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六月
火车在辛比尔斯克站停靠时，天已经全黑了。
统桢提着行李箱走下火车。站台上只有几盏煤油灯，昏黄的光照着稀稀落落的旅客。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泥土、草、牲口粪便，还有伏尔加河飘来的水腥气。和彼得堡的煤烟味完全不同。
车站是一栋单层的木结构建筑，墙面漆成淡黄色，已经斑驳了。统桢走进候车室，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打瞌睡的站务员和一个卖格瓦斯的老妇人。他向站务员打听了莫斯科大街的方向，然后走出车站。
辛比尔斯克是一座山城，建在伏尔加河右岸的高地上。街道顺着山坡蜿蜒而上，两旁是木结构的房屋，带着雕花的窗框和尖尖的屋顶。六月的夜晚不冷，空气里有椴树花的香味。统桢沿着石板路往上走，行李箱的轮子在石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他在一家叫“伏尔加”的小旅馆住下。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油渍渍的背心，见来了个东方人，上下打量了好几眼。
“中国人？”
“是。”
“住几天？”
“还不确定。先住三天。”
老板收了钱，递给他一把铁钥匙。“二楼，左转第一间。厕所在走廊尽头。热水要另外付钱。”
房间很小，一张铁架床，一张木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已经看不出颜色的风景画。窗户对着后院，可以看见一堆劈柴和一只拴着的山羊。统桢把行李箱放下，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床垫是草垫子，硬邦邦的，比彼得堡公寓的床还硬。
他打开窗，让夜风吹进来。山羊在楼下咩咩叫了两声。远处传来伏尔加河上轮船的汽笛声，低沉而悠长。
明天，他去找乌里扬诺夫一家。
第二天是六月一，星期一。
统桢一早起来，用冷水洗了脸，换了件净衬衫。他在旅馆楼下的餐厅吃了一盘荞麦粥和一个煮鸡蛋，然后出门。
莫斯科大街是辛比尔斯克的主街，从山顶一直通到伏尔加河边。路面铺着鹅卵石，两旁是两层的石砌建筑，有商店、银行、药房、咖啡馆，比彼得堡的涅瓦大街寒酸得多，但也整洁得多。街上行人不多，马车慢悠悠地走过，车夫打着哈欠。
国民教育总监的官舍在莫斯科大街中段，是一栋两层木楼，漆成淡绿色，窗框是白色的，带雕花。门前有一棵老椴树，树荫遮住了半个院子。统桢推开院门，走上台阶，敲了门。
开门的是安娜。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家常连衣裙，头发编成一条辫子搭在肩上。看见统桢，她愣了一下，然后眼睛亮了。
“朱先生！”
“安娜，你好。你父亲在吗？”
“在，在。请进！”安娜侧身让他进门，转头朝屋里喊，“爸爸！彼得堡的朱先生来了！”
屋里传来脚步声。伊利亚·乌里扬诺夫从书房走出来，戴着老花镜，手里还拿着一支笔。看见统桢，他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
“朱先生！您真的来了！”他快步走上来，握住统桢的手，“路上顺利吗？”
“顺利。火车走了一天一夜。”
“快请坐。安娜，去沏茶。玛丽亚！”他朝里屋喊，“彼得堡的朱先生来了！”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从厨房走出来，围裙还没解。她看见统桢，微微点头，露出温和的笑容。“朱先生，欢迎您。”
“打扰了。”统桢欠身。
“哪里的话。伊利亚回来以后一直念叨您，说在彼得堡遇到了一位了不起的中国青年。”玛丽亚说，“您先坐，我去准备午饭。”
统桢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这是一间典型的俄国外省知识分子家庭的客厅：墙上挂着普希金和果戈理的肖像，书架上摆满了书，窗台上养着几盆天竺葵，角落里立着一架旧钢琴。茶几上摊着几本教育杂志和一份《辛比尔斯克省报》。
伊利亚在他对面坐下，摘下老花镜，用一块绒布擦着镜片。“朱先生，您在彼得堡的事办完了？”
“暂时告一段落。我想来乡下看看。”统桢说，“我在彼得堡看了工厂，还没看过农村。俄国主要是农业国，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俄国。”
伊利亚点点头。“您说得对。彼得堡是俄国的橱窗，辛比尔斯克才是俄国的真实面目。您想看什么？”
“什么都想看。农民的村子，他们的地，他们怎么种庄稼，怎么过子。还有您建的学校。”
“学校好办，我明天就可以带您去看。村子……”伊利亚沉吟了一下，“有些村子对外来人很警惕。您又是外国人。不过没关系，我带您去，就说您是来考察教育的中国学者。”
安娜端了茶进来。茶炊是铜的，擦得锃亮。她给统桢倒了一杯，又往里面加了一匙果酱——这是俄式喝法。
“谢谢。”
安娜微微一笑，退到一边。但这次她没有走开，而是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
“朱先生，”她说，“彼得堡有什么新闻吗？”
“新闻？”统桢想了想，“大学里还是老样子。学生不满，教授沉默，警察在走廊里巡逻。”
安娜叹了口气。“辛比尔斯克也差不多。爸爸管的学校里，连教唱歌都被上面怀疑是传播自由思想。”
伊利亚苦笑：“上面发过公文，说音乐课教唱民歌要注意歌词内容。有些民歌里有‘自由’‘意志’这类字眼，一律不准教。我把那份公文塞进抽屉里，假装没看见。”
统桢问：“如果有人告发呢？”
“目前还没有。”伊利亚说，“辛比尔斯克天高皇帝远，上面的人不会亲自来查。只要下面的人不告，就能混过去。”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门被推开，萨沙和沃洛佳冲了进来。两人都满头是汗，衣服上沾着草叶和泥土。萨沙手里拿着一木棍，沃洛佳手里抓着一只蚂蚱。
“爸爸，我们抓了——”萨沙说到一半，看见了统桢，愣住了。
沃洛佳也看见了统桢。他手里的蚂蚱趁机一蹬腿，跳走了。
“你们的客人。”伊利亚笑着说，“还记得彼得堡的朱先生吗？”
“记得。”萨沙把木棍靠在门边，走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伸出手，“您好，朱先生。”
