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883年2月，喀山的雪下得没完没了。伏尔加河的冰层厚得能走马车，码头上的搬运工们裹着破羊皮袄，在风雪里扛麻袋。统桢把蒸汽电报车停在修理厂的院子里，锅炉熄了火，车身蒙着一层灰白色的雪。

沃洛佳二十三岁了。他每天穿着那件旧大衣，在喀山的工厂区和工人中间奔走。彼得和谢苗的识字班已经扩大到了二十多个小组，遍布修理厂、纺织厂、皮革厂、面粉厂。沃洛佳给每个小组上课，讲剩余价值，讲劳动组合，讲一个人站出去和一百个人站出去的区别。工人们认识了这个宽额头、褐色眼睛的年轻人。他们叫他“伊里奇”。

2月下旬的一个傍晚，统桢在修理厂的小屋里和沃洛佳一起吃晚饭。黑面包，腌黄瓜，热茶。窗外的雪还在下，屋里炉火烧得很旺。沃洛佳放下茶杯，忽然说：“朱先生。马克思那封信——‘往前走’——我每天睡前都看一遍。看了两个月。我在想，他写这三个字的时候，手一定很疼。肝病，痈症，失眠。手抖着，说出来的只有这三个字。他把一辈子写了几十万字，最后只剩下三个字。但这三个字，比那几十万字都重。”

统桢没有说话。

沃洛佳从口袋里掏出那枚他自己刻的木兵，放在桌上。“往前走。不管写完没写完，往前走。不管看不看得到，往前走。”他把兵握回手心。

1883年3月，喀山的雪开始化了。屋檐滴水，街道上的雪变成了灰黑色的泥浆。伏尔加河的冰层还在，但靠近岸边的冰已经发酥，踩上去嘎嘎响。

3月17傍晚，统桢在修理厂的小屋里检修电报机。沃洛佳坐在旁边，面前摊着一本英文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版，从伦敦辗转寄来的。他正在对照德文原版读剩余价值那一章，铅笔在空白处做着批注。

有人敲门。急促的，重重的。彼得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他的脸色不对。统桢接过电报。发报人是伦敦的恩格斯，电文很短，只有一行字：“3月14下午2时45分，马克思逝世。恩格斯。”

统桢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把电报递给沃洛佳。沃洛佳接过，一字一字地读。读完了，他没有说话，只是把电报放在桌上，用手抚平。煤油灯的火苗微微跳动，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

沃洛佳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雪还在化，水滴从屋檐上落下来，一滴，又一滴。他的背影在煤油灯的光里显得很直。

“3月14。下午2时45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平。“朱先生。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1881年11月。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他坐在扶手椅里，裹着旧毛毯，膝上摊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俄文原版。桌上堆着手稿，烟灰缸里全是雪茄烟头。他问我：全世界的活的人，命是一样的吗？我说，一样的。他说：那就告诉他们，你们的命是一样的，你们的敌人也是一样的。我用四十年写了一本书，还没有写完。你们用你们的命，继续写。”

沃洛佳听完，沉默了很久。水滴从屋檐上落下来，一滴，又一滴。

“他写了四十年。没写完。”沃洛佳的声音很低。“但他写了。”

他转过身。

“朱先生。我要去伦敦。”

统桢看着他。

“不是现在。现在我没有路费。但我要去。去他的墓前站一会儿。告诉他：您没写完的，我们接着写。不是用笔写，是用脚写，用命写。”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记名字的本子，翻到最后一页。马克思的名字下面，有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丹尼尔逊，还有那行“1883年1月。往前走”。他拿起笔，在马克思的名字旁边写了一行字：“1883年3月14。下午2时45分。逝世。”

写完，把笔放下。本子上，马克思的名字旁边，现在有了生年和卒年。1818-1883。六十五年。

沃洛佳看着那两个数字。“六十五年。他流亡了三十四年。在伦敦住了三十四年。写了四十年。他从来没回过德国。他没见过《资本论》在俄国出版。没见过喀山的工人在板棚里读他写的字。没见过费奥多尔带着两百多号纤夫涨工钱。没见过伊万爷爷的租子从四六涨回对半。”

他把本子合上。

“但他知道这些事在发生。他知道有人在往前走。这就够了。”

3月下旬，消息陆续从伦敦传来。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讣告，用德文、法文、英文同时刊出。“3月14下午2时45分，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他在扶手椅里安静地睡着了——永远睡着了。”统桢把讣告的电文翻译成俄文，读给识字班的工人们听。

彼得听完，站起来。“马克思死了。他的书还在。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给咱们写的。咱们不认识他，他认识咱们。”他看着周围的工人，“他把咱们写进了书里。咱们得把他的书，读进命里。”

格里沙用那只伸不直的胳膊夹着识字课本，站起来。“彼得说得对。我胳膊断了，脑子没断。我读得慢，一天读一页。一年读三百六十五页。总有读完的一天。”阿库林娜站起来。她残了四手指的手握着铅笔。“我读不完。我女儿接着读。”

沃洛佳坐在角落里，把这些话一字一字地记下来。

4月初，统桢在喀山电报局收到恩格斯的长电。电文是马克思葬礼的记述。3月17，海格特公墓。来的人很少——恩格斯，爱琳娜，李卜克内西，几个老朋友，几个学生。恩格斯在墓前讲了话。

“正如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统桢把电文翻译成俄文，读给沃洛佳听。沃洛佳听完，沉默了很久。

“永垂不朽。”他重复了一遍。“朱先生。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永垂不朽’？”

统桢想了想。“不是写了几十万字的人。是那几十万字，变成了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命。那些人往前走，他的名字就跟着往前走。走多远，他的名字就活多久。”

沃洛佳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笔。

“那我就让他的名字，走得很远很远。”

4月中旬，统桢驾驶蒸汽电报车带沃洛佳去了一趟乌斯宾斯科耶。伊万站在村口等他们。他比去年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一张弓。但他站在那里，腰是直的。

“朱先生。沃洛佳。”他把他们让进屋里。木屋还是那座木屋，泥炉子，木桌，圣像。墙角堆着几个麻袋，印着“辛比尔斯克省地方自治会”。统桢把马克思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伊万。

伊万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圣像前，划了一个十字。不是给圣像划的，是给那个他从未见过、永远不会见到的德国人划的。

“他写了书。写咱们这些种地的人。我不识字。但沃洛佳识字。沃洛佳读了，讲给我听。我懂了。原来我这一辈子，交四六租，不是命。是人造成的。人造成的，人就可以改变。”他看着圣像，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他死了。他的书没死。我儿子识字，我孙子也会识字。他们读他的书。读懂了，就不会再交四六租。”

5月，伏尔加河开河了。统桢和沃洛佳站在河岸上，看着巨大的冰块互相碰撞、碎裂，浩浩荡荡地向下游漂去。沃洛佳二十三岁了，他看着那些奔涌的冰块。

“朱先生。您第一次带我看流冰，我八岁。我说：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但下面在动。十五年了。下面还在动。马克思写了四十年。没写完。但他在扶手椅里睡着的时候，手边是《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他不是写完了才走的。他是写到最后一刻才走的。”

他看着统桢。

“朱先生。我今年二十三岁。我也可以写四十年。写不到六十五年，就写四十年。写不完，让别人接着写。这条河不会断。”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木兵，握在手心里。椴木的，刀痕深浅不一，向前走的姿势。

“往前走。”

1883年，伏尔加河的冰层下面，河水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