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875年1月，辛比尔斯克的雪下了一整夜。统桢在乌里扬诺夫家的小屋里收拾行装。六本记，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版，沃洛佳刻的两枚木棋子，伊利亚送的《上尉的女儿》。行囊比八年前从吕宋出发时重得多。不是东西多了，是分量重了。
有人敲门。不重，三下。
沃洛佳穿着睡衣站在门口，光着脚，手里拿着那个记名字的本子。十四岁的少年，个子已经快到统桢的肩膀，肩膀宽了，声音沉了，但眼睛还是那样——褐色的，专注的，像一口深井。“您明天走？”“明天。”沃洛佳走进来，在床沿上坐下。他把本子翻开，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用工整的字迹写着一个名字：卡尔·马克思。
“您要见他。替我问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沃洛佳沉默了很久。窗外，一月的风把椴树的枯枝吹得沙沙响。“问他：您写完《资本论》了吗？”
统桢没有说话。沃洛佳合上本子，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住，没有回头。“朱先生。您去见他。您去替我看一眼。回来告诉我，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拉开门，光着脚走过走廊，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1875年2月，统桢驾驶蒸汽电报车向西驶去。辛比尔斯克到莫斯科，莫斯科到华沙，华沙到柏林。每到一个驿站，他就把铜线接上当地的线路，给辛比尔斯克发电报。嘀嗒嘀嗒嘀嗒。
“抵华沙。路况尚可。煤够。统桢。”
回电总是很快：“收到。路上小心。沃洛佳。”
柏林。统桢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他去了柏林大学，想见李卜克内西，被告知在莱比锡。他去了当年的工人区，想找那些一起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工人。有的还在，有的被抓了，有的流放了，有的死了。一个老印刷工还记得他，叫弗里茨，头发全白了，手抖了，但还在排字。他把统桢拉到印刷机后面，压低声音：“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要合并了。好事还是坏事？”弗里茨沉默了一会儿。“合并是好事。工人分成两派，自己打自己，工厂主看笑话。但合并的纲领里全是尔的东西。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怎么会答应？”统桢没有说话，只是握了握他的手。那只手抖着，但很有力。
1875年3月，统桢离开柏林继续向西。过汉诺威，过科隆，进入比利时，抵达布鲁塞尔。马克思二十多年前流亡过的地方，《共产党宣言》在这里写就。统桢在老城区找到了那栋房子，现在是一家面包房。他走进去，买了一个黑面包，掰开，里面是灰白色的，带着麦麸。他在布鲁塞尔电报局给辛比尔斯克发了一封电报：“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当年住过的房子。现在是面包房。买了一个黑面包。统桢。”回电几个时辰后到了：“收到。黑面包什么味道？沃洛佳。”“酸的。硬的。但能吃饱。统桢。”
1875年4月，统桢渡过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他在东区找了一间小屋住下，然后找到了恩格斯。恩格斯的住处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统桢写了一封短信托人送去，第二天回信到了，字迹刚劲有力：“朱先生：明天下午三点。”
统桢准时到达。书房不大，四面墙全是书架，塞满了书。恩格斯从书桌后站起来，五十五岁，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留着浓密的棕色胡须。他伸出手，统桢握住，那只手很大，很有力。“朱先生。请坐。您在俄国待了八年？”统桢点头。恩格斯从书架上抽出一张俄国地图摊在桌上，统桢一一指出彼得堡、辛比尔斯克、喀山。恩格斯问得很细：辛比尔斯克的农民租子多少，喀山的工人识字班有多少人，伏尔加河的纤夫工钱是多少。统桢一一回答。讲到米哈伊尔在西伯利亚用树枝在雪地上写字母时，恩格斯停下了笔。