统桢握住他的手。“你好，萨沙。长高了。”
“是吗？我自己没觉得。”
沃洛佳也走过来。他比两个月前似乎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宽额头、褐色眼睛的男孩，看人的时候眼神专注而审视。
“您好。”他说。
“你好，沃洛佳。你的蚂蚱跑了。”
沃洛佳回头看了一眼门口，蚂蚱已经不见了。他没有追，只是说：“还会抓到别的。”
他在统桢对面的小凳子上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姿态端正得像上课。
“朱先生，”他说，“上次您说，您来俄国是想了解这里的工人和农民。您了解得怎么样了？”
统桢有些意外。一个八岁的孩子，竟然还记得两个月前的话。
“刚刚开始。”他说，“在彼得堡，我去了一家大工厂，和工人们聊了聊。现在我来辛比尔斯克，想看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
“工人是什么样的？”沃洛佳问。
统桢想了想，尽量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他们每天天没亮就进工厂，天黑了才出来。在工厂里活，一天十几个小时。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木板棚子。受了伤没有人管，生了病只能扛着。孩子十岁就进厂当学徒，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沃洛佳听得很认真。他皱起眉头，问：“为什么他们不换一个工作？”
“换到哪里都一样。所有的工厂都是这样。”
“那为什么不回乡下种地？”
“他们就是从乡下出来的。乡下更穷，养不活人。”
沃洛佳沉默了。他的眉头皱得更紧，显然在努力消化这些信息。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那谁能帮他们？”
“你觉得呢？”
沃洛佳想了很久。萨沙在一旁嘴：“需要法律。法律应该规定工人的工时和工资，禁止使用童工——”
“法律是谁定的？”沃洛佳打断哥哥。
“沙皇和政府。”
“沙皇和政府为什么不定这样的法律？”
萨沙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沃洛佳转向统桢，目光直视：“沙皇和政府，是不是不想帮工人？”
客厅里安静下来。伊利亚端着茶杯的手停在了半空。安娜紧张地看着弟弟。玛丽亚从厨房门口探出头来，显然也听到了这句话。
统桢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这个八岁男孩的眼睛，那双褐色的眼睛清澈、专注，里面有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认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终于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沙皇是人民之父，他心里装着所有臣民的福祉，只是被身边的大臣蒙蔽了。有人认为，沙皇和大臣、贵族、工厂主是一体的，他们共同统治着工人和农民。”
“您认为是哪一种？”沃洛佳问。
统桢沉默了一瞬。在俄国的土地上，在一个国民教育官员的家里，对着一个八岁的孩子，他不能把话说得太直白。但这个孩子的眼睛让他不想说谎。
“我在学习，在观察。”他说，“我想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了，再下结论。”
沃洛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似乎接受了这个答案。
午饭准备好了。玛丽亚做了一大锅红菜汤，配上黑面包和酸油。还有一盘腌黄瓜和一碟切好的香肠。统桢被安排在伊利亚旁边，沃洛佳坐在他对面。吃饭的时候，男孩没有再问那些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安静地喝着汤。但他的眼睛时不时抬起来，看一眼统桢，然后又低下去。
统桢感到，这个孩子在看自己。不是随便看看，是在观察、在判断、在思考。
下午，伊利亚带统桢参观了他的书房。书房不大，四壁都是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书架上塞满了书——教育学、历史、地理、文学、自然科学，俄文的、法文的、德文的都有。桌上摊着一份手稿，是伊利亚正在编写的《辛比尔斯克省乡村小学教材纲要》。
“这是您编的？”统桢拿起几页翻了翻。内容涵盖识字、算术、自然常识、俄国历史、地理。用词浅显，配了图。
“是我和几位同事一起编的。”伊利亚说，“市面上没有适合乡村小学的教材。贵族学校用的那种，农民孩子本看不懂。我们只能自己编。教育部不拨经费，印刷费是我自己出的。”
“印了多少？”
“第一批印了五百册。分到全省的乡村小学，一所学校分不到几本。”
统桢看着手稿上工整的字迹和仔细绘制的图，想象这个中年人在油灯下一笔一笔写教材的样子。
“乌里扬诺夫先生，”他说，“您做的事，比我见过的许多革命者都更有意义。”
伊利亚摇摇头。“革命者想要推倒旧世界，建造新世界。我只是在旧世界的墙上凿几个洞，让一点光透进来。”
“凿洞的人，也是革命者。”
伊利亚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傍晚，统桢告别了乌里扬诺夫一家。伊利亚送他到院门口，说：“明天我带您去看学校。后天，如果您愿意，我们去乡下的村子。”
“麻烦您了。”
“不麻烦。辛比尔斯克难得有您这样的客人。”
统桢沿着莫斯科大街往回走。夕阳把伏尔加河照成一片金色，河上的轮船拖着长长的烟带。街边的椴树开着花，香气浓得有些发腻。
他走了几步，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沃洛佳。
男孩追了上来，微微喘着气。
“朱先生。”他说。
“怎么了？”
沃洛佳站在他面前，仰头看着他。夕阳照在他宽宽的额头上，眼睛在光线里变成了琥珀色。
“您说的那些工人。”他说，“我想了一下午。”
“想什么？”
“您说，沙皇和大臣、贵族、工厂主可能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那他们就不会主动帮工人。工人就只能靠自己。”
