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1874年1月

彼得堡的新年在暴风雪中到来。涅瓦河封冻得严严实实，冰面上覆着半尺厚的雪，连马车都能通行。彼得保罗大教堂的钟声在风雪中响着，一下又一下，闷闷的，像从水底传上来。

统桢把蒸汽电报车停在维堡区一家铁工厂的院子里。厂主是一个芬兰人，叫曼纳海姆——不是后来那个有名的曼纳海姆，是他的一個远亲，做铸铁生意的。曼纳海姆见过世面，在柏林学过机械，对这台自己会走的铁车毫不惊讶，只问了锅炉的最高汽压和煤耗，然后租给统桢一个角落停车，每月五卢布，包看管。

统桢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小屋。维堡区是彼得堡的工业区，也是穷人区。工厂的烟囱夜冒着烟，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煤烟和焦炭的气味。街上走着疲惫的工人，裹着头巾的女工，拖着鼻涕的孩子。和普梯洛夫工厂区一样。和特维尔一样。和喀山一样。

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统桢在小屋里接待了彼得和谢苗。喀山修理厂的两个老工人，三年前统桢在那里教识字班时认识的。他们来彼得堡已经半年了，在普梯洛夫工厂找到了活，同时秘密地把识字班也搬了过来。

彼得的脸上多了一道疤，从额头到颧骨，新愈的，肉红色。统桢问怎么来的。

“工头打的。”彼得说得很平静，“上个月，车间里一个学徒被机器轧断了手。我停工送他去医院。工头说我擅自离岗，用铁尺抽的。”

“后来呢？”

“谢苗带着十几个人去找厂主。厂主怕闹大，把工头调走了。”

统桢看着彼得脸上的疤。三年前，他在喀山第一次见到彼得时，这个人还不认识字母。现在他脸上多了一道疤，身后站着十几个人。

“识字班还在办？”

“在办。分三个组，每组五六个人。轮流上课。地点不固定，今天在这个人的棚屋，明天在那个人的地窖。”彼得从怀里掏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递给统桢。封面没有字，只画着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交叉着。“我们自己编的。把《资本论》的道理用工人能懂的话写出来。您看看。”

统桢翻开。第一页写着：“工人兄弟们：你们每天十二个钟头，造出值十个卢布的东西。厂主给你们两个卢布。剩下的八个卢布去哪儿了？”他用手指着那行字，一字一字地往下读。俄文不漂亮，有错别字，语法也不全对。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实处的钉子上。八页纸，从剩余价值讲到，从讲到团结。最后一页写着：“一个人不活，厂主不在乎。一百个人不活，厂主就要坐下来谈。全彼得堡的工人都不活，厂主就要跪下来。”

统桢合上小册子。“谁写的？”

彼得指了指谢苗。谢苗的脸红了，低下头。“字不好看。”

“字不用好看。话要对。”

谢苗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

彼得说：“朱同志，我们想把这本册子印两百份。但是纸和油墨都要钱。我们在厂里的工钱，吃饭租房刚好够。”

统桢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卢布，放在桌上。彼得没有推辞，收下了。

“印好了，给我一份。”

二月，统桢收到沃洛佳从辛比尔斯克发来的电报。电文通过俄国电报局的线路传到彼得堡电报局，再由邮差送到维堡区的小屋。

“资本论第二卷读完。不懂处甚多。利润率下降规律看不懂。等您回来。沃洛佳。”

统桢看着电文，想起十二岁的少年坐在蒸汽电报车的副驾驶座上，戴着耳机，手放在黄铜按键上。他走到维堡区电报局，交了电文和卢布。发报员是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年轻人，看了一眼电文。

“辛比尔斯克？半个卢布。”

统桢付了钱。发报员的手指在按键上跳动，嘀嗒嘀嗒嘀嗒。电文沿着铜线传出去。彼得堡到莫斯科，莫斯科到下诺夫哥罗德，下诺夫哥罗德到喀山，喀山到辛比尔斯克。几千俄里，嘀嗒声走完。

几个时辰后，回电到了。

“利润率下降规律等我回来讲。资本论第三卷还没出。您什么时候回来？沃洛佳。”

统桢在回电里写：“春天。开河以后。”