“您认识这个工人？”“认识。八年前在普梯洛夫工厂。我教他识字。他学了半年，能写简单的句子。后来因为要求工头返还克扣的工钱，被判流放。刑期满了，上个月我收到彼得堡的电报，他回来了。还在组织识字班。”恩格斯沉默了一会儿。“八年前您教他写第一个字母。八年后他在西伯利亚用树枝写字母，回来继续教别人。这就是地基。”统桢的心跳漏了一拍——这句话，是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在喀山修理厂说过的。恩格斯在万里之外的伦敦，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因为我和马克思做了三十年。”恩格斯合上笔记本，“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大部分不成。但不成也要做。你做了一段，别人接着做。你倒下了，别人站起来。朱先生，您想见马克思。”“是。”“他身体不好。但您的名字，我会告诉他。下个星期。我来安排。”
一个星期后，统桢见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带他走进梅特兰公园路41号。一栋朴素的房子，门前的台阶有些磨损。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开了门，把两人领进一楼的书房。书房比恩格斯的小，也更乱。书架上塞满了书，地板上也堆着书，桌面上铺着报纸、手稿、信件，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空气里弥漫着雪茄烟和旧纸的气味。
马克思从书桌后站起来。他五十七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头发和浓密的大胡子全是灰白色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眼窝深陷，皮肤有一种久病之后的蜡黄色。但他站起来的时候，腰是直的。他的眼睛——深褐色的，在浓密的眉毛下面，像两块燃烧的煤。统桢在那一瞬间想起了沃洛佳。不是相貌，是眼睛。那种专注的、不妥协的、一直在燃烧的东西。
“朱先生。恩格斯跟我说了您。八年在俄国。教工人识字。见过纤夫。认识流放犯。”他伸出手。统桢握住。那只手很瘦，骨节突出，皮肤燥而温热。但握得很有力。“请坐。”
统桢在堆满书的沙发上清出一块地方坐下。马克思坐回书桌后的扶手椅，拿起一支雪茄点燃。“您父亲是皇帝。”统桢没有否认。“一个皇帝的儿子，在俄国的工厂和农村待了八年，教工人识字，参加秘密小组。为什么？”
统桢想了想。书房里很安静，只有壁炉里木柴的噼啪声。“我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封我做亲王。我不想要。不是因为我比他们聪明，比他们努力，只是因为投胎。这不公平。后来我去了英国，去了法国，去了德国，去了俄国。在伦敦，我看见一个八岁的女孩在火柴厂做工，手指被磷毒烂了。在彼得堡，米哈伊尔握住铅笔，描出了人生的第一个字母。亲王和工人之间的不公平，不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事，是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事。要改变它，不能靠我一个人，要靠千千万万像米哈伊尔一样的人自己站起来。”
马克思沉默了很久。雪茄的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他轻轻弹掉。“您读过《资本论》。”“读过。第一卷读了好几遍。第二卷德文版也读了。”“有什么问题？”
统桢没有客气。“利润率下降规律。您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般利润率会趋于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我在英国和德国看到，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利润总量在增加。资本家虽然利润率低了，但赚的钱更多了。这会不会延缓危机的到来？”
马克思的眼睛亮了一下。他把雪茄放在烟灰缸边上，从桌上翻出一份手稿。“您看这里。我在第三卷里写了。利润率下降和利润总量增加，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正是因为资本总量增大了，所以即使利润率下降，利润总量仍然可以增加。但这不改变趋势。最终，资本的过剩和人口的过剩会同时出现。一方面是堆积如山的商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工人没有饭吃。这就是危机的物质基础。”他停下来，咳嗽了几声。爱琳娜端了一杯茶进来，担心地看了父亲一眼。马克思摆了摆手。