统桢静静地看着他。
“但如果工人靠自己，他们首先要识字。不识字的工人，连报纸都看不懂，怎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沃洛佳说，“所以爸爸做的事，比他自己以为的更重要。”
统桢蹲下来，与男孩平视。
“沃洛佳，你今年八岁。”
“我知道。”
“八岁不应该想这些。”
“那八岁应该想什么？”男孩反问。
统桢被问住了。他看着男孩认真的面孔，忽然笑了。“你说得对。八岁也可以想这些。”
他站起来。“回去吧。你妈妈会担心的。”
沃洛佳点点头，转身往回跑。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朱先生。”
“嗯？”
“您明天还来吗？”
“来。你父亲带我去看学校。”
“我也想去。”
“你不去抓蚂蚱了？”
沃洛佳想了想。“蚂蚱可以后天抓。学校我想看。”
说完，他转身跑了。小小的身影在夕阳里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七月五，星期。伊利亚·乌里扬诺夫履行诺言，带统桢去乡下。
他们去的村子叫乌斯宾斯科耶，在辛比尔斯克以南三十俄里。伊利亚借了一辆轻便马车，自己驾车。统桢坐在他旁边，后座挤着萨沙和沃洛佳——两人都缠着父亲要跟来。
出城以后，路变得糟糕起来。不是石板路，也不是碎石路，是土路。七月的太阳把路面晒得硬邦邦的，马车走在上面，扬起一人多高的尘土。两旁的田野里，黑麦已经抽穗，绿中泛黄，风一吹像波浪一样起伏。偶尔经过一片向葵田，金黄的花瓣齐齐朝着太阳，亮得晃眼。
“今年收成怎么样？”统桢问。
伊利亚摇摇头。“不太好。春天旱了一阵，苗出得不齐。后来雨水又太多，有些地涝了。农民们估计一俄亩能打三十普特就不错了。”
三十普特，约合四百多公斤。统桢在书上看过，俄国的粮食亩产只有西欧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不是土地不好——俄国的黑土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之一——是耕作技术太落后。木犁、三圃制、没有肥料、没有水利。农民用中世纪的方法耕种，然后被地租、赎金、赋税压得喘不过气。
“这些地是谁的？”统桢指着窗外的田野。
“大部分是地主家的。农民只有一小部分，而且是最差的地。”
“1861年改革以后，不是把地分给农民了吗？”
伊利亚苦笑。“分是分了。但地主保留了最好的地——草场、林地、水源。农民分到的是边角料。而且要付赎金。赎金的计算方式……我给您举个例子。这块地一年的收成值一百卢布，赎金按年收益的六倍算，就是六百卢布。农民先付百分之二十，剩下四百八十卢布由国家垫付给地主。然后农民分四十九年还给国家，每年还本金的六厘利息。您算算，四十九年以后，农民一共还了多少钱？”
统桢心算了一下。每年六厘利息，四十九年复利……“超过一千卢布。”
“对。为了一块只值六百卢布的地，农民最终要付出一千多卢布。这不是改革，是抢劫。”
萨沙在后座嘴：“爸爸，这话你在家说过很多次了。”
“在家说可以，在外面不能乱说。”伊利亚头也不回，“你们记住。”
沃洛佳一直趴在车沿上，望着外面的田野。忽然，他指着一个方向说：“那是什么？”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统桢看见田边蹲着一个人。马车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老妇人。她蹲在麦田边上，用手一一地拔麦穗，放进身边的布袋里。她的背驼得厉害，手指像枯的树枝，每拔一都要费很大的劲。
“她在拾落穗。”伊利亚说，“收割以后，地里会落下一些麦穗。地主允许穷人去捡。但现在是七月，还没收割。她是在偷还没熟的青麦。”
马车从老妇人身边经过。她抬起头，看了一眼马车，然后低下头继续拔。那张脸上没有表情，像一张被揉皱的旧纸。
沃洛佳一直盯着那个老妇人，直到马车转了个弯，看不见了。他坐回座位，沉默着。
马车继续走。路越来越窄，两旁的麦田变成了荒地，长满了野草和矮灌木。伊利亚指着前面说：“到了。”
乌斯宾斯科耶是一个有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从远处看，它几乎和大地融为一体——灰色的木屋，灰色的茅草屋顶，灰色的栅栏，连路都是灰色的。只有教堂的洋葱顶漆成蓝色，上面画着金色的星星，在这一片灰暗中显得格外鲜艳。
马车驶进村子。路是土路，被车轮碾出深深的车辙，里面淤着发绿的污水。一群瘦鸡在路上刨食，马车过来也不知道躲，扑棱着翅膀跑开几步，又回来继续刨。一头猪拴在木桩上，躺在泥坑里，只有耳朵偶尔扇动一下赶苍蝇。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臭味——牲口粪便、污水、灶烟，还有人身上长期不洗澡的气味。统桢在英国和德国的贫民窟闻过类似的味道，但那里至少还有煤烟和机器的油味。这里只有泥土和贫穷的气味。
几个孩子从木屋后面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马车。他们光着脚，身上穿着破旧的粗布衣裳，脸上脏兮兮的。一个男孩的肚子鼓胀着，四肢却瘦得像芦柴棒——统桢在书上看过，那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征兆。
伊利亚把马车停在一间木屋前。这间屋子比其他的稍大一些，窗框上雕着简单的花纹。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农民，穿着一件净的粗布衬衫，腰间系着皮带，脚上是树皮鞋。看见伊利亚，他快步迎上来。
“乌里扬诺夫先生！您来了！”
“伊万·彼得罗维奇。”伊利亚下了马车，和那人握了握手，“我带一位客人来。这位是朱先生，从中国来的学者，想看看俄国的农村。”
伊万好奇地打量着统桢，然后鞠了一躬。“欢迎，欢迎。请进屋。”
木屋从外面看很小，进去了更小。统桢要低着头才能进门。屋子中间是一座泥砌的大炉子，炉子上铺着木板，那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炉子旁边的墙角摆着一张粗糙的木桌和两条长凳。墙上挂着圣像，圣像下面点着一盏小油灯。除此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