他没有告诉沃洛佳，自己在彼得堡做什么。不是秘密，是说不清楚。他在普梯洛夫工厂的识字班里听课，听彼得和谢苗讲剩余价值。他在铁工厂的院子里修蒸汽电报车，给锅炉除水垢，给活塞换密封圈。他去维堡区的工人酒馆，坐在角落里，听工人们压低声音谈论巴黎公社——三年前的事了，但在这里，在沙皇的警察眼皮底下，谈论它还是罪。有一个老工人，参加过1861年彼得堡的学生运动，后来被开除，在工厂里了十几年。他说了一句话，统桢记在记里：“沙皇的监狱里关满了想要自由的人。但监狱外面，想要自由的人更多。”

二月下旬，统桢在维堡区的小屋里接待了一个不速之客。

门推开时，带进来一阵风雪。来人穿着一件旧羊皮大衣，帽檐压得很低，脸上全是冰碴子。他摘下帽子，统桢认出了他。克鲁格洛夫。喀山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戴夹鼻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比三年前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但眼睛还是那样——认真的、不急于下结论的。

“朱同志。”克鲁格洛夫握住统桢的手。他的手冰凉，但很有力。

“你怎么在彼得堡？”

“被喀山大学开除了。罪名是‘传播有害思想’。”克鲁格洛夫苦笑了一下，“我在数学课上讲了一句‘几何公理不是上帝制定的，是人从经验中总结的’。有人告到校长那里。”

统桢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克鲁格洛夫双手捧着杯子，让热气熏着脸。

“现在做什么？”

“在工艺学院旁听。同时……做一点事。”他压低声音，“朱同志，您听说过‘柴可夫小组’吗？”

统桢摇了摇头。

“是一个秘密团体。在彼得堡、莫斯科、喀山、敖德萨都有分支。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我们读马克思，读尔，读车尔尼雪夫斯基。但不止是读书。我们到工人中间去。教识字，讲道理，组织互助。和您在喀山做的一样。”

统桢看着克鲁格洛夫。三年前，这个数学系的学生还在问“村社能不能绕过资本主义”。现在他在工人中间。

“你们有多少人？”

“彼得堡这边，核心成员二十几个。外围一百多人。工人占一半。”

统桢沉默了一会儿。“警察知道吗？”

“知道一些。上个月抓了两个人。还在审。”克鲁格洛夫的声音很平静，“朱同志，我来找您，是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讲讲您在英国、德国、俄国看到的工人运动。讲讲巴黎公社。我们这些人，都是从书本上读的。您是亲眼见过的。”

统桢想了想。“什么时候？”

“下个星期天。地点我到时候通知您。”

克鲁格洛夫站起来，戴上帽子，推开小屋的门。风雪涌进来，他的背影消失在白色的夜里。

星期天的傍晚，统桢按照克鲁格洛夫留下的地址，找到了瓦西里岛上一间半地下室。入口在院子深处，要穿过一条堆满杂物的窄巷，下一道结冰的石阶。地下室不大，挤了二十几个人。有穿大学生制服的，有穿工人短袄的，有戴夹鼻眼镜的，有满脸煤灰还没来得及洗的。一盏煤油灯挂在低矮的天花板上，火光微微跳动，照着这些年轻的面孔。

克鲁格洛夫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位是朱同志。从明国来。在俄国待了六年。他在英国见过运动的余波，在德国见过社会民主党的崛起，在俄国见过普梯洛夫的、喀山的识字班、伏尔加河的纤夫。巴黎公社失败那年，他正在回俄国的路上。请他说。”

统桢站起来。二十几双眼睛看着他。他没有讲理论。他讲人。讲伦敦东区那个手指被磷毒烂的小女孩。讲巴黎老工人杜邦，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老了住在桥洞里，盖着报纸睡觉。讲喀山的米哈伊尔，学写字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讲特维尔的玛丽娜，左眼被梭子打瞎，未婚夫判了八年。讲伏尔加河上的费奥多尔，拉了三十年纤，工钱从三十五卢布降到二十，带着一百多人涨回了二十三。

