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新都桥的早晨，是被阳光叫醒的。
不是那种闹钟式的粗暴叫醒，是温柔的、一点一点渗透进来的那种。
我躺在那儿没动，侧头看后视镜里的后座——林溪还在睡，蜷成一只虾米，被子裹得紧紧的，只露出一小截头发。
副驾上，阿芳四仰八叉地躺着，嘴微微张着，呼噜声比昨晚小了，变成了那种像猫打呼的咕噜声。
两个女人，一静一动，一收一放，一个缩成团，一个摊成一张饼。
躺在同一辆车里，像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
我在心里给这辆车改了个名字：诺亚方舟。
专门收留那些在别处待不下去的人。
我轻轻打开车门，下了车。
新都桥的早晨冷得让人想骂娘。
虽然已经是七月份，但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早晚温差能把人的骨头冻酥。
我缩着脖子，从后备箱翻出煤气罐和炉子，蹲在车旁边煮水。
远处是贡嘎山的余脉，山顶的雪在晨光里泛着淡金色的光。
近处是一片草甸，几只牦牛在慢悠悠地吃草，铃铛叮叮当当地响，跟寺庙里的梵音似的。
说实话，我以前不信“风景能治愈人心”这种屁话。
我觉得那都是文青编出来骗稿费的。
但在新都桥的这个早晨，我蹲在一辆破房车旁边，闻着煤气罐漏出来的淡淡臭味。
看着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牦牛，听着铃铛声和水壶咕嘟咕嘟的响声，突然觉得——
我好像也没那么想死了。
不是说以前想死，但以前确实觉得，活着跟死了区别不大。
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周末躺尸，年复一年，跟驴拉磨似的，转了一圈又一圈，以为自己走了很远，其实一直在原地。
但现在，我蹲在新都桥的早晨里，离成都四百公里，离还有一千六百公里。
车里的油还能跑两百公里，口袋里的钱还能撑半个月——
我突然觉得，活着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的。
水开了。
我从车里拿出三个碗，倒了三碗白开水。
没有茶叶，没有咖啡，连白糖都没有，就是白开水，烫得冒烟。
“你起这么早？”
我回头，林溪站在车门口，头发乱得跟鸟窝似的，脸上还有枕头的压痕。
她穿着我的那件旧外套——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驾驶座拿的。
整个人缩在里面，像一只误入歧途的企鹅。
“睡不着。”我说，“狗的鸟叫，五点就开始吵。”
林溪蹲下来，双手捧着碗，热气扑在她脸上，睫毛上凝了一层细密的水珠。
“你在家也起这么早？”她问。
“在家？我都是被闹钟炸醒的。八点的闹钟，我能按到八点四十。
然后花五分钟刷牙洗脸穿衣服出门，早餐在单位食堂吃。”
“那你现在怎么起得来？”
“因为现在没人我起床。”我喝了一口水，烫得龇牙咧嘴。
“我发现一个道理——人起不来床，不是因为懒，是因为那床不是他自己想睡的。
现在这破车，方向盘跑偏，水箱漏水，空调比拖拉机响，但它是我的。
每天早上醒来，我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虽然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懂我意思吗？”
林溪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噎住的话。
“你啰嗦起来比阿芳还能说。”
“……谢谢啊。”
“不客气。”
阿芳是被饿醒的。
“什么味儿？谁在煮东西？”她一头从车里钻出来，鼻子嗅着空气，跟猎犬似的。
“白开水。”我说。
“白开水有什么味儿？”
“高原的白开水，比平原的好喝。”
“你放屁。”
但她还是蹲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然后表情凝固了。
“，”她说，“真的不一样。有点甜。”
“我说了吧。”
“你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你能不能少骂两句？”
“不能。骂人是我活着的唯一乐趣。”