统桢在长凳上坐下。伊万的妻子端来了茶——不是真正的茶，是一种用草药泡的水，颜色发黄，味道发苦。统桢喝了一口，没有皱眉头。
伊万和伊利亚聊起了学校的事。乌斯宾斯科耶有一所乡村小学，是伊利亚三年前建的，只有一间教室，一个教师。统桢一边听，一边观察着屋子。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屋角堆着几个麻袋，麻袋上印着“辛比尔斯克省地方自治会”的字样。那是救济粮。
“今年的收成不好，省里发了救济粮。”伊万注意到他的目光，解释道，“每家分了两普特。”
“两普特够吃多久？”统桢问。
伊万苦笑。“省着吃，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呢？”
伊万没有回答。
统桢又问：“您种了多少地？”
“三俄亩。一俄亩是自己的，两俄亩是租地主的。”
“租子多少？”
“对半分。”
统桢沉默了。三俄亩地，一俄亩是自己的但要还赎金，两俄亩租来的要交一半收成。七月的麦田里，老妇人在偷还没熟的青麦。这就是俄国农民的生活。
萨沙和沃洛佳坐不住，跑到外面去了。统桢从窗户望出去，看见他们和村里的孩子混在一起。萨沙正在教几个男孩用木棍打架，沃洛佳蹲在地上，和一个光脚的小女孩说话。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朵野花，递给沃洛佳。沃洛佳接过来，认真地看了看，然后在自己衬衫的口袋里。
统桢收回目光。“伊万·彼得罗维奇，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
“您觉得，子为什么这么苦？”
伊万看了伊利亚一眼。伊利亚微微点头。伊万沉默了一会儿，说：“还能为什么。地太少，租子太重，税太多。”
“您觉得能改变吗？”
伊万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更久。最后他说：“我爷爷是农奴。我爹也是农奴。我本来也应该是农奴。1861年，沙皇把我们解放了。我爹跪在地上朝彼得堡的方向磕头，说沙皇是再生父母。”
他顿了顿。
“后来我们知道，解放了，地要给钱。赎金一年一年还，还到我孙子辈都还不完。我爹死的时候说，他这一辈子，从地主的农奴变成了国家的农奴。”
他看着统桢，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您问能不能改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儿子们已经不想种地了。大儿子去了辛比尔斯克，在码头扛活。二儿子也想去。他们说，种地是等死，进城是找死，但找死好歹死得慢一点。”
屋里安静下来。炉子里的木柴噼啪响了一声。
统桢在乌斯宾斯科耶待了一整天。伊利亚带他看了那所乡村小学——一间二十平米的木屋，十几张歪歪扭扭的课桌，一块用木板刷黑做成的黑板。老师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刚从辛比尔斯克的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这个“除了贫穷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住在教室后面隔出来的一个小间里，床上堆满了书。
“学生多吗？”统桢问。
年轻教师摇摇头。“注册的有二十几个，经常来上课的不到十个。农忙的时候一个都没有。家长们觉得读书没用，不如让孩子在家活。”
“你教什么？”
“识字、算术、自然常识。我还想教地理，但没有地图。”
统桢看着他年轻而疲惫的脸。这个人完全可以留在城里找一份更舒适的工作，但他来到了这里，在一间漏雨的破木屋里教农民的孩子识字。
临走时，统桢握住年轻教师的手。“你做的事很重要。”
年轻教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您是第一个对我说这句话的人。”
回程的路上，沃洛佳一直很沉默。他坐在后座，手里还拿着那朵野花，花瓣已经蔫了。萨沙叽叽喳喳地说着村里的见闻，沃洛佳没有搭腔。
快到辛比尔斯克时，沃洛佳忽然开口了。
“爸爸。”
“嗯？”
“那个老。在田边拔麦穗的那个。”
伊利亚没有回头。“怎么了？”
“她会被抓吗？”
伊利亚沉默了一会儿。“可能会。”
“抓住了会怎样？”
“挨打。或者被送到乡公所关几天。”
沃洛佳又不说话了。马车在暮色中驶过伏尔加河上的桥，河水被夕阳染成暗红色。
统桢回头看了一眼男孩。他低着头，看着手里蔫了的野花，眉头皱得很紧。那双褐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生长。
不是愤怒。是比愤怒更持久的东西。
八月中旬，统桢已经在辛比尔斯克住了两个多月。
这段时间里，他跟着伊利亚跑了十几个村子。有的村子有学校，有的没有。有的村子穷得连教堂的钟都卖了——那是村社唯一的公共财产，卖了买种子。有的村子正在闹饥荒，孩子们的眼睛大得不成比例，肚子却鼓胀着。
他把这些都记在记里。厚厚的记本已经写满了一大半。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俄文，偶尔夹杂中文批注。
八月十二，星期三。统桢在乌里扬诺夫家的客厅里给沃洛佳上国际象棋课。
这是沃洛佳自己要求的。自从六月统桢住进乌里扬诺夫家——伊利亚坚持让他从旅馆搬过来，说家里有空房间——沃洛佳就缠上了他。不是缠着玩，是缠着学。学下棋，学德语，学问各种问题。
统桢在棋盘上摆了一个残局。白棋少一个车，但位置好；黑棋子力多，但王的位置暴露。
“你来执白。想办法赢。”
沃洛佳盯着棋盘，一动不动。他的目光在每一个格子上移动，像一只鹰在巡视自己的领地。统桢观察着他。这个孩子思考的时候，整张脸都是静止的，只有眼睛在动。八岁的小孩通常坐不住，沃洛佳能坐一个小时不动。
“我走这里。”沃洛佳伸出手，移动了后。
统桢看了看。“为什么走这步？”
“威胁将死。同时保住我的马。”
“黑棋可以垫象。”
“垫象以后，我走车。”沃洛佳的手指在棋盘上快速移动，演示着后续的变化，“他只能动王。然后我的马跳到这里。将死。”
统桢沿着他手指的路线看了一遍。没错。五步以后，将死。
“很好。”他说，“你算到第五步了？”
“第七步。”沃洛佳说，“如果他不垫象，用后吃我的马，变化不一样。但最后还是将死。”