他讲完时，地下室里很安静。煤油灯的火苗微微跳动。一个穿工人短袄的年轻人站起来。二十出头，肩膀很宽，手很大，指节上全是老茧和烫伤的疤痕。

“朱同志，您说的这些人——米哈伊尔，玛丽娜，费奥多尔——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统桢看着他。“米哈伊尔还在西伯利亚。玛丽娜还在特维尔接线头，右眼还是好的。费奥多尔还在伏尔加河拉纤，工钱二十三卢布。明年船东可能又要降。”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那我们坐在这里，听您讲他们，有什么用？”

克鲁格洛夫想说什么。统桢摆了摆手。

“你叫什么？”

“巴维尔。普梯洛夫工厂，锻工。”

“巴维尔，你问得对。听故事没有用。讲故事也没有用。除非听完故事的人，走出去，做一点事。”统桢看着他，“你在普梯洛夫工厂，车间里有多少人？”

“锻工车间，六十多个。”

“你认识几个？”

“都认识。”

“信得过你的有几个？”

巴维尔想了想。“十来个。”

“从十来个开始。不说什么大道理。就说工钱，工时，工伤。工头今天打了谁，克扣了谁的工钱。这些事，大家都看得见。从看得见的事开始。十来个信得过你的人，再去找他们信得过的人。”

巴维尔听着，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的眼睛在煤油灯的光里很亮。

散会后，巴维尔走到统桢面前。“朱同志，下个星期天，您能来普梯洛夫吗？我车间里那十几个人，想听您讲。”

“讲什么？”

“讲您刚才讲的那些。米哈伊尔。玛丽娜。费奥多尔。”

统桢点了点头。

走出地下室时，三月的彼得堡还在下雪。统桢走在涅瓦大街上，路灯在风雪中昏黄地亮着。克鲁格洛夫走在他旁边。

“朱同志，您讲的，和我们讲的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们讲理论。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历史规律。您讲人。”

统桢站住了。雪花落在他肩头。

“理论是从人身上总结出来的。忘了人，理论就是空的。”

四月，涅瓦河的冰裂了。

统桢驾驶蒸汽电报车，从彼得堡出发，沿着驿道向东驶去。车尾的线架转动着，铜线一路拉出去，在刚刚返青的白桦树上缠绕。每走几俄里，他就停车，把铜线固定好，然后回到驾驶座上，戴上耳机，按下发报键。嘀嗒。嘀嗒嗒。嘀嗒。信号沿着铜线传回彼得堡。彼得和谢苗在普梯洛夫工厂区的一间棚屋里，守着那台备用机。纸带上打出孔，翻译成字母。

“出彼得堡。路况尚可。白桦发芽。统桢。”

几个时辰后，回电到了。

“收到。巴维尔昨天带来了三个人。识字班扩大到六组。彼得。”

统桢看着纸带。六组。彼得堡的识字班从三组变成六组。巴维尔带来的。

蒸汽车继续向东。过了诺夫哥罗德，过了特维尔，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四月的伏尔加河正在开河，巨大的冰块在河面上互相碰撞，发出隆隆的巨响。统桢把车停在河岸上，熄了火，站在岸边看流冰。他想起了沃洛佳。八岁那年，男孩站在辛比尔斯克的伏尔加河边，看着流冰说：“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但下面在动。”六年了。沃洛佳快十三岁了。下面的东西，还在动。

他回到车上，戴上耳机，按下发报键。这次不是发给彼得堡，是发给辛比尔斯克。电文通过沿路的电报局转接，一站一站地跳过去。

“在伏尔加河边看流冰。想起你说的话。下面在动。统桢。”

几个时辰后，回电到了。

“我十三岁了。资本论第三卷还没有出。我等。沃洛佳。”

统桢看着电文，笑了。

五月，统桢抵达辛比尔斯克。

蒸汽电报车停在乌里扬诺夫家的院门外时，椴树刚刚开花。满院子的甜香。安娜第一个冲出来，然后是萨沙，然后是玛丽亚，然后是伊利亚。沃洛佳最后一个走出来。他十三岁了。比统桢上次离开时又高了一截，声音完全变了，低沉而稳。肩膀宽了，手大了。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褐色的，专注的，像一口深井。

他走到蒸汽车旁，没有看锅炉，没有看电报机。他看着统桢。

“您瘦了。”

“你也瘦了。”