“朱先生。您刚才说，您在俄国的工人中教识字。俄国的工人和英国的工人有什么不同？”统桢想了想。“俄国的工人，大部分昨天还是农民。他们带着农民的全部弱点和全部忍耐走进工厂。但他们也有农民没有的东西——在工厂里，他们第一次和几百个和自己一样的人站在一起。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马克思点了点头。“您见过俄国的农村。俄国的村社，有没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更高的社会形态？”
统桢想起了辛比尔斯克省的乌斯宾斯科耶。伊万。对半租。六十多年，从年轻到白发。“我见过一个俄国农民，叫伊万。种了五十多年地。租子从对半分涨到四六。他问我：会变吗？我说：会变的。但我不知道会怎么变。村社还在，但已经被地租、赎金、蛀空了。富农把穷农的地一块一块吃掉，年轻人往城里跑。村社不是绕过资本主义的桥，是被资本主义吃掉前的最后一道壳。”
马克思沉默了很久。他把雪茄重新点燃，深深吸了一口。“我最近在学俄语。”统桢愣了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我在读原版。这个人被关在要塞里，写了一本小说，讲拉赫美托夫睡钉床。他用小说回答了‘怎么办’——比很多用理论回答的人回答得更好。”
统桢的心头一热。沃洛佳也读过这本书，读了三遍。马克思，沃洛佳——一个在伦敦的书房里，一个在辛比尔斯克的木屋里——在读同一本书。
“朱先生，您在俄国八年。您认识的那些工人、农民、纤夫、流放犯——他们是活的《资本论》。我写的是理论，他们写的是命。将来有一天，您要把这些都写下来。不是用笔写，是用……”“用脚写，用命写。”统桢说。马克思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统桢在整个下午里第一次看见他笑。笑容把皱纹挤得更深了，但眼睛里的火光更亮了。“对。用脚写，用命写。”
走出梅特兰公园路41号时，天色已近黄昏。恩格斯走在他旁边。“朱先生，您今天对马克思说的那些——利润率下降，俄国村社——很少有人能和他谈到这个程度。他身体很不好。肝病，痈症，失眠，头痛。医生让他减少工作，他不听。他说，时间不够了。”
统桢站住了。时间不够了。马克思五十七岁，病痛缠身，还在学俄语，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资本论》第三卷。他知道时间不够了，但他不停。
“朱先生，您接下来去哪儿？”“巴黎。然后可能去瑞士，去意大利。我想见一些人。雨果。左拉。达尔文。巴枯宁。屠格涅夫。莫里斯。我想知道，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恩格斯点了点头。“去吧。去见他们。听听他们怎么说。然后回来。”
1875年5月，统桢在巴黎找到雨果时，老人已经七十三岁了。他住在雨果大街的一座公寓里，满头白发，背有些驼，但目光像鹰。客厅很大，摆满了家具、书籍、雕塑、绘画，墙上挂着雨果自己画的画——水墨的城堡、风暴中的船只、奇异的东方塔楼。
“你从明国来。你是什么人？”“一个在俄国待了八年的人。在工厂和农村里。教工人识字。”雨果的眼睛亮了一下。“你知道巴黎公社吗？”“知道。1871年。七十二天。三万人。”雨果沉默了。他的手放在拐杖的象牙柄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三万人。我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把住所改成了避难所，收留流亡的公社社员。他们来的时候，身上全是血，眼睛里全是火。我以为他们能赢。七十二天。”
“你读过《悲惨世界》？”“读过。安灼拉。街垒。”雨果点了点头。“安灼拉死了。街垒被攻破了。但冉阿让活下来了。他把珂赛特养大，给了她幸福。然后一个人死在黑暗里。我写冉阿让的时候，在想一件事：革命会死，但人不可以死。街垒可以被攻破，但修建街垒的人不可以被光。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革命就没有真正失败。”
他转过身，看着统桢。“你记得吗？”“记得。”“记得谁？”
统桢从口袋里掏出沃洛佳那个记名字的本子，翻到第一页。“米哈伊尔。普梯洛夫工厂锻工。要求返还克扣工钱，判流放三年。在雪地上写字母。”雨果接过本子，看着那些名字。米哈伊尔。伊万。玛丽娜。巴维尔。费奥多尔。一个一个。他看完，把本子还给统桢。“你是冉阿让。他们是你的珂赛特。将来有一天，你的珂赛特会长大。他们会自己修建街垒。你那时候，就可以像冉阿让一样，一个人死在黑暗里。但不是现在。”