统桢重新看了一遍棋盘。两种变化，都通向将死。
“你跟谁学的？”
“跟萨沙。然后自己看书。”
“什么书？”
沃洛佳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翻旧了的《国际象棋入门》，封面已经用透明纸糊了好几层。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是一个复杂的残局，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变着推演。
“这些都是你写的？”
“嗯。”
统桢看着那些铅笔字。字迹稚嫩，但逻辑清晰。每一步变着都用箭头连接，分支处标注着“如果……则……”。这不是一个八岁孩子的思维方式，至少不是普通八岁孩子的思维方式。
“沃洛佳，你为什么喜欢下棋？”
沃洛佳想了想。“因为下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确定的。棋盘不会骗你，规则不会骗你。你走了一步，后果就摆在那里。不像……”
他没有说完。
“不像什么？”
“不像外面的事。”沃洛佳望向窗外。窗外是辛比尔斯克的街道，一个乞丐正拄着拐杖慢慢走过。“外面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受惩罚。规则是有的，但规则不总是管用。”
统桢沉默了。这个孩子两个月前问过“沙皇和政府为什么不定保护工人的法律”，现在他在思考规则为什么不管用。他的问题越来越深。
“沃洛佳，”统桢说，“你将来想做什么？”
沃洛佳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棋盘，手指轻轻摩挲着一枚棋子——是王。
“我想知道为什么。”他终于说，“为什么有人穷有人富。为什么有人活却吃不饱，有人不活却什么都有。为什么规则写在那里，却不管用。我想知道为什么。”
他把王放回棋盘，抬起头看着统桢。
“知道了为什么，才能知道怎么办。”
统桢看着他的眼睛。褐色的，清澈的，里面有一种安静的火焰。
窗外，八月的阳光照在辛比尔斯克的街道上。椴树的花已经谢了，叶子还是绿的。远处伏尔加河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
统桢忽然想起母亲说的那个梦。赤龙从西方飞来，化作火焰。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一刻想起那个梦。
九月初，辛比尔斯克开始有秋天的迹象。椴树的叶子边缘发黄，伏尔加河的水位下降，露出了大片沙洲。早晨起来，空气里有了凉意，要加一件外套了。
统桢在辛比尔斯克已经住了三个月。伊利亚劝他留下来过冬，说乡下冬天虽然难熬，但城里还好，有炉子有木柴。统桢没有决定。他给国内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在俄国一切安好，正在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状况。信寄出去要很久，回信更久。他做好了在这里过冬的准备。
九月十，星期四。伊利亚从省议会回来，脸色很不好。
“怎么了？”玛丽亚接过他的外套，问道。
伊利亚在沙发上坐下，沉默了好一会儿。统桢和孩子们都在客厅里，看着他。
“上面下了命令。”伊利亚终于说，“乡村小学的课程要增加宗教内容。每天必须有两小时的圣经课。识字和算术的时间相应减少。”
“谁的命令？”统桢问。
“教育部的通令。据说是总监本人签发的。”伊利亚摘下眼镜，用手掌揉着眼睛，“理由是‘防止自由思想在农村蔓延’。他们害怕农民识字以后读不该读的东西。”
萨沙愤愤地说：“农民连字母都认不全，能读什么不该读的东西？”
“正因为认不全，才要提前堵住口子。”伊利亚苦笑，“识字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识字以后会思考的人。”
沃洛佳一直安静地听着。这时他开口了：“爸爸，你怎么办？”
伊利亚看着他。“你说呢？”
“照旧。”沃洛佳说，“通令归通令，上课归上课。上面的人不会来辛比尔斯克一个一个教室检查。”
伊利亚和玛丽亚对视了一眼。安娜忍不住笑了。萨沙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统桢看着这个八岁的男孩。他说“照旧”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不是叛逆，不是逞英雄，是冷静地分析了现实以后得出的最优解。上面有通令，但上面鞭长莫及。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实际执行的人有实际执行的空间。这个道理，许多成年人都想不明白，他八岁就想明白了。
晚上，统桢在自己的房间里整理白天的记。有人敲门。
“请进。”
门开了一条缝，沃洛佳探进头来。
“朱先生，能进来吗？”
“进来吧。”
沃洛佳走进来，在床沿上坐下。他穿着睡衣，光着脚，头发乱糟糟的，显然是已经躺下了又起来的。
“睡不着？”
“嗯。”
统桢合上记，转过身面对他。“想什么？”
沃洛佳沉默了一会儿。“想爸爸的事。通令的事。”
“你不是说‘照旧’就行了吗？”
“那是办法。但我想的不是办法。”沃洛佳抬起头看着他，“我想的是，为什么要发这样的通令。”
统桢静静地看着他。
“爸爸做的事是好事。教农民识字，让他们懂道理。这是好事。为什么上面的人要阻止？”沃洛佳的眼睛在煤油灯的光里显得格外亮，“他们不是应该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吗？”
统桢沉默了很久。煤油灯的火苗微微跳动，在男孩脸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沃洛佳，”他终于说，“这个问题，我不能替你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的回答会影响你。你才八岁，你应该自己去寻找答案。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脑子想。”
沃洛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您是不是知道答案，但不想告诉我？”
统桢没有否认。