沃洛佳伸出手。统桢握住。少年的手握得很有力。

晚上，统桢在乌里扬诺夫家的客厅里，给沃洛佳讲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不是用《资本论》里的术语，是用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费奥多尔拉了三十年纤，工钱从三十五降到二十。为什么？因为轮船多了。轮船是机器，机器的价值比纤夫的劳动力便宜。船东买轮船，辞退纤夫。整个伏尔加河的货运成本下降了，但船东之间的竞争也激烈了。你降价，我也降价。利润越来越薄。这就是利润率下降。

沃洛佳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他沉默了很久。

“所以，船东买机器，是为了多赚钱。但大家都买机器，大家赚的都少了。”

“对。”

“那怎么办？”

“马克思说，这是资本主义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机器排挤工人，工人没活，工钱就降。工钱降，工人买不起东西，工厂的东西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工厂就倒闭。倒闭了，更多的人没活。”

沃洛佳皱起眉头。“那最后会怎么样？”

“马克思说，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会有一场大的危机。危机中，工人会明白，他们失去的不只是锁链。他们会站起来。”

沃洛佳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那本翻旧了的《资本论》第二卷。

“等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

统桢没有回答。

六月，统桢带沃洛佳去了一趟乌斯宾斯科耶。蒸汽电报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扬起一人多高的尘土。沃洛佳坐在副驾驶座上，膝盖上摊着地图和罗盘。他在学怎么用罗盘确定方位，怎么据太阳和地形修正路线。统桢教他。

到了乌斯宾斯科耶，伊万站在村口。他比去年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一张弓。但他看见蒸汽车时，眼睛还是亮了一下。

“又来了。”

“又来了。”

伊万把他们让进屋里。木屋还是那样，泥炉子，木桌，圣像。墙角堆着几个麻袋，印着“辛比尔斯克省地方自治会”。统桢问起今年的收成。

“开春旱了一阵。苗出得不齐。后来雨水又太多，有些地涝了。”伊万的声音很平，“今年怕是交不上租子了。”

统桢没有说话。沃洛佳看着伊万那双树皮一样的手。

“伊万爷爷，”沃洛佳忽然说，“村里有多少人家？”

“三十来户。”

“有多少户和您一样，租地主的地？”

“二十多户。”

“二十多户。如果大家一起去找地主，说今年收成不好，租子能不能少交点？”

伊万愣了一下。他看着沃洛佳，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一起去找？”

“一个人去，地主门都不让进。二十多户一起去，地主就要坐下来谈。”

伊万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牛的叫声和孩子的笑声。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那片绿中泛黄的麦田。

“我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没有二十多户一起去找过地主。”

他看着沃洛佳。

“也许该试试了。”

回辛比尔斯克的路上，沃洛佳一直很沉默。蒸汽车在土路上颠簸，夕阳把麦田染成金红色。他忽然开口了。

“朱先生。我今天对伊万爷爷说的话，是您教我的。”

“是。”

“您对彼得堡的巴维尔也说过一样的话。对伏尔加河的费奥多尔也说过一样的话。”

“是。”

沃洛佳沉默了。蒸汽车突突突地走着，烟囱吐着白汽。

“同样的话，对工人说，对纤夫说，对农民说。他们都能听懂。因为他们的命是一样的。”

他看着统桢。

“这就是地基。把命一样的人，连在一起。”

七月，统桢在辛比尔斯克收到一封从彼得堡发来的电报。电文很短。

“巴维尔被捕。聚众。克鲁格洛夫。”

统桢看着电文。巴维尔。普梯洛夫工厂的锻工，肩膀很宽，手很大，问“我们坐在这里听故事有什么用”的年轻人。上个月，他带着锻工车间的十几个人，因为工头无故开除一个老工人，停了工。厂主叫了警察。巴维尔被抓走了。

统桢走进辛比尔斯克电报局，交了电文和卢布。电文发往彼得堡。

“判了多少？”

几个时辰后，回电到了。

“还没判。在关押中。克鲁格洛夫和同志们正在设法营救。”

统桢站在电报局门口。七月的辛比尔斯克，阳光很好，街上走着卖格瓦斯的小贩，孩子们追着狗跑。巴维尔在彼得堡的监狱里。

他走回乌里扬诺夫家。沃洛佳在院子里看书。看见统桢的脸色，他合上书。

“怎么了？”