林溪在旁边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像风吹过草地，不留痕迹，但你知道它来过。
吃完早饭——白开水配饼，奢侈一点的加了一火腿肠——阿芳说要去镇上逛逛。
“来都来了，不逛逛不是白来了吗？”
“你昨天不是高反了吗？今天就活蹦乱跳了？”
“废话，老娘身体素质好。昨晚睡一觉就缓过来了。”
我看了看林溪：“你去吗？”
她想了想，点了点头。
新都桥的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藏式民居，石头砌的，窗户上有彩色的雕花。
街上人不多，偶尔有几个骑行的从身边经过，穿得花花绿绿，弯着腰，蹬着踏板，像一群迁徙的彩色蚂蚁。
阿芳走在最前面，像个侦察兵一样东张西望。
“那儿有卖牦牛肉的！走走走！”
她拉着我们冲进一家小店。
店里摆满了各种特产：牦牛肉、青稞酒、藏香、转经筒、唐卡。
一个藏族大妈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捻着佛珠，嘴里念念有词。
“牛肉多少钱一斤？”阿芳问。
“一百二。”
“一百二？便宜点呗？”
“一百。”
“八十！”
“九十。”
“成交！”
阿芳掏钱买了三斤，当场撕开一包，塞了一块进嘴里，嚼了两下，眼睛亮了。
“好吃！你们尝尝！”
她把袋子递给我，我拿了一块。
牦牛肉跟普通牛肉不一样，更硬，更韧，嚼起来费牙，但越嚼越香，有一股高原特有的野味。
“怎么样？”阿芳问。
“还行。”
“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
“好吃。”
“这还差不多。”
林溪没说话，但也拿了一块，小口小口地嚼着。
“好吃吗？”我问。
“嗯。”
一个字。但她说“嗯”的时候，眼睛弯了一下。
逛完镇子，阿芳说要去爬山。
“爬什么山？这儿海拔都三千多了，你往上爬不怕高反？”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我今天好了。”
“你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怎么着吧？”
我看了看林溪。她看着远处的一座小山丘，上面挂着五彩的经幡，风把经幡吹得猎猎作响。
“想去？”我问。
她点了点头。
“那就去。”
那座小山丘不高，但在高原上走一步喘一口气。
阿芳走在最前面，步子大得跟男人似的，一边走一边唱歌，跑调跑到青藏高原去了。
“跑马溜溜的山上——”
“别唱了！”我在后面喊，“你再唱山上的狼都让你招来了！”
“我唱得有那么难听吗？”
“比难听还难听。”
阿芳回头瞪我一眼，但没停嘴，换了一首：“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林溪走在我旁边，突然轻轻说了一句：“她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个屁。她就是一疯子。”
“疯一点好。疯的人，不会把事藏在心里。”
我看了她一眼。她看着前方，表情平静，但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爬到山顶，风大了。
经幡在头顶哗啦啦地响，像无数面旗帜在风中招展。
远处的贡嘎雪山在阳光下闪着光，山顶的云像一条白色的哈达，挂在天空上。
阿芳张开双臂，对着远处的雪山喊了一嗓子：“啊——”
声音被风吹散了，散成碎片，消失在空气里。
“你在嘛？”我问。
“喊山！你没喊过吗？”
“没有。”
“你试试。喊出来，心里舒服。”
我看了看林溪，她正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鼓励的意思。
我深吸一口气，张开嘴——
没喊出来。
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
“你倒是喊啊！”阿芳说。
“我喊不出来。”
“为啥？”
“不知道。”
我知道。
因为在体制内待了十年，我已经忘了怎么大声说话了。
开会要小声，汇报要小声，提意见要小声，连笑都要小声。
十年下来，我的声带萎缩了，嗓子里长了无形的绳子，把声音捆得死死的。
“你帮他。”阿芳对林溪说。
林溪看了我一眼，走到我旁边，轻声说：“你就当周围没人。”
“周围本来就没几个人。”
“那你怎么不喊？”
“我……”
“你怕什么？”