沃洛佳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光脚。过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
“那我问您另一个问题。”
“你说。”
“您为什么来俄国？您家里是富贵的，您自己说的。您可以舒舒服服待在家里，为什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看工厂，看农村，住破旅馆，吃黑面包？”
统桢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辛比尔斯克的夜色，远处的伏尔加河看不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空气里有一种湿润的凉意，从那个方向飘来。
“我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封我做亲王。”他慢慢地说，“我不想要。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去欧洲游学。他答应了。”
“为什么不想做亲王？”
“因为我觉得不公平。我生下来就是亲王，米哈伊尔生下来就是工人，伊万生下来就是农民。不是因为我比他们聪明，比他们努力，只是因为我投胎投得好。这不公平。”
沃洛佳认真地听着。
“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我离开家，去了英国，去了法国，去了德国，现在来了俄国。我还没找到全部的答案。但我看到了很多。工厂里的工人，农村里的农民，彼得堡的大学生，辛比尔斯克的教师。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什么。”
他转回头，看着沃洛佳。
“你问的问题，我八岁的时候也在问。现在我二十一岁了，还在问。也许一辈子都在问。”
沃洛佳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从床沿上跳下来。
“我回去睡觉了。”
走到门口，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朱先生。”
“嗯？”
“等我找到答案，我来告诉您。”
他拉开门，光着脚走过走廊，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统桢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的辛比尔斯克。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悠长。
十月十一，星期天。伊利亚带统桢去参加辛比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会议。
地方自治会是1864年改革后设立的省县两级地方机构，负责教育、医疗、道路、救济等地方事务。名义上是自治，实际上受省长严密控制。伊利亚作为国民教育总监，经常和自治会打交道。
会场在省议会大楼的会议厅，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屋子，中间摆着长桌，两边是座位。墙上挂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肖像，年轻的皇帝留着漂亮的胡须，目光威严地俯视着会场。
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几个人，大多数是地主、商人、神职人员，还有几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医生和教师。伊利亚坐在靠后的位置，统桢坐在他旁边。
今天的主要议题是乡村学校的经费。一个胖胖的地主——伊利亚介绍说叫杜尔诺沃，是省里最大的地主之一——正在发言。
“我完全支持教育。但是，”他把“但是”说得很重，“乡村学校的经费已经够多了。去年省里拨了三万卢布，今年还要增加？农民不需要那么多教育。识几个字，会算账，就够了。读太多书，反而生出非分之想。”
伊利亚站起来。“杜尔诺沃先生，辛比尔斯克省有四十万农民，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五。三万卢布分到几百所学校，每所分不到几百卢布。这几百卢布要发教师工资、买教材、修校舍。您觉得够吗？”
杜尔诺沃哼了一声。“教师工资？一个乡村教师一年三百卢布就够了。四百所学校的教师，一共十二万卢布。教育部出一部分，自治会出一部分，地方捐款出一部分，足够了。”
“三百卢布？”伊利亚的声音提高了，“杜尔诺沃先生，您付给您家厨师的年薪是五百卢布。您认为教四十个农民孩子读书写字的教师，比给您做饭的厨师还不值钱？”
会场里有人发出附和的低语声。杜尔诺沃的脸色变了。
“乌里扬诺夫先生，您这是——”
“我这是陈述事实。”伊利亚毫不退让，“乡村教师一个人要教三四十个孩子，从早到晚。他们的薪水，有些人连房租都付不起。辛比尔斯克去年走了七个教师，为什么？因为活不下去。您要是不相信，可以自己去村里看看，看看那些教师住的是什么地方，吃的是什么。”
杜尔诺沃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主席敲了敲木槌，让伊利亚注意措辞。
会议最后通过了增加教育经费的决议。但统桢注意到，增加的数额只有伊利亚提议的一半。
散会后，伊利亚和统桢走出大楼。十月的辛比尔斯克已经冷了，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割。伊利亚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沉默地走着。
“您刚才说得很好。”统桢说。
“说得好有什么用。”伊利亚苦笑，“他们只肯给一半。”
“一半也比没有强。”
“是啊。一半也比没有强。”伊利亚重复了一遍，叹了口气。“朱先生，您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不是经费不够。是那些孩子。今年我在乌斯宾斯科耶看见一个小女孩，九岁，眼睛亮得像星星。她拉着我的手问，先生，我什么时候能上学？我说快了快了。其实我知道，她们村的小学去年就关了，因为没有教师。她可能这辈子都上不了学。”