“巴维尔被捕了。”

沃洛佳的手停在书页上。他没有问巴维尔是谁。统桢给他讲过那个锻工的故事。

“判多少？”

“还没判。”

沃洛佳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进屋里。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翻开。上面用工整的字迹写着许多名字。

“这是什么？”统桢问。

“被流放的人。米哈伊尔，伊万，巴维尔。还有彼得堡识字班第一次被警察冲散时抓走的几个人——这是我从克鲁格洛夫的信里抄下来的。还有喀山的阿列克谢，被工头关进库房的那个。还有特维尔的玛丽娜的未婚夫。”

他把本子递给统桢。统桢一页一页地翻。几十个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写着地点、罪名、刑期。

“你为什么记这个？”

“记住。”沃洛佳说，“记住那些站出来的人。您教我的。”

统桢把本子合上，还给沃洛佳。

“继续记。会有更多名字。但也会有更多人站出来。”

八月，巴维尔的消息传来了。

判了五年流放，西伯利亚。罪名是“煽动工人聚众滋事”。克鲁格洛夫的电报里说，审判只用了二十分钟，没有律师，不许旁听。巴维尔在被告席上站得笔直。法官宣判时，他说了一句话：“五年后，我还会回来。”

沃洛佳把巴维尔的名字写进本子里。第五页。罪名：聚众。刑期：五年。他在“五年”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叉。

“朱先生。巴维尔回来的时候，我十八岁。”

“是。”

“那时候我在哪儿？”

统桢看着他。“不知道。也许还在辛比尔斯克。也许在喀山。也许在彼得堡。”

沃洛佳低下头，看着本子上的名字。

“不管在哪儿，我要见到他。”

八月下旬，统桢驾驶蒸汽电报车，带着沃洛佳又走了一趟。这次不是向南，是向北。沿着伏尔加河向上游走，过了下诺夫哥罗德，过了雅罗斯拉夫尔，到了伏尔加河的源头。源头在特维尔省的一片沼泽地里，一条细细的水流从苔藓和泥炭之间渗出来，汇成一条小溪。统桢把车停在沼泽边缘。两人下车，站在那条细流旁边。

“这就是伏尔加河的源头。”统桢说。

沃洛佳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很凉，很清，能看见水底的石子和水草。

“这么细。到了辛比尔斯克就宽了。到了察里津就更宽了。”

“是。”

“因为不断有小河汇进去。一条，两条，一百条。”

他看着统桢。

“人也一样。一个人站出来，是一条细流。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就成了伏尔加河。”

统桢没有说话。沃洛佳站起来，甩掉手上的水。

“巴维尔是一条细流。米哈伊尔是一条细流。费奥多尔是一条细流。伊万爷爷是一条细流。”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记名字的本子，翻开。几十个名字。

“他们都是细流。”

九月，辛比尔斯克中学开学了。

沃洛佳上了四年级。功课更重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物理、历史。他每天放学回来，做完功课，就跑到统桢的小屋里。两个人继续读《资本论》。第三卷还没有俄译本，统桢从彼得堡托人弄到了一本德文原版。沃洛佳的德文是统桢教的，已经能磕磕绊绊地读原版了。遇到不懂的句子，两个人一起查字典，一起琢磨。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读完了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最后一节。沃洛佳合上书，揉着眼睛。

“马克思写到这里就停了。”

“他没写完。第三卷是恩格斯从他手稿里整理出来的。”

“第四卷呢？”

“也是手稿。还没出版。”

沃洛佳沉默了。窗外，九月的椴树叶开始变黄。

“他没写完就走了。”

“是。”

沃洛佳看着桌上那本厚厚的德文《资本论》。“没写完。但有人继续写。”

统桢看着他。

“不是用笔写。是用脚写。用命写。米哈伊尔在西伯利亚用树枝在雪地上写。巴维尔在监狱里用骨头写。费奥多尔在伏尔加河上用麻绳写。”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将来，也要写。”

十月，统桢收到大哥宪守从吕宋发来的电报。电文经过海参崴、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彼得堡，一站一站转过来，到他手里时已经走了十天。