1875年6月，统桢在巴黎继续停留。他通过俄国侨民圈找到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住在巴黎郊外的布瓦勒，塞纳河边的一栋白色别墅里。他五十七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举止优雅。统桢去的那天，他正在花园里侍弄玫瑰花，戴着一顶草帽，手上沾着泥土。
“您在俄国待了八年。去了哪些地方？”统桢一一说了。当听到辛比尔斯克时，屠格涅夫的眼睛亮了一下。“辛比尔斯克。我的《猎人笔记》里有一篇，写的就是辛比尔斯克省。那里的农民，我见过。四十年前是农奴，现在是‘自由农民’。但我在巴黎听到的消息，他们的子比四十年前好不了多少。您说您在辛比尔斯克认识一个叫伊万的农民。他问您：会变吗？您怎么回答？”“我说：会变的。”屠格涅夫端起茶杯，没有喝，又放下。“我年轻的时候，立过一个誓言：我绝不同农奴制妥协。后来农奴制废除了，我以为我赢了。现在我老了，发现它换了一件衣服，继续活着。朱先生，您还年轻。您会活到看见它死的那一天吗？”统桢没有回答。
屠格涅夫忽然站起来。“我带您去见一个人。”
当天傍晚，他带统桢走进巴黎一家咖啡馆。角落里坐着一个中年人，三十五岁，身材粗壮，浓密的黑胡须，眼睛小而锐利。“埃米尔·左拉。”那人站起来，伸出手。统桢握住，那只手很有力，像工人的手。
左拉带统桢看了自己的书房。桌上摊着厚厚的笔记——关于煤矿的，关于铁路的，关于巴黎菜市场的，关于洗衣妇的。每一本笔记都是他亲自去那些地方待了很久，观察，记录，和那里的人交谈。“我去过煤矿。下到矿井里。巷道这么矮。”左拉用手在前比了比，“人要弯着腰走。空气里全是煤灰，吸进肺里，一辈子出不来。矿工的孩子，十岁就下井。拉煤车，像骡子一样。我写小说，不是为了让读者舒服，是为了让他们看见那些他们不愿意看的东西。”
统桢想起了沃洛佳。十四岁的少年，在辛比尔斯克的小屋里，用本子记那些流放犯的名字。左拉在用另一种方式做同样的事——记录那些被遗忘的人，让世界看见他们。“左拉先生，您写的那些矿工、洗衣妇——他们会看您的书吗？”“不会。他们不识字。但他们的事被写下来，被识字的人看见。识字的人里，也许有几个人会问：为什么？这几个人里，也许有一个人会去做点什么。这就够了。您教工人识字，我在书里写工人。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让看不见的被看见。”
1875年7月，统桢离开巴黎向南进入瑞士。他要在伯尔尼见一个人——米哈伊尔·巴枯宁。巴枯宁住在伯尔尼郊外一间简陋的公寓里，六十一岁，坐在窗前的一把旧藤椅上，腿上盖着毯子。他比统桢想象中高大得多，但六十年的流亡、监狱、斗争把他掏空了，脸是灰白色的，手在微微发抖，只有眼睛还燃烧着。
“朱。明国的亲王。马克思的学生。”“我见过马克思。但我不属于任何一派。”巴枯宁咧嘴笑了，牙齿缺了好几颗。“不属于任何一派。那你属于什么？”“我自己。”巴枯宁大笑起来，笑声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咳了好一会儿，用手帕捂着嘴。手帕拿开时，上面有血丝。他把手帕折好，放进口袋，像什么都没发生。
“你去过工厂。去过农村。你告诉我：工人和农民最想要的是什么？”统桢想了想。“活下去。然后活得更好一点。”“对。活下去。不是听马克思讲剩余价值，不是听我讲废除国家。是工钱涨一卢布，是租子少交一成，是孩子能吃饱。”巴枯宁靠在藤椅背上，看着天花板。“马克思说，工人要夺取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问你：谁专政？工人阶级不会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他们会选代表。代表坐在办公室里，今天是无产阶级，明天呢？权力是毒药。不管谁喝下去，都会变成新的沙皇。”
统桢想起了沃洛佳八岁时问过的问题：“如果大家共同占有，那谁来管呢？如果有人管，那个管的人不就比别的人权力大了吗？”八岁的孩子，和六十一岁的巴枯宁，问的是同一个问题。
“那您的答案是什么？”“废除一切国家。工人和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公社。像巴黎公社那样。但要比它更彻底。”巴枯宁的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燃烧，“马克思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我是。无政府，就是没有人管人。人自己管自己。”
统桢沉默了一会儿。“巴黎公社存在了七十二天。如果公社没有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它连七十二天都撑不到。”巴枯宁的眼神暗了一下。“是的。他们被屠了。不是因为他们不该废除国家，是因为废除得不够彻底。”
“如果他们彻底了，就能挡住凡尔赛的军队吗？”