他停下脚步，看着统桢。
“我每次去乡下，回来都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着那些孩子的脸。我能做的太少了。”
统桢看着他。这个温和的中年人，在会议厅里和地主据理力争，在乡下奔波建学校，用自己的薪水买教材。他做了一切能做的，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乌里扬诺夫先生，您已经做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
伊利亚摇摇头。“我有时候想，也许那些革命者是对的。也许靠教育、靠改良，永远不够。也许真的需要……”
他没有说下去。
两人在暮色中继续走。街道两旁的窗户亮起了灯。沃洛佳大概在家做功课，安娜在帮母亲准备晚饭，萨沙在看书。统桢忽然想，这个家庭——这个普通的俄国外省知识分子家庭——正在孕育着什么。父亲教他们正直，母亲教他们坚韧，贫穷的农村和肮脏的工厂是他们成长的背景。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不知道。但他隐约觉得，这个家庭的孩子，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
十一月七，辛比尔斯克下了第一场雪。
统桢早晨推开窗户，外面全白了。屋顶、街道、光秃秃的椴树、远处的伏尔加河岸，全盖上了一层雪。雪还在下，大片大片地落下来，无声无息。空气清冷而净，没有煤烟味，只有雪的清冽。
他已经在辛比尔斯克住了五个月。这五个月里，他去了几十个村子，看了十几所学校，记满了厚厚的记本。他认识了很多人：伊利亚·乌里扬诺夫一家，乡村教师，农民，地方自治会的议员，神父，商人。他越来越觉得，俄国是一本太厚的书，五个月只翻开了第一页。
今天，他收到了国内来的信。
信是母亲陈氏写的，通过明室在伦敦的使馆转寄，走了两个多月才到他手里。信纸是熟悉的宣纸，上面是母亲工整的小楷。
“桢儿如晤：
自汝去国，已一年有余。汝父夜思念，每食必问汝之所在。吾亦时时梦见汝。昨夜又梦赤龙绕柱，醒而泣下。不知此梦何解，唯愿汝在异域平安。
汝父年事已高，体气衰。太医言需静养，然朝政繁杂，终不得歇。汝兄辅政甚勤，可稍分劳。然汝父常言，诸子之中，唯汝志不在社稷，而在苍生。每言至此，辄叹息良久。
家中诸事如常。吕宋今年风雨调顺，收成尚可。汝兄新建铁甲舰一艘，名曰‘镇海’。汝之私兵，已遣返吕宋，分归海防各营。彼等皆念汝，问汝归期。
桢儿，汝志大，然不可太苦。西洋寒冷，饮食不同，须善自珍重。家中不望汝建功立业，唯愿汝平安。
母字
光宪四十六年八月十五”
统桢把信看了三遍。看到“诸子之中，唯汝志不在社稷，而在苍生”时，眼眶一热。
他放下信，走到窗前。窗外的雪还在下，辛比尔斯克在雪中变成了一幅黑白版画。
十六岁离开家，现在二十一岁。五年了。父亲六十九岁得了他，今年已经七十四岁。母亲信中说“体气衰”，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父亲。
但他不能回去。至少现在不能。他刚刚开始了解俄国，刚刚找到一些线索。工厂里的米哈伊尔，农村里的伊万，乌里扬诺夫家的孩子们——尤其是沃洛佳。他不能就这么走。
他坐回桌前，铺开信纸，开始写回信。
“母亲大人膝下：
儿在俄国一切安好。此地已入冬，天气寒冷，然室内有炉火，衣被充足，请勿挂念。
儿在俄已半载有余。所见所闻，感触良深。此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然贫者极贫，富者极富。工人每劳作十数小时，所得仅够糊口。农民虽获解放，然土地不足，赋税繁重，困苦更甚。儿走访工厂农村，与各色人等交谈，愈觉天下不公，非一国之病，乃世之通病。
儿读书愈多，游历愈广，愈知所知甚少。马克思之书，儿已读数遍，然每读必有新悟。其言资本之剥削、阶级之斗争，如利刃剖物，切中要害。然理论终须归于实践。如何在实践中改变这不公的世道，儿仍在求索。
父亲大人春秋已高，儿不能在侧尽孝，心实不安。然儿之所以远游，正为求索改变之道。他若能有所得，归而告于父亲，使海外明室不仅为一姓之朝廷，更为万民之乐土——此儿之志也。
天寒，望父母大人善保玉体。
儿统桢叩上
同治六年十一月七”
写完后，他把信封好，准备明天去邮局寄出。
有人敲门。
“请进。”
沃洛佳推门进来。他穿着厚呢子外套，戴着毛线帽，脸冻得红扑扑的。
“朱先生，爸爸说今天带我们去伏尔加河上看冰。您去吗？”
统桢看了看窗外的大雪。“这么大的雪，去看冰？”
“爸爸说，第一场雪以后的伏尔加河最好看。”沃洛佳的眼睛亮晶晶的，“您去吧。”
统桢笑了。他把信收好，穿上大衣，跟着沃洛佳走出房间。
院子里，萨沙已经在堆雪人了。他用煤块给雪人做了眼睛，用胡萝卜做了鼻子。沃洛佳跑过去，从地上抓了一把雪，捏成球，朝萨沙扔过去。雪球打在萨沙背上，碎成粉末。萨沙大叫一声，立刻反击。兄弟俩在雪地里追逐起来，笑声在寂静的雪天里传得很远。
伊利亚站在门口，看着两个儿子，脸上带着笑。玛丽亚站在他旁边，围裙还没解，手里拿着一把锅铲。
“走吧。”伊利亚说，“趁天还没黑。”
一行人穿过辛比尔斯克的街道，沿着山坡往下走，来到伏尔加河边。
河面还没有完全封冻。靠近岸边的水面上结了一层薄冰，中间的水还在流，带着碎冰块缓缓向下游漂去。雪落在冰上，落在水上，无声无息地融化或堆积。对岸的白桦林在雪中变成了模糊的影子。天地之间只有黑白两色，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
沃洛佳站在岸边，望着河面。雪花落在他的帽子上、肩膀上，他浑然不觉。
“它在动。”他说。
“什么？”统桢问。
“河。表面结冰了，下面还在流。”
统桢顺着他目光看去。的确，透过岸边的薄冰，可以看见下面的河水还在流动。黑色的，缓慢的，但确实在动。
“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沃洛佳说，“但下面在动。”
统桢忽然觉得，这个八岁男孩说的不只是伏尔加河。
十二月，辛比尔斯克被大雪封住了。
统桢的记里，十二月的条目最多。不是因为事情多，是因为被雪困在屋里，只能读书、写字、思考。