“五弟：马尼拉机器制造局落成。自造蒸汽机第一台下线。虽不及英美，然已能自造。铁路已修至甲米地，计五十里。电报网已通至婆罗洲、爪哇。父皇病中闻之，泪下。兄宪守。”

统桢把电文看了三遍。自造蒸汽机。马尼拉机器制造局。铁路五十里。电报通至爪哇。大哥在万里之外，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做成了。他走进辛比尔斯克电报局，发了回电。

“大哥：欣闻机器局落成。自造蒸汽机，此为本。弟在俄，见俄之工业虽不及英法，然彼得堡、莫斯科诸厂已能自造火车头、铁轨、电报机。明室若能持之以恒，十年可期小成，二十年可期大成。另，人才为本。机器局宜附设学堂，招聪颖子弟，学制图、学机器、学格致。弟在俄，见俄皇彼得一世变法，首重人才。彼得亲赴西欧学造船，归而设海军学院。明室欲强，当效之。弟统桢。”

电文发出去，沿着铜线向东走。辛比尔斯克到喀山，喀山到彼尔姆，彼尔姆到叶卡捷琳堡，叶卡捷琳堡到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到海参崴。海参崴到上海，上海到马尼拉。万里之遥，嘀嗒声走完。

十一月，伏尔加河开始封冻了。

统桢驾驶蒸汽电报车，带沃洛佳去了码头。费奥多尔还在。老纤夫坐在系缆桩上，麻绳搭在膝盖上。他的身边坐着几个老家伙——谢尔盖，伊格纳特，库兹马。还有几个年轻的，二十出头，刚拉纤没几年。

“朱先生。”费奥多尔招了招手。

统桢走过去，在系缆桩上坐下。沃洛佳坐在他旁边。

“今年的工钱怎么样？”

“二十三。船东没降。”费奥多尔咧嘴笑了，露出几颗黄牙。“他试过。开春的时候说今年要降到二十。我们这段河的纤夫，加上装货的、卸货的、修船的，两百多号人，都不动。他的货在码头上堆了三天。第四天，他说二十三就二十三。”

他看着统桢。

“你教我的。一个人去找，门都不让进。两百个人站在一起，船东就要坐下来谈。”

统桢点了点头。

费奥多尔把烟斗叼在嘴里，没有点燃。“朱先生，你下个星期还来吗？”

“来。”

“我介绍你认识几个从阿斯特拉罕来的纤夫。他们那段的工钱还是二十。想学我们。”

统桢看着他。这个拉了三十年纤、肩膀被麻绳磨出一道深沟的老纤夫，现在在教别的纤夫怎么站起来。

“好。”

十二月，辛比尔斯克下了一场大雪。

统桢在乌里扬诺夫家的小屋里，记完了这一年的记。从彼得堡的地下室，到普梯洛夫的识字班。巴维尔判了五年，本子上多了一个名字。克鲁格洛夫的“柴可夫小组”在彼得堡、莫斯科、喀山、敖德萨扎下了。费奥多尔把两百多号人站在一起，工钱保住了二十三。马尼拉造出了第一台自己的蒸汽机。

窗外，雪还在下。统桢把记翻到第一页。八年前，他在“远望”号的船尾，看着吕宋消失在海平面下。八年后，他坐在辛比尔斯克一间小屋里，窗外是俄罗斯的雪。他变了。世界也变了一点。不多，但有一点。

有人敲门。

“请进。”

门开了。沃洛佳穿着睡衣走进来，光着脚。十三岁的少年，个子已经快到统桢的肩膀了。

“睡不着？”

“嗯。”他在统桢的床沿上坐下。

“想什么？”

“想巴维尔。西伯利亚的冬天，零下四十度。他怎么过。”

统桢没有说话。沃洛佳看着窗外的雪。

“朱先生。您说过，兵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走到底，可以变成任何棋子。”

“是。”

“巴维尔在往前走。米哈伊尔在往前走。费奥多尔在往前走。您在往前走。”他看着统桢，“我也在往前走。”

统桢伸出手，按了按他的肩膀。少年的肩膀比去年更宽了，骨头里的硬度还在。

“往前走。”

窗外，伏尔加河的冰层下面，河水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