巴枯宁没有回答。窗外，伯尔尼的七月阳光很好。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他忽然开口了。“朱。你见过马克思。你见过雨果。你见过左拉。你见过我。我们这些人，每个人都在找一条路。哪条路是对的？没有一条路是对的，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路是走出来的。不是一个人走，是千千万万人一起走。你走你的那一小段。”他伸出手。那只手很大，骨节突出，微微发抖。统桢握住。“朱。你会比我活得久。你替我去看看，看看那条路最后通到哪里。”
1875年8月，统桢在伦敦唐恩小筑见到了达尔文。老人六十六岁，头发全白了，胡子也白了，正在温室里观察一株捕蝇草。他一生都被一种神秘的疾病折磨，常常连续几天不能工作。但他站在那株捕蝇草前面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统桢熟悉的专注。他在观察一片叶子上的细小绒毛，用手里的骆驼毛刷轻轻触碰，看叶子会不会闭合。
“明国。你们那里的兰花，我在书里写过。”统桢愣了一下。“兰花？”“对。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兰花，花距长达三十厘米。我预言一定有一种蛾子，口器正好三十厘米长，能吸到花蜜。他们都不信。后来真的找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像一个孩子。
统桢问：“您为什么研究兰花？”达尔文想了想。“因为兰花很美。也因为没有人研究过。我想知道，造物主为什么要造这么长的花距。后来我明白了，是自然选择造的。花距长一点，蛾子就够不着。够不着，花就结不了籽。只有花距更长一点的兰花，才能把籽传下去。一代，一代，一百万年，就成了三十厘米。”
统桢想起了沃洛佳。十四岁的少年，在辛比尔斯克的院子里，问“为什么总是这不公平”。达尔文在肯特郡的温室里，问“花距为什么这么长”。不同的问题，同一种问法。
“您相信您自己发现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吗？”达尔文沉默了很久。温室里很安静，只有水滴从叶片上滑落的声音。“我不知道。我研究的是兰花，是藤壶，是蚯蚓。不是人。人是比兰花复杂得多的东西。但有一点——我观察了一辈子生物。我发现，那些最成功的物种，不是最强壮的，不是最聪明的，是那些最懂得互相帮助的。”
统桢把这句话记在了记里。用中文，用俄文，用德文。三种语言，同一句话。
1875年秋天，统桢在伦敦见到了威廉·莫里斯。莫里斯四十一岁，身材粗壮，头发浓密卷曲，手上有老茧——不是握笔磨出来的，是握凿子和锤子磨出来的。统桢去的那天，莫里斯正在染一块布，用靛蓝，一种从菘蓝叶子里提取的古老染料。他的手浸在染缸里，手指被染成了深蓝色。
“化学染料染出来的蓝，是死的。靛蓝染出来的蓝，是活的。会随着光线变化，随着年月褪色。但褪得好看。中世纪的工匠，一个人从纺线、织布、染色到做成衣裳，从头做到尾，他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东西。后来有了机器，有了工厂，工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我不是反对机器，我是反对机器把人变成机器。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只是让工人吃饱，是让他们重新成为人。让他们自己设计自己的花。”
统桢把这句话记在记里。他想起左拉在书房里摊开的煤矿笔记，想起达尔文在温室里观察捕蝇草的绒毛，想起屠格涅夫在花园里侍弄玫瑰花。这些人，用不同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让人成为人。
1875年11月，统桢再次回到伦敦。恩格斯正在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书房里堆满了纸张，马克思潦草的、几乎无法辨认的笔迹，被恩格斯工整地誊抄、补充、注释。“您在做马克思没做完的事。”恩格斯没有抬头。“他做了三十年。我做几年，算什么。”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1876年2月，统桢在伦敦收到一本秘密流传的小册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手抄本。他坐在东区的小屋里，一字一字地读。“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统桢读着那些字，想起巴枯宁在伯尔尼说的话——“权力是毒药”。马克思没有说权力不是毒药。他说，在毒药被彻底清除之前，需要一个时期，由喝过毒药但正在解毒的人，把解毒的药分给所有人。