他系统地重读了《资本论》第一卷。这一次，带着在普梯洛夫工厂和乌斯宾斯科耶农村的见闻，很多以前觉得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了。“剩余价值”不再是书上的术语——是米哈伊尔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中，被工厂主无偿占有的那部分。“原始积累”不再是历史概念——是伊万一家正在经历的，被地租、赎金、赋税一层层榨的过程。
他在记里写道：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俄国，这血还没有。”
十二月十五，乌里扬诺夫家来了一个客人。
是一个从彼得堡来的大学生，叫尼古拉·基巴利契奇，二十三四岁，身材瘦高，戴着夹鼻眼镜，说话时喜欢用手势。他是萨沙在彼得堡的朋友，回家路过辛比尔斯克，顺道来访。
晚饭后，大人们围坐在客厅的火炉边。基巴利契奇和伊利亚、统桢聊天。萨沙也坐在旁边听。
基巴利契奇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相信俄国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通过农民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阶段。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讲着“到民间去”的口号，讲着知识分子应该脱下西装、穿上农民的衣服、到农村去唤醒沉睡的人民。
统桢静静地听着。他在柏林就读过民粹主义的著作，也听过李卜克内西对民粹主义的批评。他没有急于反驳。
基巴利契奇讲完后，伊利亚问统桢：“朱先生，您怎么看？”
统桢想了想。“我去过乌斯宾斯科耶。那里的农民，最关心的是明天的面包在哪里，后天的种子从哪里来。他们不关心村社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只关心能不能活下去。”
基巴利契奇皱起眉头。“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觉悟。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去唤醒他们——”
“用什么唤醒？”统桢打断他，“用赫尔岑的文章？用《怎么办？》里拉赫美托夫的故事？农民不识字。你就算把《警钟》送到他们手里，他们也看不懂。”
“所以我们首先要普及教育——”
“教育需要时间。一代人，两代人。但农民等不了那么久。他们现在就在挨饿。”
基巴利契奇的脸色变了。他摘下夹鼻眼镜，用手帕擦着，似乎在平复情绪。“那您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做？”
“我的意思是，要从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出发。他们需要土地，需要减轻租税，需要不被地主和富农欺负。帮助他们争取这些具体的东西，比讲一百遍村社社会主义都管用。在争取这些具体利益的过程中，他们会自己认识到团结的力量，认识到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这比任何书本都更能‘唤醒’他们。”
基巴利契奇沉默了。炉火噼啪响着，火星飞起来，又熄灭。
伊利亚若有所思地看着统桢。
萨沙忽然开口了。“朱先生，您说的这些，和马克思说的是一样的吗？”
统桢转向他。“马克思说什么？”
“爸爸给我看过一本小册子。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萨沙背诵道，“不是靠几个知识分子去拯救他们。”
“对。”统桢说，“知识分子可以帮忙，但不能替代。真正的力量在工人和农民自己身上。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们自己站起来，不是代替他们站起来。”
基巴利契奇重新戴上眼镜，看着统桢。“朱先生，您是一个奇怪的人。您说话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您做的事——教工人识字、帮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又像一个民粹主义者。”
统桢笑了笑。“也许，好的东西不应该分门派。”
夜深了，基巴利契奇告辞。临走时，他握住统桢的手。“朱先生，我和您意见不同。但我尊重您。您是真的在做事的人。”
统桢送他到门口。雪还在下，街道上积了厚厚一层。基巴利契奇裹紧大衣，消失在雪夜里。
统桢关上门，回到客厅。沃洛佳还没睡，坐在火炉边的小凳子上，膝盖上摊着一本书。是《怎么办？》，基巴利契奇带来的。
“你能看懂？”统桢在他旁边坐下。
“不太懂。”沃洛佳诚实地说，“但有一段我看懂了。”
“哪一段？”
沃洛佳翻到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统桢凑过去看。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有了他们，所有人的生活才能欣欣向荣；没有他们，生活就会窒息、枯萎。他们的人数很少，但他们使所有人能够呼吸；没有他们，人们就会窒息而死。正直善良的人比比皆是，但这样的人却寥若晨星。然而他们就在人群中，就像茶里的茶碱，醇酒中的芳香；他们就是优秀人物的力量与精华；他们是原动力的原动力；他们是大地之盐。”
沃洛佳抬起头。“‘大地之盐’。什么意思？”
统桢想了想。“圣经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能防腐，能让食物有味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是，那些真正为人类而奋斗的人，虽然很少，但他们是这个世界保持生机的原因。”
沃洛佳看着那段话，嘴唇微微翕动，似乎在默念。
他合上书。“朱先生。”
“嗯？”
“我想成为那样的人。”
炉火映在他褐色的眼睛里。八岁的男孩，在大雪的冬夜，对着一本他还不太懂的书，说出了一个誓言。
统桢没有说“你还小”。没有说“长大再说”。他伸出手，按了按沃洛佳的肩膀。
“那就去成为。”
窗外雪静静地下着。伏尔加河的冰层下面，河水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