岛走去。

明天，他还要去大学上课。后天，他打算去普梯洛夫工厂区看看。他在柏林时读过关于俄国工人状况的资料，现在他想亲眼看看。涅恰耶夫给他的传单还放在口袋里，他准备在东区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散发。

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而那个八岁男孩提出的问题——“如果结合起来那么难，是不是应该先想清楚了再做？还是先做起来，边做边想？”——会在很多年后，在他真正投身于一场伟大的变革时，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此刻，他只是圣彼得堡大学一个普通的旁听生，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异乡人，在俄国北方的春夜里，独自走过一条名叫铸造厂大街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