他翻开另一页。马克思写道：“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统桢用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线。他给辛比尔斯克发了一封电报：“读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统桢。”回电几个时辰后到了：“收到。纲领是地图，运动是走路。沃洛佳。”
1876年7月，第一国际在费城召开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宣布解散。消息传到伦敦时，统桢正在恩格斯家。恩格斯看完信，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信放在桌上。“旧国际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新的国际会诞生。不是现在，是在下一代人手里。”统桢想起了沃洛佳。十四岁的少年，在辛比尔斯克的小屋里，用本子记那些流放犯的名字。
1876年7月1，巴枯宁在伯尔尼去世。统桢在伦敦收到了消息。他给辛比尔斯克发了一封电报：“巴枯宁去世。第一国际解散。一个时代在结束。统桢。”回电几个时辰后到了，电文很短，但每个字都像用刀刻的：“一个时代在结束。另一个时代在开始。沃洛佳。”
1876年8月，统桢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公社社员墙”前站了一个下午。墙上弹痕累累。三万个名字，没有刻在任何地方。但草从弹痕里长出来。他去了瑞士伯尔尼，在巴枯宁的墓前站了一会儿。墓碑很小，只刻着名字和年份。一个巨人，最后只剩下一块小石头。
1876年9月，统桢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最后一次见到马克思。马克思比一年前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更深，手抖得更厉害了。但他还在写。桌上摊着《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还有一叠写满俄文单词的纸——他还在学俄语，还在研究俄国的村社。
“您为什么还在学俄语？”“因为俄国的革命者给我写信。他们问我：俄国的村社能不能绕过资本主义？我要回答他们。要回答，就要懂俄国。要懂俄国，就要读俄文的书。”统桢没有说话。时间不够了。但马克思还在学俄语，为了回答俄国革命者的问题。
1876年10月，统桢在伦敦电报局给辛比尔斯克发了最后一封电报：“即返俄。统桢。”回电很快：“收到。路上小心。沃洛佳。”
统桢看着那行字。两年。他走了大半个欧洲。见到了马克思，见到了恩格斯，见到了雨果，见到了左拉，见到了巴枯宁，见到了达尔文，见到了屠格涅夫，见到了莫里斯。他带着他们的声音回去，带着他们的“为什么”回去，带着他们的“怎么办”回去，带着他们没走完的路回去。
他驾驶蒸汽电报车离开伦敦，向东驶去。十月的英吉利海峡灰蒙蒙的。每走一段，他就把铜线接上当地的线路，给辛比尔斯克发电报。嘀嗒嘀嗒嘀嗒。
“过海峡。风浪大。煤够。统桢。”
“收到。马克思的俄语学到什么程度了？沃洛佳。”
“能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原版。统桢。”
“收到。我十五岁了。资本论第三卷还没出。我等。沃洛佳。”
统桢看着电文。十五岁。他在辛比尔斯克的小屋里等了七年。等《资本论》第三卷，等马克思写完，等那些问题被回答。他知道马克思可能写不完。但他还在等。
蒸汽车在法国的乡间土路上颠簸。十月的风从大西洋吹过来，冷而湿。统桢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枚木棋子，把兵放在电报机的黄铜面板上。兵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走到底，可以变成任何棋子。
1876年12月，统桢驾驶蒸汽电报车穿过德国，进入波兰，在圣诞节的钟声中越过了俄国边境。雪原无边无际，白桦林在风中站立，枝头挂着冰凌。他把铜线接上边境驿站的电报线路，给辛比尔斯克发了这年最后一封电报。
“入俄境。雪大。新年见。统桢。”
回电在风雪中到达，信号有些模糊，但字字清晰。
“收到。新年见。沃洛佳。”
统桢把电文折好放进口袋。蒸汽锅炉突突地响着，烟囱吐出的白汽在零下三十度的空气里立刻凝成冰晶。他踩下踏板，蒸汽车在雪原上继续向东。辛比尔斯克还在两千俄里之外，伏尔加河封冻着，驿道被雪掩埋，但他知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